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市领导公开接访活动”的前一天晚上，有很多市民在书记市长坐阵的流花展馆主会场通宵排队，他们大多背着水和干粮，用报纸、纸盒打地铺。“捱一个晚上没关系，最紧要能见到大领导、解决问题。”这些连夜候场的市民实在太想向领导们反映问题了。（据10月19日《广州日报》） 

　　权力能够俯身倾听信访市民的诉求，为那些遭遇不公的人们伸张正义，为那些蒙受冤屈的人们抚慰昭雪，这当然是值得激赏的好事。不过，这种众多市民带干粮连夜排队等待接访的情境，也昭示着当前人们的维权路径太过狭窄，而传递出难以言述的沉重与悲情。 

　　在这个各种利益博弈愈发复杂化的时代，法律显然应该充当起社会矛盾最重要的调节器。然而，现在寄望于通过法律维权来实现权利救济，在很多领域往往又是非常奢侈的事。毕竟，很多公民受囿于自己经济条件的贫弱，根本打不起官司，而当前的法律援助又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特别是，在一些涉及与强大的资本，或者与公权力博弈的问题上，公民的个体维权力量则往往显得十分单薄。更何况，当前仍然存在着一些权力或资本与司法勾结，制造种种司法不公的腐败现象。

　　在这种情境之下，很多公民要想摆脱自身合法权利遭受盘剥的命运，往往就不得不寻求更大的权力救济。于是，选择上访来为自己讨回公道，就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为此，国家也通过法律制度，明确赋予公民信访的权利。比如，《信访条例》早就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畅通信访渠道，为信访人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提供便利条件。也就是说，上访本身就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

　　这也意味着，广州领导公开大接访，本身就是权力践行法律规定的应然之举，就是权力应该履行的责任。而这样的大接访迎来市民连夜排队的“壮观场面”，无疑也就折射出种种强烈的社会尴尬。那就是，当现有的法律资源不能满足公众需求，当法律维权仍然容易遭遇种种肠硬阻，那么，在日常情况下，政府是否真的为公民提供了足够畅通的信访路径呢？如果能够保证日常信访途径的畅通，真正提高信访解决问题的效率，又怎么可能出现市民连夜排队等待接访的尴尬情态呢？

　　尽管法律赋予了公民上访，包括越级上访的权利，但一个客观的现实就是，这项权利的行使并不是那么顺畅的事。这些年曾经发生过太多令人惊悸的“拦截上访”事件，很多上访者遭遇的惨烈伤害，已经成为这个时代一种无比悲怆的表情。比如，媒体曾报道过有警察甚至冲进人大信访办，强行带走上访者，至于上访者被送进精神病院的事例，这些年更是层出不穷。最令人震惊的则是前阵子媒体报道过在北京竟然有专门为上访者设置的“黑监狱”。这一切都说明，当前公民上访在法治理念与程序实现之间，还存在着强大的断裂。

　　面对 “广州市领导公开接访活动”带来如此火爆的“市场”，恐怕谁也不应为这种权力俯拾民怨真的感到欣喜，反而会觉得在为公民提供权利救济方面，不论是法律还是信访，现在仍然存在着太多的断裂空间。如果不能迅速通过完善的制度设计，来弥合相关制度理念与程序实践之间的缺陷，法律就依旧无法真正承担起社会矛盾调节器的功能，同时，法律赋予公民的上访权利，也仍然会很大程度上只停留在纸面而无法走进生活。而这一切的代价，都必然会让公民支付太多的权利代价，让他们脸上写着更多的时代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