今天，党的17届5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据说主要议题是社会的公平正义、政治体制改革，再就是老生常谈的十二五规划以及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
很多人对当前对形势看法，好比看待比基尼，都知道维系体面的东西非常脆弱，而且都希望它掉下来，即使不能得到好处，也要过过干瘾。。。
但是，它终于会掉下来吗？还是只是人们内心的期待呢？
就象任何事情一样的，它很可能不会掉下来。如果谁让他掉下来了，肯定是因为内面还有一个肚兜，否则，它怎么会让这比基尼掉不来，而不拿件T恤穿上呢？
其实回头看历史上各朝代兴衰，各组织的兴衰，乃至于家庭是否和睦，都没有什么奥妙，都是人心彻底散了。至于为何散？其实就在那些当权者看来不屑一顾的诸多民生小问题上，让当时的人民已经不相信政府了。
最让人忍无可忍，不可耐受的，通常不是上坡路上的巨石，而是鞋里面的沙子。
石子是都见到的，还可以躲一躲，沙子则是无法清除干净，时刻都直接磨着脚。“中国社会”这只鞋子里面，沙子比海滩上还多。
人心散了。。。。人心为什么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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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经济结构，核心在调整分配结构。
调整分配结构，核心在压缩资本利得。
压缩资本利得，必须增加资本利得税赋，必须妥善管理和使用国有资本。这就意味着财政改革和金融改革。
财政改革核心是税赋。资本利得税赋，包含多种税赋形式。各种投资所得均可收税。例如，金融投资、房地产投资等投资所得均可征税。各种占用资本（持有资产）行为均可征税。例如，房产税等。各种资产转移赠与均可征税。例如，遗产税、赠与税、离境税等。
金融改革核心是控制国有资本的规模和提高国有资本的使用效率。控制国有资本的规模，意味着有节制的货币发行；提高国有资本的使用效率，意味着管理商业银行实质利率和实现国有企业分红。货币超发行是向国民征收通货膨胀税；实质负利率是变相转移存款人财富；国有企业不合理分红是挪用国民财富。上述行为非但不道德，也严重扭曲了中国的分配结构。
不能压缩资本利得，甚至公然资助资本利得，必然压缩劳动所得。这种制度和政策安排，严重扭曲了社会分配，导致资源错误配置，即失去了公平正义，又损害了经济效率。
事实上，中国在制造并供养一个庞大的食利者阶层。
近二十年的改革，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极大地压缩了劳动者剩余，历史性地进行了财富的逆向转移支付。资本增殖与劳动创造价值不成比例。金融行业畸形发展。投机行为遍布各行各业。今天，劳动者的劳动不能获得应有的回报；创造价值很难赢得体面的生活；普通劳动者已经丧失了应有的社会尊重。现实变得如此的残酷：食利光荣，劳动耻辱。
食利伤国。古今中外盖莫能免。古今中外，没有一个清醒的政治家敢于制造和供养一个庞大的食利者阶层。
显然，中国现行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必须进行变革。
首先，我们必须停止变相增加劳动者税赋；我们必须终止国有资本不道德管理和使用。
其次，我们必须让二十年逆向转移支付的财富回流。
事实上，这几乎是最基本的社会主义原则。当然，这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都必须坚守的公平正义的底线。
笔者注意到最近关于政改的争论。以及与政改相关联的内外风潮。是的，每一次关于公平税赋的呼吁，必然被有心人导入政改。尽管，这与政改风马牛不相及。笔者知道，税改对于一些人而言是非常恐怖的事情。例如，核实房产税的税基，相当于查实私人财产持有状况，那将使一些见不得人的收入暴露在阳光下。所以，很多牛人一听说税改，就会立刻去搞政改。民主这东西可以嚷嚷一百年，真正落实到公平税赋还远着呢。缓兵之计，莫此为甚！我们不要政改，我们只要税改。动点真格的，好吗？
显然，食利者阶层开始恐慌了。他们惨无人道的剥夺已经激起了众怒。他们的资本特权完全有可能被收回。於是，他们祭起了政改的大旗。难道，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吗？当然不是！他们所谓的普世价值，说穿了，就是为掠夺成果提供制度保障。真聪明，让我们继续缴税，使国家机器变成他们的保安工具。
宋明两朝末期，都是弱主强臣。强臣之所以强，就在于土地兼并后他们富可敌国。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变革。王安石与张居正的变法，其实就是税改。所以，王安石和张居正的变法均遭失败。强臣们最喜欢搞学问，就有了宋明理学。那是些貌似科学的理论，全是些可以普世的价值观。其要害在于，淡化国家观念和阶级意识。普世到最后，终于亡了国。
食利者，古已有之。中国五千年重农轻商，就在于遏制食利者阶层。食利者众，必然民穷国弱。食利伤国，伤不能止，败亡将至。
中国人必须牢牢记住：消灭食利者阶级，必须依靠公平税赋。英国人进行光荣革命，没有杀掉皇帝，而是在皇权之上，建立了预算法和预算会议，英国由此而建立了日不落帝国。大多数国家一直在玩换主游戏，换完一轮又一轮，一玩就是数百年，食利者依旧是食利者，食利者们最喜欢这种轮流坐庄的游戏，老百姓始终无法逃脱当牛做马的悲惨命运。
公平税赋的精髓在于：不劳动者不得食。
其实，有些话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例如，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是的。中国人至少要坚持一些起码的社会主义原则。社会主义有一个重要原则：不允许制造和供养食利者。
注：读者们有兴趣，可以阅读笔者的旧作《苏联解体十年祭》、《共和国的希望不在街上》、《中国第一部预算案百年祭》。前苏联政改过去二十年了，前苏联解体后，所有新建立的国家都未能建立起现代意义的财政金融制度。政改真的能解决问题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不反对政改，我是惧怕再一次“城头变换大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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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让我们共同重温邓小平给后人的十个警告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1986 年）。
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1990 年）。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1987 年）。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985）
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 年）。
中国有80%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80%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1984年）。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1984 年）。
这种“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在精神生产的其他方面也有表现（1983年）。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1985年）。
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责任。……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1985 年）。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
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包括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体制的改革（1986年）。
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会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政治体制改革的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到千千万万的人，主要是涉及广大干部，不仅是我们一批老人……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1987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