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人合一的儒家之道
如前所述,《中庸》集中体现的中庸之道,在世界范围均有其渊源。由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理论发展到极限引发了竞争、斗争和战争,而中庸之道倡导的和睦、和谐、和平的思想正逐渐被人们重新认识和评价。在西方现代化推到极限而变成三争文明———竞争、斗争、战争之时,东方强调三和文明———和睦、和谐、和平,应当有互动互补之功。今天世界重新关注东方发现东方和谐思想,重新评价中国经典的中庸思想,是时代发展和东西方差异文化互相尊敬的必然结果。
(一)中庸的形而上学根据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中庸》开篇就出现众多的“大词”或者关键词:“天命之谓性”中的“天”与“性”、“率性之谓道”中的关键词“道”、“修道之谓教”的关键词“教”。中国哲学语言的凝练和深邃于此显示出来。“天”有自然的天,有宗教伦理的天,还有情绪化的天。这里所说的天,既带有形而下自然的含义,也带有形而上的思想、哲学、理念的含义。天命赋予人的一种人性,它就是自自然然的,这一点强调了儒家的“性本善”。“天命之谓性”,按照这种自然规律去发展自由生动的人性。“率性之谓道”(61),就是依据生命宇宙的规律,按照人性自然去延伸。不能反生命宇宙规律,反规律的人最终要受到规律的惩罚,因为规律大于个体。
“修道之谓教”,这里的“修”不是刻意去修道,“道”蓬勃于天地之间,浩然之大气也,何以可修“道”呢?修什么呢?修为自己———用外在之道改造人先天的本性,不断地去修养、提升、陶冶自己,然后和大道合二为一,跟随着大道,与大道相通、相合、相正、相荡。这就是教化,这就是教育。遵循自然,获得道行,最后得到教化和提升。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这个规律,这个宇宙间的道,还有包括人本身要遵从要相激相荡的和谐之道是一刻都不能离开的。很多人内心阴暗有一些私心杂念,离道很远,当然会受到道德的惩罚。“可离非道也”,能够离开的那个东西,就不是大道。有些人一辈子是与道无缘的。所以要回归到大道,不可离道。
这一部分主要阐释了儒家学派对道的理解,认为自然形成的禀赋叫做人性,遵循各自的人性叫做道,修明并推广这些道就叫做教化。道是片刻也不能离开的,可以离开的就不是道。
(二)中庸的自我性情修养实践
接下来,进入更为人性的或者心理的分析:“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所以,有教养的君子要谨慎。谨慎什么呢?“其所不睹”,就是在别人看不到时要注意并戒备———慎独。“恐惧乎其所不闻”,在人们听不到你的地方也一定要注意,要有一种自我戒备、恐惧。这两句话还有一种解释:要警戒那些自己看不见的东西,要恐惧那种自己听不到的事情,也能讲得通。这个世界由道、理、义在规范制约着,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启发人们,超越于人之上还有人看不见听不到的维度。归根结底,“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没有什么东西比隐讳的东西更容易被呈现出来被人看见,有些人将自己的凶悍愚蠢藏起来,以为别人看不见,其实是藏不住的,反而因为隐藏而更加显示出来。“莫见乎隐”,没有什么比所隐藏起来的那些东西更能够显现出来,有人认为很多事情很小,见小利去拿小利,那你今后可能见大利去拿大利,最后可能窃国。“莫显乎微”意思就是说,极其细微的东西,都会呈现出来,逃不过众人的眼睛。
“故君子慎其独也”,所以君子一定要谨慎恐惧自己单独的时刻不做坏事,能严于律己,防止有违道德的欲念和行为发生,从而使道义时时刻刻伴随主体之身。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庸》讲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心灵之“诚”。“诚”的对立面就是本能之“欲”。一个人的私心太多私欲太大,就会处处为了自己去贪婪争斗,就会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中庸》告诫人们,要放弃一些东西,不要做加法,而要做减法。减法就是把自己心中想得到的一切物质的、欲望的、权利名誉的东西放开去掉,(62)这样才会成为一个诚实规矩内心坦荡的人。这就叫做“修道之谓教”。《中庸》开篇论述了人的自我修养与自我反省的要点,指出有道德的君子要慎重对待自己的独处,让大家所看不到的美好品德充实起来。
