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哪些期待？17届5中全会今起召开 定调“十二五”确立第3次转型


十七届五中全会今日开幕

　　看点一：十七届五中全会今日开幕 定调“十二五”规划

　　中国网10月1５日报道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10月15日至18日举行，主要议程之一是讨论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定调未来五年中国经济走向。

　　专家认为，市场关注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培育新兴产业节能减排、区域规划协调发展等三大热点，必将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时期。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将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全面协调发展的主基调。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多地兼顾保障和改善民生，“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要让每一个中国人活得幸福而有尊严”，成为中国社会经济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期发展的落脚点。

　　有专家认为，中国目前有实力富民，而解决发展中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均已成为当务之急。

　　但是，全球一体化环境下，外来的压力和挑战不断考验着中国的耐力和承接力。流动性泛滥充斥着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上扬、通胀预期增强、人民币升值压力明显……中国将如何化解风险，寻找可持续协调发展之路？

　　发展更有效率将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节能减排长效机制建立是关键点。这个五年节能减排硬约束指标如何在下一个五年得到延续，实现社会的“包容性增长”，实现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增长，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节流更要开源，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市场热捧的土壤。参与起草“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指导意见”的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齐建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十二五”期间，财政金融支持将加大对战略新兴产业的投入，包括鼓励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加快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加快相关企业上市进程；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基金，引导社会资金投向新兴产业。

　　据了解，到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占GDP的比重将提高到8%。发展主要将两大路线，一是培育大型企业集团，通过大型集团发展来带动中小企业，这一路线主要用于技术密集、规模效应高，风险大等三网融合、航空航天领域；二是培育中小企业发展来发展规模形成一个大的产业。

　　发展需要纵深。除了条条行业外，块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也将成为关注焦点。国家发改委土地开发和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告诉记者，“十二五”规划至少会涉及区域经济的两个方面，一是如何构建经济圈和经济带，二是培育新的增长极，形成新的城市群。

　　随着五中全会的召开，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号角即将吹响。

　　看点二：十七届五中全会今召开 专家称将聚焦公平正义

　　英文《中国日报》10月15日报道：本月15日到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五中全会即将在北京召开。在此次会议上，来自全国的代表将商讨“十二五”规划（2011-2015）。专家表示，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减缓社会矛盾，或将成为此次规划的亮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山鹰在接受《中国日报》的专访时说，收入分配的不公导致人民没有公平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这是社会矛盾和不稳定的源头。

　　刘山鹰还说，“包容性增长”这个概念很可能会被列入到今年的五年规划中。

　　“在经济转型时期，这或许能成为解决社会不公问题的新思路。”

　　包容性增长的概念是在2007年由亚洲发展银行的经济学家首次提出的。而胡锦涛主席最近的一次讲话，则让这个新名词一跃成为舆论热点。

　　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社会协调发展。

　　讲话发布后，外界对中国政府的未来政策开始颇多猜测，认为这暗示中国领导人正在酝酿调整发展战略。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说，包容性增长这个新概念，可以帮助中国应对一些新兴问题。这一点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然而，学者与立法者普遍认为，要将这个概念付诸实施，还需一系列配套措施，包括遏制权贵既得利益群体、加强立法和执法。

　　刘山鹰说：“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以过度的资源开发和不合理的收入分配为代价的。”

　　“现在，既得利益群体已经成为阻碍社会改革的最大障碍。”

　　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2009年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47，大大超出该系数0.4的警戒线。而在三十年前，中国的这一系数仅为0.21-0.27。

　　由此，刘山鹰警告说，收入分配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决，将会引发社会动荡。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副主任陈斯喜说，加快社会法体系建设，特别是加快审议社会救助法、住房保障法等保障公平正义的法律草案，是中国亟待解决的立法问题。

　　除社会公平这一议题外，此次五中全会还可能着力探讨如何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提高行政决策的透明度。

　　刘山鹰强调，要加强公民在这两个领域的参与度，首先需更好地落实宪法所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的权利。

　　看点三：十七届五中全会开幕 缩小贫富差距或成焦点

　　新京报讯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今起在京召开，为期四天的会议将审议未来五年中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即十二五规划，以期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缩小贫富差距、改革收入分配体制等事关民生的议题将有望成为焦点。

　　自1953年以来，中国每个五年计划与规划都规制着五年内国家发展战略、发展政策的路径轨迹。

　　胡锦涛总书记最近首次在公开场合提出“包容性增长”的新概念。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汪玉凯表示，这是中国促进实现“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最新举动，它也将是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涵之一。

　　人民日报昨日刊发的一篇评论提到，要实现包容性发展，要坚持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唐钧认为，参与和共享的发展才有意义。应该使人民群众有充分的发言权，让他们享有行使民主权利的广阔空间，以求在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之间重建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认知，使每一个个体都能融入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之中。济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俞宪忠也认为，包容性增长就是经济增长、人口发展和制度公平三者之间的有机协同，更关注民权民生，更能满足民众权利发展的制度公平诉求。

　　综合《人民日报》等媒体报道

　　专家解读

　　十二五：从“生存型”到“发展型”

