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君子之道的广大与隐微
(一)儒家对君子的多重规定性
“君子之道费而隐”。“君子之道”是中庸之道。“费”就是广大,“隐”就是微小隐微。君子之道既广大又隐微。换言之,中庸之道有“费”和“隐”两个方面,或者说是“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这两个纲领构成了君子的极限。行中庸之道者,君子也。做一个君子很难,因为孔子或者儒家对君子有很多的规定和要求。
君子“群而不党”（90）,“不党”不是说不参加党派,这个地方的“不党”指的是不偏私,处以公心,合群而不争夺,不拉帮派;“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91）,不因为他说好听的话就提拔他,不因为这个人有了问题,他曾经说过的有真理性的话都废除掉了;“君子不器”（92）,一个器皿只有一个用途,君子具有广博的、宽阔的眼光和学识,能够处理天下的大道大事,而不仅仅做一个小方面事情;君子“不忧不惧”（93）,因为君子心中无鬼,故坦坦荡荡,无所忧也无所惧;“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94）,君子以话说得很满很多却是行动矮子甚至根本没有结果为耻;“君子固穷”（95）,君子虽然遭遇穷困,但是能够坚持自己的操守;“君子和而不同”（96）,君子求差异性的和谐相处,而不寻求臭味相投者,始终保持个体精神的独立性差异性;“君子谋道不谋食”（97）,君子坚守的是道,而不是为了自己的衣食而去操心;“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98）,君子严格要求自己,而小人却苛刻地要求别人。换句话说,要求别人做到的,君子自己先要做到,自己都没达到而要求别人达到,这不是君子所为;“君子上达,小人下达”（99）。上达于天达于道达于仁义,下达于“利”达于“勾心斗角”达于“蜗角功名”。君子上达于仁义,小人上达于财利;“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100）。君子心中无鬼,做的是大事情。小人长戚戚,总是为了自己的得失而操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01）,君子与小人的精神之高低一目了然;“君子忧道不忧贫”（102）,君子不为贫穷担忧,而是为了大道之行而思虑。
由此可知,在孔子的思想谱系当中,要成为君子何其难哉。在行动、言辞、名利关系上,在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上都高、大、远,这就叫做广大。但如果一个真理高得神龙见首不见尾,那么庶民百姓都听不懂而无法感受,虽广大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在哲学上,如果是一个空想主义者,人们就会一笑置之转身就走。仅仅谈大还不够,还要强调隐微具体之“隐”,“费而隐”,相反相成。
(二)实践君子之道的张力结构
“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这里的夫妇不是今天所说的夫妻,而是指匹夫匹妇或个体大众。不太智慧的普通百姓,他们也是可以知道中庸之道的。中庸之道并不是玄乎其玄不知所终。达到中庸之道的最高境界,即使那些了不起的尧舜禹等等圣人,也是不能完全把握。“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那些不太贤良的百姓,也是可以去感受道,去行中庸之道。在这里,孔子坚持了中庸之道的原则性,就是在最低层次上,人人皆可为之,而在最高境界上,圣人也不能完全达到和把握。
“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天地之大,大到人所不能及,但是人类还是觉得天地不是完满的,还是有所遗憾的。圣人君子说它大,大到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可以把天和地载起来。这比喻的是中庸之道,君子说这个中庸之道大,天下没有能够突破这个规律的,没有什么不在这个道之内的;要说它小,天下没有人能够分割它。中庸之道虽然小,但是天下没有一个人可以去忽略它。
“《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鸢飞戾天”,大鸟飞到九天之上。鸢和鱼在天和地之间那高迈、深不可测的空间中遨游,它们对上上下下的空间都很明白。君子的道,在老百姓的日常用度当中,这是君子之道的起源和基础,是其运用的广大区域。达到最高境界的时候,昭明着天地万物的根本道德。从这一点上看,孔子的中庸之道确实是君子应该坚守的至高至大之道。
《中庸》第十二章提出了“君子之道费而隐”的观点,定下广大而精微的尺度。这表明宇宙之大都不能出于中庸之道外。在中庸之道上,孔子列出了最高和最低纲领。对于一个人来说,最低纲领是他成为一个君子的最起码的入门渠道。设想一下,如果君子都是高不可攀,圣人都是全世界没有几个,那很多人就会说我们成不了君子,我们也不想成为君子了;我们成不了圣人,我们也不想成为圣人了,那这个天下就是芸芸小人的天下。所以孔子列出最低纲领,就是像匹夫匹妇一样的普通人通过努力也可以达到中庸之道。但并不因此而小看中庸之道,因为中庸之道是大道,它小到无极,大到无涯,它永远在我们的人、宇宙的生成的过程当中,这就是最高纲领。
(三)道不远人的人文立场
《中庸》第十二章是作者子思的言论,阐明了中庸之道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时时处处无所不在,充分印证了《中庸》开篇第一章所提出的“道不可须臾离也”的观点。第十二章以后的八章广征博引孔子言论进一步对这一观点加以说明。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庸之道不远离人世,真正的道与人紧密相关,真正的大道与人的生存、人的价值、人的发展相生相契,大道就在人世间。所以,“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也”。人们讲求的大道,如果远远离开了人世间,是不可以为道的。离开人的“道”,不是“大道”和“正道”。