《中庸》里的“慎独”则侧重于“戒慎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这里的几个“其”指代的都是“君子”,自己的个性常常藏于自己不睹不闻的地方,习惯成自然而浑然不知,但“莫见乎隐,莫显手微”,在下意识的言行之中,自我个性暴露无遗。这样一来,不是“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而是“人虽知之而己独不知”,甚至在潜意识的层面上努力将自我意识控制住,发扬善的方面抵制恶的念头。这些都要认真对待。如果说“已知”、“已觉”之“独”是指个体意识的话,那么“不知”、“不觉”之“独”就是“个体潜意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就是所谓的“不偏不倚”,也就是所谓的“中行”。“慎其身”、“慎求之于己”,“慎其独”的本意。
(三)中和的精神意义在于心怀谨慎,对他人所听不到的也心存畏惧,只有这样才能摒弃外部诱惑和私欲,使其心自然中正。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在论述了天、道、教、慎独之后,进入人的心理部分,即从天、地、人、神的物理、命理进入心理部分。喜、怒、哀、乐凡人必有,关键是有了喜怒哀乐该通过什么途径去表达呢?这个问题的解决涉及到性情本体和深层心理。“喜怒哀乐之未发”,就是说喜怒哀乐在内心还没有产生,还没发展的时候要控制到一定的度,使其安然于感情未发的状态。朱熹注:“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63)《中庸》强调的是心意,在没发的时候达到中和之度,“中”的含义就是指合度。孔颖达《中庸》疏曰:“未发之时,澹然虚静,心无所虑而当于理,故‘谓之中’。”[14]“发而皆中节”,意味着情绪可以发泄表现出来,但是要有一个度。不能够激烈冲撞,不能够尽性而为,不能够自己独乐。这种有控制的状态就是“和”,“和”就是和谐,达到和谐既不伤人又不伤己更不去伤社会。这就是中庸性情思想的核心性表述。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是一句总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大本”是根本的含义。中是天下的根本,“喜怒哀乐之未发”这就是中,不是说不发,而是形成之后找到一个合适的途径发。“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喜怒哀乐发而有节制、合度,这就是和。和是天下最通达的道路,是天下最能够团结大家共同和谐前行之通达之路。“致中和”的“致”是说应该去努力做到,做到了中与和就“天地位焉”———天和地都各得其所,乾坤朗朗,不会颠倒。“万物育焉”,万事万物按照自己本来的状态蓬勃发展欣欣向荣,此可谓“生生之谓易”。(64)
《中庸》这一部分点明了“中和”的功效和极致,认为“中”是天下的本原,“和”是天下的普遍规律,只有做到“中和”才能使天地安处其位、万物生生不息。
在我看来《中庸》开篇第一章在全书中有特殊地位,是后面的32章的纲领和关键,就是从天、道、教、慎独,最后谈到了致中和,努力去达到这个中和,最后整个社会才各安其位,人们安居乐业,万物蓬蓬勃勃地发展。而不是说以邻为壑,不是说自我的发展要遏制他人的发展,而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65)、“己所不欲,勿施于人”（66）。今天,这个原则已经被国际社会认可。说明中国思想在当代没有过时,仍然是人类重要的生存伦理,是社会交往国际交往中的重要准则。
《中庸》的第一章是子思立言,表明传述孔子中庸之道的意图。从第二章开始的10章内容,则是大量引用孔子言论对第一章内容进行具体阐释、申述。第二章以下多章,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基本达成共识的是:前面部分是子思将《论语》中的阙文和孔子行状、言说收集整理编于此,而后边是子思及其弟子对孔子思想加以总结、升华而成的理论。