　　中国发展方式面临第二次转型，专家称十二五将加重改革分量

　　十七届五中全会一个重要的议题是研究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十二五在中国改革历史中将处于什么地位？转型中的中国，有哪些问题亟须在十二五期间解决？昨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迟福林接受了本报的采访，以专家的视角，透视十二五规划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和意义。

　　新阶段从国富到民强

　　新京报：十二五规划将会如何承前启后？

　　迟福林：要突出强调的是，十二五所处的历史背景和十一五发生了明显变化，比如外部环境有三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带来外部市场的变化，二是全球气候的变化，三是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同时，国内环境也发生了变化，趋势性的变化比十一五增多了。过去30年是“生存型”阶段，十一五时期“发展型”的阶段性问题突出了。我们以经济总量为目标的增长方式，同“发展型”的阶段性特征越来越不适应。

　　新京报：如何理解？

　　迟福林：从个人消费而言，“生存型”消费明显减弱，以自身发展为主的“发展型”消费明显加大，这种基本特征会在十二五时全面凸显出来。在这个背景下，为什么内需不足，就是发展导向有问题。

　　也就是说，要由经济总量导向转向国民收入导向。第一，国民收入导向是适合现在阶段的；第二，只有这样才能释放和扩大社会总需求，社会总需求的变化才能使中国真正走上以内需为主的发展道路，逐步走向消费大国。

　　所以，内外环境的明显变化，使得十二五处在重大选择关头，处在以发展方式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的阶段。十二五这个事情选择对了，做好了，对中国后20年、后30年的国富民强将会产生重大影响。

　　更强调增长方式改革

　　新京报：“转型”是十二五的关键词，其中之一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是转变发展方式已讲了很多年。你认为十二五要怎么走这一步？

　　迟福林：转变的大趋势我想已经明确，一个是投资主导逐步转向消费主导，二是工业主导逐步转向城市主导，最后由中高碳经济转变为低碳经济。其实这不仅是趋势，现实性也很强。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涉及一系列结构性的改革，比如财税体制改革、政绩考核，以及和政绩考核相关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另外还有资源环境税的问题等。所以，经济增长方式的矛盾，是一个结构性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一方面要靠自主创新，改变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还要靠结构性改革来解决。

　　新京报：如何克服这些因体制改革而遇到的阻力？

　　迟福林：不是说十二五完成所有改革，但是我想，十二五会加重改革的分量。十二五规划中，会更强调改革对于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

　　本报记者 吴鹏

　　同题问答

　　【对话人】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梅新育 (微博)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

　　关键词：包容性增长

　　经济增长应结合社会进步

　　今年9月份，胡锦涛提到了“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在十二五中会如何体现？

　　迟福林：“包容性增长”其实是对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要求，前提是满足人的自身发展的需求；另外这种增长是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相结合的；第三，这个增长必须在利益协调中满足多数人利益。所以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出发点，就要转变现在以总量为目标的基本发展方式。包容性增长要满足多数人的利益，这就要调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梅新育：这个“包容性增长”是希望调整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尊重现实、维持大局稳定的情况下渐进改善，所以才有“包容”一词。我想，应该在国内收入分配调整、经济增长与环境协调、国际经济关系协调这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关键词：政府转型

　　政府应保有强大行动能力

　　体制的改革，势必会涉及政府的“转型”。政府转型在十二五期间的难点在哪里？

　　迟福林：政府转型现在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我们到底是实行市场主导下的政府作用，还是实行政府主导下的市场作用。另外，政府的理念转变，也是难点。

　　一个转型的政府，需要在理念上有四大转变——从经济增长向经济发展理念的转变，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转变，从做大蛋糕向分好蛋糕的转变，国有资本从盈利型向公益型的转变。但是政府转型会遇到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阻力。

　　梅新育：我想难点在于以下几条，一是如何保证政府的强大行动能力，同时又防止其遭遇滥用。后一点媒体讲得很多，前一点很多媒体忽视了。

　　（政府）不仅能够提出简洁、鲜明、有力的目标口号鼓动全社会干劲，而且能够有条不紊地组织实现目标，这一点正是中国与印度等新兴市场的关键区别。对于一个大国而言，没有强大的政府行动能力是万万不能的。

　　另一个是要如何保持政府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强大能力，同时又避免被资本收买。就总体而言，政府应该有能力在必要时强力调整利益格局。

　　关键词：农民工问题

　　十二五助推农民工市民化

　　对于农民工以及新近被关注的“穷二代”，十二五规划将如何保障他们的发展？

　　迟福林：我想，在十二五规划中，将有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一是基于目前的历史阶段，强调公平发展，如果连农民工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这是说不过去的；第二，现在农民工的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80后农民工的比例现在占了一半以上；第三，农民工实际上已经融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的一部分；最后，在长三角、珠三角，已经在未来几年做出了相应规划，这也是一种局部突破。所以，从多方面看实现有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应当作为十二五的约束性的目标。

　　梅新育：第一应该是在规范工资收入增长方面取得进展，让劳动者取得体面收入。二是保持土地制度基本框架稳定，避免农民工群体及其家庭的终极保障遭到剥夺。同时为农民工群体平稳融入城市创造更多条件。