“《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伐柯就是砍一个斧柄,拿着斧头去砍木柴要做成柄的样子。“则”就是样板,并不远,就在手上。抓着斧柄去砍一个斧柄,斜眼看它的样子,很多人还是觉得远。这是一个常识,人们去砍一个东西的时候,如果不精确地去划线和衡量,要做到跟手上这个柄一模一样是很困难的。“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以自己的榜样和道理去说服别人,不可能要求别人跟那个原来的样板一模一样,他只要改正了他的缺点就行。因为,既然拿了一个样板斧柄去砍,都不能做到一模一样,那你在去教训人的时候,怎么能要求别人跟你做得完全一样呢?在这个引申过程当中儒家思想的意义就出现了,即在很多问题上,不能够要求百分之百的正确和一致。
“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只要是忠诚宽恕,中庸之道已经不太远了。只要做到了忠心耿耿,又宽容地对待别人,就已经走在中庸之道上了,只是还需要更加精进而已。“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一件事情放在自己身上而不愿意接受,那么千万不要放在别人身上让别人接受。孔子认为做到忠诚宽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离中庸之道不远了。
(四)日用规范中的中庸实践要求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君子的中庸之道有四条,我自己一条都没有做好。这四条是父子、君臣、兄弟和朋友。要求子女以事父母的孝道,我没有做好;要求臣以事君的忠诚,我也没有做好;要求弟以事兄的悌道,我也没有做好;要求结交朋友应先施之,我也没有做好。这是不是说孔子的人生很失败呢?不是。其实读过《孔子传》、《论语》就会明白,孔子在这些方面做得很好。他确实是做到了这四条,但是他从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这个地方“未能也”,并不是说没有完全做到,而是说没做到至善至美。止于至善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
“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 尔!”日常生活的那种德性道德实践,日常语言的那种谨慎,还做得不够,不敢不勉力去做。做得很好的地方,也不敢大力渲染,而要谨慎谦虚。庸德和庸言不是平庸之德和平庸之言,而是日常用度当中的保持一致的言和行,有所不足就需完善,并精益求精长期坚持。“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 尔”。所言的要顾及所行的,所行的要顾及所言的,言行一致,言必信行必果。孔子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103）说得好听,做得很差不行;或者言论像一个君子,而行动却像个小人。孔子认为这些都是不合适的。“君子胡不 尔”,君子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地做人和做事呢?为什么要说得好听而做得很差呢?为什么要言过其实呢?君子应该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中庸》第十三章引用了孔子的言论,论述了中庸之道不可离的观点,孔子提出用孝、悌、忠、信四种道德治己治人,鼓励人们言行一致,这样才能成为德才兼备的君子,这是实践中庸的标准与规范。中庸之道处在人们的行为规范当中,处在人和人的关系当中,处在启蒙自己和启蒙他人的关系当中。真正的启蒙者应该是先要求自己,达到君子的德行才可以去要求他人。
中庸之道既是本体论又是方法论。中庸之道不仅成为儒家的思想准则,而且在中国思想史上成为很多哲学流派的思想方法论,因而具有中国思想经典和世界观纲领的重要地位。中庸之道贯穿在宇宙万事万物规律之中,影响了中国文化思维和人们处世行为,具有历久弥新的重要价值。历史表明,中庸不是折中调和的中间路线,而是在不偏不倚中寻求恒常之道。君子参透了运行于人世间的天地宇宙的规律,故而强调中和中道,追求不急不缓、不过不及、不骄不馁的人生至境,不仅影响东方文化,而且正在影响西方文化。
全球化时代,人们已经意识到西方过分攫取自然资源的害处,注意到过分张扬人类的竞争去肆意改造自然的弊端。西方人将目光投向东方,吸收整合了东方《中庸》思想,提出并正在完善生态文化理论。[15]强调人应顺应自然让自然“如其所是”,而不是违反自然规律去征服自然。只要人类反自然,那么大自然的报复会很快到来。所以,东方思想中讲求的“上下察也”强调要顺应自然,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在人文精神领域同样要贯穿中庸之道。中庸强调不偏不倚,不过分竞争开发,保持自然生态的和谐,保持精神生态的健康和谐。因此,中庸思想在新世纪仍然有其不可忽略全球性意义和世界性价值。
注释:
（1）朱熹《朱子语类》卷一四。
（2）徐炳昶给鲁迅的信:“惰性的形式表现不一,最普通的,第一是听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听天任命和中庸的空气不打破,我国人的思想,永远没有进步的希望。”见鲁迅《华盖集》。
（3）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4）〔汉〕孔鲋《孔从子》,扫叶山房本二卷。《孔从子·杂训》:“子思曰:然吾昔从夫子于(炎耳),遇程子于途,倾盖而语,终日而别,命子路将束锦赠焉,以其道同于君子也”。
（5）孔颖达《礼记正义》引《目录》。
（6）《礼记·中庸》。
（7）欧阳修认为:“礼乐之书散亡,而杂出于诸儒之说,独《中庸》出于子思。子思,圣人之后也,所传宜得真,而其说异于圣人。”(《欧阳修文集·问进士策》)
（8）《崔东壁遗书·洙泗考信余录》卷三。
（9）参《隋书·音乐志》引沈约之言:“《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而《子思子》一书在不少古籍中均有著录,如《隋书·经籍志》、新旧《唐书·艺文志》。
（10）梁涛《郭店楚简与<中庸>》认为,荀子《不苟》:“君子小人之反也,君子大心则敬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小人则不然,大心则慢而暴,小心则流淫而倾,知则攫盗而渐,愚则毒贼而乱,见由则兑而倨,见闭则怨而险,喜则轻而翾,忧则挫而慑,通则骄而偏,穷则弃而儑。”此段文字与今本《中庸》第二章“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精神一致,其中“君子大心则敬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显然即“君子中庸”,而“小人则不然”一段明显是对“小人反中庸,小人而无忌惮也”的发挥。