(四)中庸之路的正与反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孔子点明了小人与君子的对比关系。孔子在许多言论中都是用君子和小人作为一种例证。做小人易,但君子很难,而做比君子更高的圣人,更是难上加难。“君子中庸”,君子采纳的方法、遵循的规律即中庸之道是不偏不倚的,不偏不倚就是坚持走正道。人生的道路有多条,人们最喜欢走的是捷径,但是捷径面临很多歧途,可能是断路、绝路、死路、末路。断路没有希望,绝路铤而走险,死路执迷不悟,末路无可挽回,所有捷径的投机取巧,都是不归路!还有一条路,尽管艰难,但对人生来说非常关键,就是“正路”。正路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对待道路的人生态度。正路就是不偏不倚之路———中庸之路———一条非常难但是唯一能成功的路。“君子中庸”,意味着君子要遵循中庸之道。反过来说,正因为遵循了中庸之道,君子才成为君子。“小人反中庸”,点明小人专门走侧峰,走偏峰,走捷径,违反了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他一意孤行地去剑走偏锋,太倚而“过”,当然会因为反中庸而受到事物发展规律的惩罚。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君子之所以能够中庸,因为君子实实在在、时时刻刻地按照中庸去做,无时无刻不处在中庸的状态。“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规律是存在的,如水100度就要开,如果把手放进去,不管谁的手都会被烫伤。而小人不按照这个规律办事,他肆无忌惮,怎么想就怎么放,去逞能冒险,无知者无畏,当他把手放进开水中,就会被规律烫了手。所以为人行事应依中庸之规守中庸之道。
《中庸》第二章阐明君子和小人对待中庸的态度是不同的,君子时刻用中庸之道约束自己,而小人则肆无忌惮,视大道为无物。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自然规律,最重要的不是外部的形式、程序、等级,最可怕的是内心不正自心不诚,那么在生活中对中庸的坚守也不可能。儒家最大的敌人不是学习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障碍,而在于去除内心的欲望恶念和肆无忌惮。人心的规律与大道的规律相生相契。正唯此,心不诚使人们离开真理大道非常远。君子不是一个高不可及的人格境界,不是一生都达不到的目标,孔子和《中庸》其实告诉我们,回到平常心就有可能走向君子。
孔子强调做君子不做小人。小人有两大缺点:第一“反中庸”,第二,肆无忌惮,就是完全不按照规律办事,把贪欲发展到极点。其实,小人离我们并不远,甚至就在我们心中。鲁迅曾说,他从一个黄包车的车夫身上,看到了自己皮袍下榨出的一个小来、每个人不是天生的君子,每个人都离小人不远。每天的“三省吾身”（67）,防止贪、欲,戒除一味求大、损人利己的贪念,这才有可能使自己远离小人,而逐渐修成君子。事实上《中庸》强调了自我修为的功能,强调在君子和小人中选择君子的精神意向。选择君子就是选择自觉,选择做事发自本心恒常坚持,主动地而非被动。因为主动是按照内心的善良的愿望自然去做,而被动做事往往是迫于外在的压力外在的律令,这样做往往事与愿违、南辕北辙。
《中庸》开篇两章非常关键,第一章讨论是大词、圣词,境界高远内容阔大———天、性、道、教、中、和、慎等。第二章内容比较具体集中,讨论君子和小人对中庸的不同态度及其不同结果。今天是一个信仰失落的时代,在西方还可以说人们信仰上帝,但如今很多人开始信仰钱包。《圣经》上有一句话:当你获得整个世界,而丧失了灵魂,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对中国人而言,由于儒家思想不是宗教信仰,它是一种日常人伦中的平常心修为,在娓娓道来的心灵对话中的自我启蒙,所以,一些人认为儒家思想的力量太弱。在我看来,一些乐于在日常生活中沉沦的人,开始在无信仰时代找到一个世俗的信仰,这个信仰就是孔方兄。但是当人们信仰钱时,人生问题多多而灾难重重。因此,回到本性,让自己的本性发出光辉,这才是中庸之道的精神指向和价值归宿。
四、中庸的精神高度与实践价值
(一)中庸境界的高度与践行难度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庸之道是极高的,中庸确实很难,之所以难就在于人失去了自己的本性,失去了自己的常态。人们宁做大事不做小事,宁做光明鲜亮的事不做那种素朴艰苦的事。这都是不以中庸精神做事。如果这种不以中庸规律做事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原则导向,那么,那些真正扎扎实实、为民请命的民族脊梁就失重。人们就学会走捷径,总是想着用最小的投入甚至不投入获得最大的利润。既然“民鲜能久矣”,那么孔子是否做到了中庸?
