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果仅存学贯中西的学者之

谏言者黄亚生

黄亚生，著名经济学家，生于1960年，1981年赴哈佛大学就读，1991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任哈佛大学副教授、世界银行顾问，现为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Sloan管理学院)终身教授。

黄亚生是家庭传统的叛逆者。他的爷爷黄负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50名党员之一，毛泽东曾说，“湖南有个蔡和森，湖北有个黄负生”。受家庭影响，黄亚生的父亲黄钢，也成为一名红色记者、曾任《人民日报》国际评论员。黄钢的共产主义信仰坚定，苏联解体那天，他心脏病发作，9月9号，毛泽东去世那天，他去世。黄亚生一点不像他的先辈，走了不同的道路，相信“资本主义”民主和自由化。父子之间的代沟，不可弥合。但是，黄亚生要去美国哈佛大学念书，父亲还是同意了——见识一下资本主义的腐朽堕落，他就会重新信仰共产主义。

黄亚生是一个刻苦的人。他在读书期间，生活费总是不够用，他曾打工赚钱，养活自己。他在图书馆、食堂打工，甚至做过校园警卫。大学毕业后，很多同学去了华尔街，生活变得日益富足。他却性格安静，酷爱学术，甘愿坐冷板凳，选择了学术研究之路。最终，他成为中美学界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美国学术界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

黄亚生推崇印度经济增长模式。2003年7月，黄亚生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印度能赶超中国吗”？开启了“龙象之争”的大辩论。最后，人们得到一些结论：中国硬件基础设施发达，公路、机场、港口比印度强；印度软件基础设施优良，法律、制度、金融体系比中国强；中国经济发展依赖外资，印度经济发展依靠国内需求。人们必须注意到，硬件基础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现在，中印GDP增速，大体相当。但是，从长期看，印度更具可持续发展潜力。这些分析，具有振聋发聩的威力，惊醒了得意洋洋的中国人。

黄亚生是一个关心、热爱中国的海外学者。官家从来都断定，批评它就是不爱它。反过来，黄亚生推崇印度，被指责为印度的“英雄”。为什么怕别人做得好呢？黄亚生说，任何一个国家搞好了，我都高兴，如果是中国搞好了，那我更高兴。现在是谁在赞扬中国呢？那些跨国公司的总裁！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希望中国维持现状。但中国一有风吹草动，他们会马上离开你。宣传印度，是为了刺激中国，给中国找一个竞争对手。中国要在竞争中胜出，就必须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向竞争对手学习，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

在《改革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中，黄亚生指出，中国大陆吸引来高额的外商直接投资，恰恰正说明了中国经济和金融制度本身存在缺陷，国内企业融资困难，自身的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在《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里，黄亚生提出：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由“草根资本主义”驱动，“傻子瓜子年广久”是时代的英雄，草根创业家崛起，人们普遍有幸福感；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是“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推崇大型国有企业，依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资本效率低下，工人大量下岗、贫富差距扩大。

黄氏一门俊秀，父亲黄钢被评为新中国“十大新闻记者”，哥哥黄晶生也留学哈佛，MBA毕业后，成为著名的投资人。他曾投资UT斯达康，为英特尔公司赚取了100%的回报；2009年，他又注资国美，有分析认为，这将带动国美转型。不过，黄晶生却十分崇拜弟弟，他说，弟弟的研究非常有意义，能够解释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很多现象，以及企业的各种行为逻辑，“我经常会在读他作品的时候，为他感到骄傲和自豪”。

      附1：黄亚生《印度能否赶超中国？》
经济发展的捷径是什么？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如是说，许多政策专家也赞同。但是与长期以来相对落后的印度的比较却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并非是走向繁荣的独木桥。实际上，靠发展本土企业的印度要比因银行资金短缺、金融市场疲软而受到重重限制的中国具有长期的相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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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黄亚生《中国经济增长的南柯一梦》
如果你问他中国的GDP增长率是多少，他会马上告诉你说，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平均增长率达到两位数，按照这个增长速度中国经济会在2035 年 (或其他某一天)超过美国。GDP中心论是经济学家们常犯的毛病，它往往使人不去做更深的研究。这一点从经济学家和分析师们大肆追捧高盛(Goldman Sachs)那赫赫有名的“金砖四国”说上便可见一斑。高盛在研究报告中预测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经济将急剧增长，而这份报告的依据比小学五年级算术高明不了多少。那些痴迷于中国GDP高增长率的人经常忽略了探讨导致这一高增长的原因，以及这种增长是否可自我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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