　　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吸收了最多农民工的东部地区和大城市不可能让他们全部就地融入，这个问题要通过产业转移来化解。产业转移不仅能延长众多产业的生命周期，还能够让劳动者在家乡就能找到体面收入的就业机会。


　看点四：胡锦涛倡导“包容性增长” 或写入十二五规划

　　胡锦涛主席公开倡导、或将写入十二五规划的这个概念，如此重要，却又如此陌生——什么是“包容性增长”？


　　9月16日，对于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原副代表、首席经济学家汤敏来说，是一个心情愉悦的日子。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胡主席在正式场合提出了‘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这对解决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是非常关键的一部分。”作为最早提出此概念的参与者之一的汤敏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这一天，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出席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时，发表了题为《深化交流合作 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

　　胡锦涛强调，实现包容性增长，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社会基础，是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需要共同研究和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

　　“包容性增长”，这个在2007年由亚洲开发银行（下称“亚行”）首次提出的概念，一时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谁最早提出这个概念？

　　对于“包容性增长”一词，许多人都是第一次听说，甚至包括经济学家。胡锦涛主席的致辞公开发表后，就“包容性增长”问题，记者先后对多位经济学家进行了采访，其中有七八位均表示，是从胡锦涛主席所作的报告中第一次听到了“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之前并没有过多地了解和研究。

“‘包容性增长’这个概念，是2007年由亚行首先提出来的，但也是国际组织在10年间逐渐完善的一个概念。” 亚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庄健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之所以提出这一概念，是基于中国加入WTO以后，经济增长迅猛的事实。

　　数据显示，2002年—2007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速高达11.65%，尤其是2004、2005年这一轮增长比较明显，甚至超过10%以上，2006年、2007年更是达到了12.7%和14.2%的增长。

　　现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的汤敏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当时大家都在谈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增长过程却出现了一些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增长了，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受益，有的人受益多，有的人受益少，特别是贫困人口受益更少。”

　此外，中国GDP如果再保持在两位数以上的增长，资源、环境的压力会增大，由增长本身不均衡导致的矛盾也会增多。是否应该适当下调增长预期水平，也成为当时学者争论的焦点。

　　庄健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导致不平衡的原因，主要是由投资、出口拉动，消费的比重偏低；在产业方面，重工业劳动高，服务业比重偏低；经济和社会相比较，社会领域发展相对差一些，特别是收入分配结构、收入分配状况、城乡差距还比较大，“这种增长不利于长期的可持续、均衡的增长，所以亚行当时就做了相关研究。”

　　据汤敏介绍，在此背景下，2005年，由亚行赞助支持，亚行经济研究局和驻中国代表处联合开展了“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研究课题，同时邀请林毅夫、樊纲等国内七八位知名学者一起参与研究。

　　当时作为亚行驻中国代表处副代表、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参与了一部分组织工作。

　　与此同时，在中央政府将“构建和谐社会”定为一项基本国策的背景下，由林毅夫主编，庄巨忠、汤敏、林暾等学者编写的《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一书正式于2007年出版，该书出版的主要目的，是分析中国经济过去30年增长的特点，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和所带来的问题及挑战，探讨通过实现共享式增长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选择。

　　“这本书出了英文版。当时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我们斟酌了很久，最后是用了‘共享式增长’这个词，实际上也有人翻译成‘包容性增长’。”庄健说。

　　庄健表示，“包容性增长”这个概念其实跟这些年中国政府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是一脉相承的，也是在贯彻“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这个理念。“单纯地发展经济是不好的，而更加全面、均衡的发展，才能使得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的改善同步进行。这才是发展的目的，这样的发展才能够可持续。”

　　“包容性增长”或被写入“十二五”规划

　　从2007年亚行首提这一概念，到如今国家领导人在正式场合再次倡导，业内人士分析认为，2008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是“包容性增长”被官方采纳和认可的助推器。

　　庄健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金融危机的爆发，实际上是对当时经济失衡状况的一种强制性的改变。经过这场危机之后，大家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确实存在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对投资、出口的依赖性比较强，而中国恰恰受这种冲击比较明显。

　　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经济恢复较快。但与此同时，从经济学家到中央政府都开始思考中国经济增长如何更加可持续的问题。

　　这次重提“包容性增长”，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看来，带有一定的前瞻性含义。马晓河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对未来五年、十年、二十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应该朝着哪个方向走的一个大的判断。

　　据悉，即将于今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一项重要议程就是研究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

　　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向《中国经济周刊》大胆预言，“十二五”规划中肯定会明确提出包容性增长，今后这个概念也将越来越普及并被人们接受。“十二五规划的重点是要加强社会建设，所谓‘包容性增长’就是要注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我觉得肯定会写入的。” 邓聿文说。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强国论坛网友寄语：

　　 [[ 评评谈谈 ]：期待十七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这又是我们国家转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

　　[ 剪剪小轩 ]：新期待，新起点，新生活。

　　[无产阶级战士先锋]：在公平、公正、和谐、博爱的前提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早日实现全面小康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