孔子3岁丧父,17岁丧母,家境十分贫寒。在《论语》中记录了孔子这样一句话:“吾少且贱,故多能鄙事。”（68）据文献记载,他先在鲁国贵族家里做过管理仓库的人员,后来又做过管理牲口的小官。由于小时候给富人家放过羊,很了解牲畜的习性。上任之后,孔子制定了卓有成效的管理措施。不到一年,饲养场里便牛羊成群,于是,这年的祭祀都用了最上乘的牲畜,朝野上下无不赞誉孔子,鲁昭公对此也十分赞赏。（69）
孔子的所作所为证明这样一个道理,人类有一个劣根性:违反平淡恒常。在孔子看来,具有平常心是对人最高的评价。但是,由于今天我们引进了西方的竞争观,人总是想要超越自我和别人,总是不愿意成为真正的自己,带有狭隘目的去做事就缺乏平常之心。一切纷争都基于不安于寂寞,一切的战争和斗争都源自以邻为壑的偏狭观念,一切罪恶来自想最大限度地置别人于一种贫穷落后的境地,而使自己达到一种辉煌无比的状态。这种偏狭观念导致层出不穷社会问题,甚至导致社会内部的断裂和长久的动荡不安。
而孔子则与此相反,他不怕人们说他平常。他总是去做一些低下平常之事。这个低不是一味求低,能把低做好,就能做高的;能把平常事情做好,就能做不平常的;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的,就能把社会和国家的事情做好。这一思想受到后世的推崇。三国刘备就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70）儒家思想强调从小处入手,“莫显乎微,莫见乎隐”,“隐”和“微”就是这个含义。在中国儒道释文化中,儒家强调“复性”,就是把自我本真美好的“性”重新展现出来,就是在面对自己本心时,犹如冷水浇背、陡然一惊、醍醐灌顶,把被遮蔽的那些美好展示出来,去发现自我本心;而道家是要“归真”,回归到一种真人的状态,不做假人;佛家则强调“见性”,或者说是“万法唯心”,强调本性无蔽慈悲为怀。所以,东方思想都强调本性、本真、本心,这是东方思想的精神魅力之所在。这一点,我们不要妄自菲薄———中庸之道确实很难,“民鲜久矣”,但是从小事做起,相信中庸之道会播撒普及发扬光大。
(二)过与不及的历史经验教训
《中庸》第三章引用了孔子的话赞美中庸之德,感叹人们很少能够做到中庸。这是有原因的。“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孔子说中庸之道不行实行,这一现状我是知道的,其原因是“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聪明人做得过头,不太聪明的人又达不到。“过”和“不及”这二者都离中庸甚远。“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道之不彰明,我是知道原因的:“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贤良的人做得已经“过”了,而不贤良的人又达不到。这里孔子提出两个关键的概念———“过”与“不及”,这正是两个极限,只有达到“中”才适度。
“人莫不饮食,鲜能知味也”。没有一个人不喝水不吃饭,但是很少有人更够品尝出其中的味道。为什么食而不知其味呢?为什么眠而多梦呢?这是因为我们心在别处。心本来在这儿,由于杂务缠身,很多事情使人们灵魂出窍飘飘忽忽,心不在胸中,思维不在脑中。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是以自我反问的方式提问,大道真的不能实行起来了吗?从表面看这是一种将信将疑的态度,实际上孔子认为大道能实行的,因为孔子自己就是一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这里隐含的本体问题是:如果大道真的没有,那么知识分子作为人类精英,其存在还有什么意义什么价值呢?因为,他们存在的意义就是担当道义,甚至说就是“天下为公”的仲裁者担当者,正是因为他们用自己已明白的道理去启蒙自己,传承他人,整个社会才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71）,否则天下为私,人欲横流,也就不成其为仁人志士的社会了。这里,孔子通过一种带有反问和自我疑问的方式,肯定大道是要仁人志士的努力才能够传下去,不去实践不去努力,道必然远离人和人类。
(三)行中庸之道的思想文化意义
