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论

道——中国文化自然观的逻辑起点

潘世东

    在论及原始人对宇宙自然和世界的思想认识以及思维特征时，意大利学者维科将之概括为“诗性的智慧”。“诗性的智慧”的核心集中表现在原始人的自然观上。中国，作为一个以农业立国、农业历史悠久的国度，长久以来，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丰富、深厚、灿烂的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的最大特色乃在于它对自然所持的感受、态度、情感、认识和思想是非同寻常的，亦即它对自然的倾向和观念有别于游牧文明、渔猎文明、海洋文明和近代工业文明、技术文明。这是一种认同自然、亲近自然、回归自然、与自然混为一体进而天人合一的文明，这是一种倡导自然伦理、大地道德和宇宙亲情的文明，这是一种爱人及物又爱物及人、垂爱苍生万有的文明，这也是一种来之自然、看齐自然、依则自然、推崇自然的自然至上的文明，它充满了诗情、诗意、诗性，显现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灵性，闪耀着中华文明摧糜夺目的光华，昭示着中华民族超迈不朽的智慧，因而，是一种更典型的“诗性的智慧”。

    中华文明的这种“诗性的智慧”之逻辑起点便是“道”。

一、道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演变

“何适而无道哉？”在《庄子》中庄周借盗柘之口这样向世人发问。诚然，在中国文化的视野下，宇宙万物，一切之一切都充满了道：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而对道的认识也成了中国文化的一种核心指向：儒家以仁礼为道，道家讲求真人之道，兵家讲述“安国全军之道”，法家则“因道全法”，阴阳家有阴阳之道，墨家有技艺之道，名家有名实之道……总之，放眼宇宙，一切都来源于道，一切都受制于、并顺应着道，一切都要合乎道、融入道，一切也都印证着道。因而，道不仅是宇宙万物的本源，而且也是宇宙万物之为宇宙万物的根据，不仅是中国文化的命脉根源所在，而且蕴涵着中国文化的主要精髓。由此论之，道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范畴。那么，道究竟为何物呢？具体说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具有如下涵义：第一，道为道路，引申为规律。道的初义是道路。《说文解字》：“道，所行道也。”便是道的初义。《周易·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是说阴阳的矛盾运动，便是道的规律。第二，道是万物的本体和本原。老子把具体可言说的道和恒常的道区分开来，使道具有了形上学特征。“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1]如此以来，道便成为万物的老祖宗或赖以存在的根据。第三，道为一。在道与气、物等相结合的过程中，老子“道生一”的命题得到了改造。《吕氏春秋》和《黄老帛书》撇开了加在混沌太一之上的虚无之道，还道为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的原始混沌状态，道便是一。《准南子》进一步把“道生一”改为“道始于一”，一就是无形的混沌。《准南子》认为，在“一”之前没有一个较“一”更根本的东西作为万物的根本。第四，道为无。秦汉时以道为浑沌未形的客观实体，而王弼则认为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2]无形无名的道为本，有名有形的物为末。只有穿透虚无，才能把握道的本性。第五，道为理，为太极。道学家以求道为自己的中心课题。以道为理，包含两层意思：其一，从本体意义上说，道是无声无臭的理，道与理同为形而上，与气、器形而下之物构成对应关系。其二，从伦理纲常意义上说，道就是君臣父子、夫妇之理，理是君臣父子夫妇等级关系的反映，是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等伦理道德规范。

此外，道与太极同体而异名：道体的极叫做太极，太极的流行叫做道。在程颐、朱熹的哲学逻辑结构中，道、理、太极同为最高范畴，是天地万物的根源和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道为心。心学家把程颐、朱熹的本体“道”融入主体“心”之中，认为人心即道。道为气。程颢、程颐以为一阴一阳之为道，阴阳二气是“道之实体。”道为人道。自先秦以来，便把道分为天道、地道、人道，为三才。天道是指阴阳、地道是指刚柔，从宇宙自然万物立论。人道是指仁义，从社会人际、道德伦理立论。

注释：

[1] 《老子。上篇》

[2]《王弼集校注。论语释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