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们复旦文博系邀请到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先生来做讲座，龚先生是我们系聘请多年的兼职教授，平日里实实在在地为我们系的学科建设做了不少工作。这次他专程来开讲，有三个细节给我留下了要写在这里的印象：

    一个是他担心我们接送麻烦，专门从南京开车过来；另一个是他报来的名衔，全是学术性的，如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博物馆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博物馆协会建筑空间与新技术专业委员会主任、江苏省博物馆学会理事长等，至于他担当的各种行政职务譬如江苏省文物局局长等，他说与学术没有直接关系，不需要做广告；还有一个就是他列出了好几个讲座题目供我们拣选，比如大遗址保护与江苏的实践、江苏小康生活与博物馆群建设、文物博物馆审美欣赏等。我挑了最后一个题目请他讲，原因是我们国内在如何审美文物、考古、博物馆方面，几如空白，是个亟待填补和开发的学术以及面向社会公众服务的领域，何况我曾说过，如果我们连审美都不会了，那又如何能辨丑呢。

    我主持了他的讲座，并全程听下来，受益良多。边听边悟，就想到了流行于我国文物考古界以及古建保护界的一个主流理念：文物保护不能修旧如新，而要修旧如旧——我觉得这个理念存在问题，不但在学术上要商榷，在实践中也要调整。

    说起来，我考虑这个问题时来已久，去年3月在我的搜狐博客上还章草了一篇《修旧如旧是多旧》的博文。文中举例提出：北京故宫是明清两代使用过的皇宫，维缮时是修旧成明代的样式？还是修旧成清代的风格呢？我们的公众到底愿意欣赏明代皇宫，还是想看清代皇宫呢？我们能不能做到能让公众把两代皇宫都能看看呢？由此我指出，作为文物保护主流意识的修旧如旧理念，不但有辨义概念的必要，还有实际操作时绕不过去的棘手问题。

    记得我的导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大意是考古通过建筑遗迹复原古代人的生活，至少要能还原出五个与建筑有关的过程才是最理想的：建筑前的地貌、建筑时的过程、使用时的过程、废弃时的过程、废弃后的过程。按这个要求，我们上面说修旧如旧的故宫，是修成明代的，还是修成清代的？其实还只是一个浅问题。比这更棘手的是即便修成清代的，那究竟是修成建筑时的皇宫呢？还是修成使用时的皇宫呢？抑或是修成废弃后的皇宫呢？换言之，我们公众看的到底是哪个时段的紫禁城呢？再换言之，我们现在看到的故宫，其实只是民国初年废弃后成为了故宫博物院的那个故宫，最多是保存了溥仪和慈禧太后时代的那个清末的皇宫而已，包括有些摆件还是溥仪被逼离开皇宫时的原样，但这显然已经不完全是乾隆时代或者更早的顺治、康熙时代的皇宫原态了。

    可见我们究竟能复原出明代还是清代的皇宫尚不足以解决，倘若再向公众呈现康熙或者乾隆时期等历代皇帝的皇宫就是个更难的问题了。麻烦还没有解决的是，最近我们在奥运会前大修过一次的故宫，都是按照原真性的国际修复标准做的保护，雕梁的雕梁，画栋的画栋，几如原初，崭新亮相给了世人。但这究竟是故宫建筑时的样子？还是故宫使用时的样子呢？反正它不是溥仪离开故宫时的样子，即不是废弃时破败的样子了。这里面值得矫情而且不无学理的问题是，这是不是违反了修旧如旧的原则呢？因为按照这个原则，那就应该复原成溥仪离开皇宫时的原旧状态才是啊？!怎么能像现在这样修旧如新呢？

    小结：修旧如旧的理念没错，问题还是在怎么理解这个理念上；换句话说，其实修旧如新的理念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被批判得一无是处。因为如果我们把古建筑复原到它建筑时的原样，而不是废弃时的旧样时，那不修旧如新可怎么行呢？因此，修旧如旧应该坚持，修旧如新也不应貌似有理地被轻易而又简单地摒弃。我们给公众看到的故宫到底应该是什么时候的皇宫，搞文物保护的专业人员应该清醒，公众自己也应该懂得辩证地审美，这才是龚院长讲的学会如何欣赏祖国历史文化遗产之美的真谛。该修旧如旧的时候修旧，该修旧如新的时候修新，这才真正符合文物保护的原真性标准。而不是要么极端到这头，要么极端到那头，矫枉过正，还自以为道理满满，结果祸的是文物，误的是公众，坏的是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