孔子感叹中庸在天下难以实行,然而自上古的尧舜禅让开始,中庸之道便开始实行。“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朱熹对此注释道:“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小大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此知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孔子说,舜真是大智慧的圣人,他特别喜欢提问。这提问充满了玄机。但是今天,好问却被人诟病。如果今天一个人德高望重知识渊博,他好问的话就会被人耻笑,一是笑他不知为耻,二是笑他居然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懂。其实,在孔子看来,这没有什么可耻的,因为孔子自己就很好问。（72）
《吕氏春秋》、《史记》、《礼记》等多种古籍都记载了孔子问礼于老子的事。（73）生于春秋末期的老子博学多闻,曾担任周朝的守藏室之吏。当时的孔子虽远在鲁国,但醉心于周公所制的礼乐,对于老子更是抱有深深的敬意。汉代的《孔子问礼图》就呈现了孔子与老子第三次见面的场景。当时,老子在家乡讲学,孔子在陈蔡被围,在鹿邑再度问礼,老子详尽地介绍了自己的辨证哲学观点,以及对宇宙起源的基本看法,向孔子深入阐述了圣人之道、修身之道和治国之道,揭示了宇宙万物的变化规律,并尖锐地批评了现状和制度,这使孔子受到极大的精神启发和心灵震动。孔子不仅向自己敬仰的老子求教,更主张“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这种精神值得后人推崇。
孔子对舜好问的精神推崇备至,这种精神对中庸之道的实行有特殊意义。正是因为问,他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是凡事问人,我给你一个思想,你给我一个思想,我们同时拥有两个思想,因为只有思想成为可以分享的,大家来关注,事情才会成功。这是舜好问、孔子好问的一个原因。二是好问还有一个重要的精神素质,可以使自己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好问就是一种有进有退的方式,它是征求意见。好问1在前进时给自己留下了退路,在无路可走的时候仍有一条路。好问可以告诉自己,原来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惟一的方案,而可能有多个方案。
“好问而好察迩言”,“迩”就是浅与近的意思。在我看来,往往莫测高深的理论最终显出浅薄,往往浅近的语言能道出微言大义。有些哲学著作往往令人不知所云,有些宗教著作使人觉得隔得很远。而浅近的话直指人心,如“人要做事业,不要做是非”这句话很简单,人人都能懂。这句话用谐音把“事”与“是”连到一起,这就叫做“迩言”,浅近的言论,让人远离是非,远离争端,而踏踏实实做事。
孔子提出舜的三个品德,一是好问,二是喜欢去体察体会那些浅近的话,三是“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恶与善关乎道德的深层问题。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还是“以怨抱怨”。所谓“以德报怨”就是人家打了你的右脸,你就把左脸也伸过去。基督教传教士奉行这种做法。但是孔子是有中道原则的,他马上就问,那“何以报德”?既然“以德报怨”的话,那用什么来报德呢?最后孔子说了四个字———“以直报怨”（74）。“直”就是用率直、正直的态度去回答怨。比如说,这个怨来势凶猛,你当然不能用德去报它,而是“以直”,即用正直的、直率的态度去回应它。“以德报德”,只有对美好的品德,你才能用发自肺腑的好德性去感恩报答。这里的“隐恶而扬善”,为什么用隐恶,而不是用戒恶惩恶杀恶?历史上有过很多战争,如黄帝和炎帝打仗惊天动地,最后觉得杀戮太多罪孽太重,也握手言和。隐恶就是说隐而不发,不主动去揭露别人。虽然不去说,但是在内心有是非判断力。“隐恶”还隐含一层意思,意味着相信他觉悟的时候,会认识到自己的恶,而会自处解决。“隐恶而扬善”代表了东方文化的一种怀柔思想,以宽厚之心待人接物,承认人性的善良,这正是儒家仁爱精神的集中体现。儒家思想强调,善是本,恶是流。一个人只要不断地推举高扬他的善,他就会去以善抑恶。
“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两端就是两个极端,这两个极端就是过和不及,“执其两端”,在两端之间去寻找一个恰到好处的平衡点,并且对这个平衡点掌握得非常精妙,此时许多问题就会冰释。而用于其民,人民就会安居乐业。（75）如果用偏激的方法去做,受害的是老百姓,如果用过分保守、不作为的方式,受害的也是老百姓。“两害相权取其轻,两端相对取其中”。