(11)《管子·君臣上》。
(12)古籍中普遍的说法是“孟子师事子思”,如刘向《列女传》:“(孟轲)旦夕勤学不息,师事子思,遂成天下名儒。”班固《汉书·艺文志》:“名轲,邹人,子思弟子。”赵歧《孟子题辞》:“孟子生有淑质,夙丧其父,幼被慈母三迁之教,长,师孔子之孙子思,治儒术之道,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应劭《风俗通义·穷通》:“孟子受业于子思。”《孔丛子》甚至杜撰出孟子拜见子思:“孟子车尚幼,请见子思。子思见之,甚悦其志,命子上(子思之子)侍坐焉,礼敬子车甚崇。”(《杂训第六》)。这些说法当然不可信。
(13)孟子重视“执中”:“汤执中立贤无方”(《孟子·离娄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孟子·尽心》。
(14)钱大昕《文集》卷三三,“与晦之论《尔雅》书”。
(15)《中庸》进入《礼记》有一个过程。《汉书·艺问志》列有“《中庸说》二篇,”颜师古注曰:“今《礼记》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礼经,盖此之流。”《四库全书提要·中庸辑略》云:“盖子思之作是书,本以阐天人之奥,汉儒以无所附丽,编之《礼记》,实于五礼无所属。故刘向谓之‘通论’,师古以为‘非本礼经也’。”
(16)《中庸章句序》
(17)《宋史·道学传·序论》说:程颢、程颐“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宋史·程颐》说:程颐“以《大学》《语》《孟》《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
(18)“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
(19)《论语·微子》说:“无可无不可”:“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20)《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一,见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11页。蔡沈《书经集传序》:“精一执中,尧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极,商汤周武相传之心法也。”见[元]董鼎《书传辑录纂注》引。
(21)(76)《尚书·大禹谟》。
(22)《尚书·盘庚中》。
(23)《尚书·立政》。
(24)《周易》有“中行”、“中道”、“得中”、“中正”、“正中”等观念,强调“时中”:“易道深矣,一言以蔽之,曰‘时中’”。[清]惠栋《易汉学·易尚时中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2页。
(25)《周礼·地官大司徒》。
(26)(50)(65)(79)(81)《论语·雍也》。
(27)(43)(44)《礼记·中庸》。
(28)(96)《论语·子路》。
(29)《庄子·达生》。
(30)《庄子·山木》。
(31)《韩非子·扬权》。
(32)《管子·宙合》。
(33)《管子·白心》。
(34)黎立武《中庸指归》。
(35)《左传》成公十三年引刘子曰:“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尧对舜说:“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论语·尧曰》)
(36)《尚书·吕刑》里说:“士制百姓于刑之中”,“故乃明于刑之中”,“惟良折狱,罔非在中。”“明启刑书相占,咸庶中正。”这里所说的“刑之中”、“在中”、“中正”,都指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标准。
(37)何晏《论语集解》。
(38)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华书局1983年10月版,
(39)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页。东汉郑玄认为:“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庸,常也。用中为常道也。”(《礼记·中庸注》)。三国魏何晏也说:“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论语·雍也注》。
(40)徐复观著《中国人性论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41)许慎《说文解字》。
(42)《论语》“中”,往往成为孔子品评人物的重要标准和自我修为的准则:“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
(45)《论语·先进第十一》:“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这表现出孔子“礼”大于“情”的节度,和坚持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的精神。
(46)《论语·雍也第六》:“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47)(49)《论语·阳货》。
(48)《礼记·仲尼燕居》篇记载了孔子与弟子们的一段对话:“子曰:‘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勇而不中礼,谓之逆’。……子贡越席而对曰:‘敢问将何以为此中者也?’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孔子重视的“中”,其内核有“礼”为标准。
(51)其实,孟子的看法与孔子相同:“故君子可欺之以方,难罔以非其道”。《孟子·万章上》
(52)《论语·公冶长》。