“其斯以为舜乎”,大概这就是舜之所以为舜的原因了吧,舜之所以会成为圣人就在于他行了中庸之道。据说舜传位给夏禹时曾经说了十六字真经:“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唯精惟一,允执阙中。”（76）说的就是如何把握那种精微的度,如何把握最高的领导艺术的平衡。可以说,这正是对中庸之道的真正领悟和贯彻。
(四)作为理论和实践双重难题的中庸之道
“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人们都说“予知”,就是说自己很智慧,但是,把他驱入“罟”网之中,陷入“4.”的陷阱中而不知怎么逃避。过分的危险人都知道逃避,但遇到了网罟陷井,就不知道怎么躲避。往往在危险时,那些自认为智慧的人就离开清澈理性和中庸之道,忘记了自己本性。人都说自己智慧,选择中庸之道,但是“不能期月守也”,尽管可以一时做到中庸,却坚持不了一个月。孔子在这里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在理论上可能知道了中庸之道的重要,但在行动上却不能运用。第二,在实践上可以运用的人,可惜不能坚持。这都说明了中庸之道是很难的。
《中庸》第七章运用比兴的艺术手法,阐述了人们难以实行中庸之道的原因在于被物质的私欲所笼罩。用孔子的话,从各个角度阐释了中庸之道的度、思维方式,圣人贤人和不肖者之区别,以及一般人在理论上懂得而在实践上为何做不到,或实践上开始做了为何不能坚持下去等问题。可以说,这回应并深化了“中庸其难哉”。
中庸是很难的,但孔子对中庸之道的实行持乐观态度。中庸难在人们不想去中庸,不想去做小事,不想回到道心,不想回到本意回到常识上。但正因为难,才值得去做,值得去发扬。在孔子看来,“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人应该从小事做起,从自我做起,才可以做大事,这样才可以行远。只有这样,中庸之道才可能实行。否则中庸之道永远是难以企及之道,中庸之道永远是理论上的难题,同时更是一个实践上的难题。
孔子盛赞中庸之道是一种极高尚的美德,但中庸之道的实行难度很大,而不能实行的原因在于知者和贤者过之,而愚者和不肖者不及,指出提高对大道的自觉性是能否推动中庸之道的重要一环。最后,《中庸》以舜为例证,正是为了说明“隐恶扬善”和“执两用中”在中庸实践中的重要性。
五、中庸之难与君子之强
(一)须臾不离的中庸之道
“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颜回为人处世选择了中庸之道。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77）而真正继承他衣钵者,颜回等几人而已。（78）原因何在呢?在于颜回选择并终身实践中庸。他“得一善,则拳拳服膺”,“得一善”之善不是和恶相对的善,而是得到善端善事美好的东西,就表现出拳拳恭敬挚诚的样子。得一个开端而“拳拳服膺”,打心眼里佩服而且去遵循这善事。有些人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就忘到脑后,而颜回却牢记在心中永远不忘。
孔子认为自己一生当中都难得几次做到中庸,但却盛赞颜回对中庸之道的坚守。颜回实践中庸的一方面是“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不改其乐也。”（79）另一方面,颜回还是一个信念坚定的人,他的一个优点是沉默不语———听老师讲道,却终日不语。为什么不语?他在思考如何把老师的雄才大略应用于具体实践当中。所以,孔子是一个思想家、教育家,而颜回是一个实践家、践行家。孔子有颜回所不及的地方,而颜回也有孔子所不及的地方,可谓教学相长。
中庸之道在颜回身上的体现,一方面是“回不改其乐也”,当然孔子也不改其乐,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80）可见这乐是大快乐———充沛于心的智慧快乐和审美愉悦。另一方面是“不贰过”（81）,即不重犯同样的错误。原因就在于颜回不断地去思考、揣摩、实践。这就是中庸。中庸之道之难就在于不走极端,甚至是不专门去分辨好、坏、是、非,甚至在苦中也能感觉到乐,在乐中他能意识到危险的临近和忧郁的到来。正是因为他不分别或不刻意分别,才能够坚持中庸之道。正是因为木讷不贰过而仔细体道,而且把这个道放在心中,“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所以颜回成功了。颜回之所以能很好践行中庸之道,是因为他把中庸之道当作自己毕生追求的目标,并且不断思考不断改正错误修正方向。正唯此,孔子把颜回看作是自己唯一的同道。他评价颜回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82）这是孔子对学生的最高评价。
一般人在一个月(“期月”)之内就已经违背中庸之道,而颜回时刻不放弃,永远坚守中庸之道。很多人把规律或道当作外在的一种强迫,总是要不断地要求自己警告自己被动地接受道,但是当把这种外在的强迫性变成了一种内在的自觉性,再去实行道的时候,他就充满了本真的快乐。
《中庸》第八章是针对前一章那些不能坚持中庸之道的人而言的。以孔门高足颜回为例,说明颜回对中庸之道的坚定不移,符合孔子“吾道一以贯之”（83）的风范,同时也说明只有化外在的强迫性为内在的自觉性,才能坚守中庸完美品格。虽然孔子盛赞颜回能够实行中庸之道,但是孔子也曾经说过:“中庸其难哉”,连他自己一生也没有几次能够做到“中庸”。
(二)中庸不可能的深层原因
“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话说得似乎很绝对。这有孔子的考虑。“天下国家可均”,要把天下治理好,要让国家的每一个人各得其位各得其所,这就是平治、平安、平定而治理国家。确乎很难,只有尧、舜这样少数的伟人才能够做到。“爵禄可辞也”,人生在世,很多人是“皆为利来,皆为利往”。推辞掉官位和金钱,只有那种秉承了天下正气,坚守大道的知识分子和勇义之士才可以做到,而一般人都很难做到。“白刃可蹈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英勇就义也毫无惧色,非常难。孔子用三件很难的事情,对比映衬中庸最难———“中庸不可能也”。原因就在于中庸更为内在、持久、日常。在孔子一生中,一直把恪守中庸之道作为人生的最高准则。一个人要实现中庸之道,需要具备优秀的素质和坚毅的心志。
天下最英明的国君才可以把国家治好;天下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才可以看破功名利禄,坚守自己的德性,坚守自己理想的大道;天下最勇敢的人,像苏武、岳飞、文天祥等等这样的人,才可以不惧死亡、赴汤蹈火。（84）这三者做起来非常难。但是孔子认为“中庸不可能也”。因为均天下是一种智慧,世界上有智慧的人很多。辞爵禄是忠义,世界上不乏忠义之士。蹈白刃是勇毅、勇敢、坚毅,天下确有英雄存在。智慧者、仁义者、勇毅者难能可贵,中庸之道,不仅仅需要勇敢,需要智慧和需要忠义,更加需要坚守,更加需要执着。
孔子传达的思想是:伟大的事情、拍案而起的事情往往很容易,而在日常生活中默默无闻地坚守一种中庸尺度,却分外不易。知识分子在不达时坚守自己的道义,在达时把那种正确的道推之天下而不移。孔子不是危言耸听,不是过分夸大,而是恰到好处地说明了日常生活中的坚守、平白独处时的意志和自觉的判断力、从小事做起的可贵精神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中庸不可能也”,并不是说中庸做不到,而是说需要坚毅的精神和意志才能做到。（85）
在第九章中,孔子对中庸之道持捍卫和高扬的态度。一般人对中庸理解过于肤浅,孔子对此有感而发,将中庸推到了比赴汤蹈火、治国平天下还难的境地,其目的还是在于引起人们对实行中庸之道的高度重视。在论述了“中庸其难”之后,第十章的内容是孔子与自己的学生子路之间的对话,孔子用浅显的言语,深入阐述了“强”的道理。
(三)君子之强的精神向度与价值操守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子路问老师关于强、强大、刚强的问题。子路性格果敢直爽,为人勇武,这样一个人来问强,孔子的回答很具有分析性和引导性。孔子说,你问的是南方的那种刚强呢?还是北方呢?或者是说你自己的那种刚强呢?这说明孔子对强的问题有灵活性,而且还引进了地缘学或者是地理文化学,说明刚强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氛围当中有不同的含义。
“宽柔以教”,“宽柔”,柔顺地去教诲别人,不是声色俱厉,不是拍案而起。“不报无道”,不报复那种无道之人即恶人,这很宽容。“南方之强也”。之所以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在于南方空气湿润,地理环境良好,人的体格也不是很高大,脾气秉性也很温和,在这个氛围中形成一方人民的人格和秉性。“君子居之”,孔子把这种南方之强看成是君子所应持之强。
北方是塞北,华北平原以北,与中原南方不同,寒风凛冽,飞沙走石。北方和南方在水土、气候、地理环境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正是这些地理环境的差异使北方人和南方人有区别。北方人“衽金革”,把金和革当成席子。北方人身材高大,他们怀抱着铠甲刀枪入睡,是一群赳赳武夫,雄强至极,死而不厌。“而强者居之”。超过了君子的叫强,因为君子行中庸之道。孔子认为北方之强“衽金革,死而不厌”,还是“过分”强了一些,所以“强者居之”。强者视死如归,这就是北方的强,还不是君子所居之强。