(53)有人推测“宰予昼寝”,是做了见不得人的事,这其实是对古人的“过度阐释”。另如梁武帝、韩愈所认为的,“昼寝”是“画寝”之误———宰予在寝室里雕梁画栋,而孔子似乎好心劝说不要太奢侈。这些说法似有望文生义妄加推测之嫌。
(54)《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厓伯牛,仲弓。政事:厓有,季路。言语:宰我,子贡。文学:子游,子夏。师也辟,参也鲁,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55)《论语·先进》。
(56)《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57)宰予又曾向老师询问五帝之德,孔子回绝说:“宰予啊,你现在还不配谈论五帝之德呀。”后来,宰予做了齐国都城临淄的大夫,《史记》载:宰予参与田常的叛乱,后被诛灭九族。
(58)《论语·阳货》。《孟子·尽心下》:“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徐干《中论·考伪》:“乡愿亦无杀人之罪也,而仲尼恶之,何也?以其乱德也。”
(59)见亚里士多德《尼可马克伦理学》。
(60)孔子按照自己的中庸之道存之于世。《论语·泰伯第八》:“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人,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61)郑玄、朱熹皆注“率,循也”,指循性而行即是道。
(62)《论语·季氏第十六》“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6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64)《周易·系辞上》。
(66)《论语·颜渊》。
(67)(87)《论语·学而》。
(68)(93)《论语·子罕》。
（69）见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70）见《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裴松之注。
（71）《礼记》。
（72）《论语·八佾第三》:“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73）《史记》有如下记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74）《论语·宪问》云:“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75）“孔子曰:‘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孟子·尽心下》)]“中道”的“中”有适宜符合之意。孟子也重视“中道”:“大匠不为拙工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孟子·尽心上》。
（77）扬雄《扬子法言》三:“游、夏大贤,犹不过得圣人之一体,七十子学有浅深,材有高下,岂得尽肖仲尼?则作“二三子”者,于义为优。二三子之肖仲尼,谓若冉牛、闵子、颜渊具体而微”。
（78）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多人,前辈如子路、冉有、子贡都忙于从政,后辈如子游、子张、子夏、曾参都从事于教学。“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史记·儒林传》)。《韩非子·显学篇》又说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颜回)之儒、孟氏(即孟轲)之儒、漆雕氏(漆雕开)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即荀况)之儒和乐正子(乐正子春)之儒。
（80）（82）（88）（100）《论语·述而》。
（83）（101）《论语·里仁》。
（84）颇能体现“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的是齐国史官的故事:崔杼杀死了齐王,齐国太史记录下“崔杼弑齐君”。崔杼杀了太史。另一太史接着勇敢地记录,崔杼再杀太史。第三个太史仍然坚持记录,崔杼再杀太史。这时匆匆进来两位太史说“崔杼弑齐君,崔杼杀记录这件事三位太史,我们再来记录。”崔杼说:“你们就不怕我杀你们吗?”太史说“杀了我们还会有其它史官来记录,史官杀不完。”真可谓“宁蹈白刃]”,绝不放弃职守和原则,这就是《中庸》张扬的“不易”“恒常”精神。
（85）“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论语·乡党》)。“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惟谨尔”。(《论语》)
（86）“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夫是之谓中事。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夫是之谓中说。事行失中谓之奸事,知说失中谓之奸道。”(《荀子·儒效》
(89)“中”的道德信念和准则一旦确立,就永不偏离,无论治世乱世、有道无道,君子都要坚守信念,保持节操,“至死不变”。孔子提倡“死守善道”,说“匹夫不可夺志。”(《论语·子罕》)曾子说:“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论语·泰伯》)孟子说:“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荀子说:“上不循于乱世之君,下不俗于乱世之民。仁之所在无贫穷,仁之所亡无富贵。”(《荀子·性恶》)《礼记·儒行》说:“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从这些话可以看出,坚持“中立不倚”，不调和,不妥协,正是儒家一贯的优良传统。
(90)(91)(95)(97）（98）（102）《论语·卫灵公》。
（92）《论语·为政》。
（94）（99）（103）《论语·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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