南方之强在于用宽厚、仁义的方法去教化人,对残暴的人也不加以报复;而北方的强则在于勇毅、果敢,哪怕是金戈铁马的战场,面对强敌也能够勇往直前。但在孔子看来都不如“君子之强”。
“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和而不流,即和和气气但不流俗不低俗。真强大刚强啊。立定中道而不偏不倚,这才是真正的强。在国家有道需要人才的时候,他出来做事,但并不因为做大事而忘本,而是坚守自己过去处于陋巷时的美好情操和远大理想。这样的人真刚强。如果国家无道,满地是小人则宁死不变节,这样的人真刚强啊。
通过回答子路问强,孔子传达出自己对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的看法。当然,他欣赏君子的强,其中的关键是“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国有道不变塞,国无道至死不变”。“和而不流”是态度,不是一团和气,而要保持自己的理念。“中立”,不偏不倚,并不是强,而是有原则。《中庸》第十章说明,真正的强不在于体力,而在精神力量。精神力量的强大体现为和而不流,体现为柔中有刚,体现为中庸之道,也就是坚持自己的信念不动摇,固守自己的高远志向和操守。孔子推崇君子之强,君子之强的核心就是坚守中庸之道,即便周围环境如何变化也决不中途放弃。
(四)长行正道的中庸实践
“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按照《汉书》当为“索”,“素隐”可以叫做“索隐”。“索”和“隐”指的是人的言行和思维要通过隐怪曲折的方式表现出来,或者故作高深标新立异。“行怪”就是行为很怪诞怪僻不同于一般。后人也把他们记载下来流传下去。但是孔子说自己绝不去做这样的事情,甚至不去思考过分刁钻古怪的东西。（86）
“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那么君子呢,遵循大道而去行事,半途而废,但是很多人都有远大的理想,而且痛下决心要去坚守他的道义,可惜半途而废的人比比皆是,走到终点的人却非常的少。唐玄奘难能可贵,就在于有去有回有始有终,所以他成了万世的表率。对半途而废的情况,孔子说,“我弗能已矣”,我也不能像这样停下来呀,就是他既不赞成那些奇怪的言论和行动,也不赞成半途而废的,有好的愿望而没有好的结果的事情。
“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君子要依照中庸之道去行,遁世隐居,不为人知,但却不会后悔。“遁世”隐居有不同的解说,也有人说整个世界都不知道他,他也不悔,“人不知而不愠”（87）,这当然只有圣者才可以达到。
这表明了孔子的三个态度,一个态度是绝不做言辞上的伟大人物,而要做坚定不拔的实践者,但在行动上绝不去过分张扬夸张搞得满城风雨,让所有的人都叹为观止。行中庸之道的人是踏踏实实任劳任怨,沉默而行的君子。第二个态度是孔子也不赞成半途而废的行为,孔子认为坚持到底很重要。第三,我坚守,不为天下所知也没有关系,他认为这正是君子杰出之处。反过来说,那种大张旗鼓传播自己的名声,到处去张扬自己宣传自己做了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或者把自己打扮得很流行、很时髦、很另类,孔子认为都不合乎中庸之道。真正的中庸之道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平淡、一种优雅,甚至一种沉默寡言的形象。在这个意义上,“子不语怪、力、乱、神”,（88）那些很怪的,那些残暴的,那些混乱的,那些神乎其神的东西,他都不谈。孔子专注的事情是人间的事情,人和人之间的平等,生命当中的朴素的人我交往。真正的君子泯灭一分是非之心名利之心夸张之心以及过分作秀之心,而回归到一片平常心。不争不斗,不喜不厌,无生死之忧,不知老之将至,这才是孔子要坚守的中庸,是君子应该真正做到的。（89）
在孔子看来,坚守中庸之道也许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会被人们理解、认可和接受,甚至那些坚持中庸的人在很多的超强、超胜、超高的领域中还不能取得一席之地,但是他维系了人类的和谐发展。也许那些超强、超高、超快的也有其意义,标榜了人类达到的极限,但是孔子的哲学不强调极限,相反,在两个极限之间取其中,这是一种东方的思想、东方的智慧和东方无言之大美,需要人们放平机心去沉静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