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教科书中的“北洋军阀”时期：军阀割据，横征暴敛，草菅人命，罔闻国计民生，不顾人民的死活，经济停滞不前。为避免不明真相者“一叶蔽目，不见泰山”，还历史之本来面目。写此文为北洋军阀正身。
在我们一般人的记忆中1914－1918年的所谓“北洋军阀”时期，正是中国大地狼烟四起民不聊生之时——所谓“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是也。然而，事实上却不是这样：辛亥革命后，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的数年（大致上是1912年—1922年）恰恰是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的时期，正是所谓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
这一时期得以快速发展的主要是轻工业中的棉纺织业和面粉业。此外，火柴、毛纺织、榨油、造纸、玻璃等轻工业，都有一定的发展。艰难发展的重工业，在这个期间，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黄金时代”新式企业的发展与洋务运动以及清末新政时期有着不同的特征。后者是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重点是发展重工业；而前者则是以私人资本为主，侧重于发展轻工业。轻工业的发展以棉纺织业和面粉业最为成功。在中国，情形却截然相反，革命后10年，在20年代初，民族资本主义就开足了马力，新一代的企业家就已经出现，他们直接与工业生产和对工资劳动大军的剥削相联系。但是这一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巨大进步，更多地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经济奇迹，而较少地受惠于一场早已被军人接管了的革命。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逻辑受制于外部的国际关系的演变。
由于受到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刺激，生产增加了。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相互配合以满足各种需要。缺乏海运能力和设备，1919年以前妨碍了现代工业的增长，但并没有影响手工业。在1915—1916年期间，华北和华中各省织布机的数量都在增加。生产是面向国内市场的。城市的作坊有所发展，商业资本主义扩展到与主要城市邻近的农村。纺织、成衣、针织、玻璃、火柴、制油各业的进展并不只限于原有生产方法的复苏。相反，这时的手工业常采用改进了的技术和来源于工业的原材料（绵纱、化工产品），表现出力图适应的能动性，这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过渡性的现代化的一个特别合适的例子。
沿海城市中现代企业的增长只是更加普遍的发展的一个方面；但毫无疑问，它是最显著的一个方面。从1912年到1920年，现代工业的增长率达到13.8％。这样迅速的增长率只是到1953年至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才再度遇到。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例子是绵纱。全国的锭数从1919年的658748增到1922年的1506634，其中63％属于中国厂主。1928年所登记的120家纱厂中，有47家是在1920年到1922年这段时间里建立的。自1917年至1922年，开办了26家面粉厂，还购进了一些原来由外商拥有的榨油厂，证明了食品工业的增长。烟草和卷烟工业也有相当大的发展。但是这一黄金时代的热情很少扩展到重工业。南方各省有色金属（特别是锑和锡）采炼的短暂繁荣，完全是由国际投机引起的，也随其消失而消逝。现代煤矿和铁矿仍然是75％至100％都掌握在外资手中。机械制造业的进步最惹人注目。上海及其附近一带是这一发展的主要受益者，这种发展也影响了天津，并在较小的程度上影响了广州和武汉。在这一繁荣中，最大的受益者是工商界。从1914至1919年，纺纱厂每支纱的利润增加了70％，而钱庄的利润增加了74％。一些最重要的公司的利润增加了20倍，有些甚至50倍。红利达到30—40％，有时甚至90％。因为企业家们并不与他们的雇员分享收益，这样高的利润就更加意义重大：实际上技工和壮工的工资在广州只上升了6.9％，在上海上升了10—20％。
再比如面粉业的发展。大战爆发后，各国忙于战争，农业减产，民用工业紧缩，军食需求大增，所以不能像战前那样把面粉源源运来中国。这样，国内市场上就出现了对国产面粉的迫切需求。更为有利的是，大战进行期间，各国还反过来向中国购买面粉。最初是俄国，其后英国、法国、菲律宾、南洋各地，甚至日本都成为我国面粉输出的对象。国内外市场的扩大，促使面粉厂迅速增加。随之，面粉行业中出现了兼并的现象，例如资力雄厚的荣宗敬、荣德生系统的面粉厂，在1914年以前还没有收买或收租其他小厂的情形，到1914年后荣氏面粉业中收买和租用其他小厂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大，到1917年竟达到40%以上。这种资本集中的趋势，也是商人“黄金时代”的重要表象。
在“黄金时代”，一些原来已有相当基础的轻工业，例如丝织业、毛织业、火柴业等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一些战前没有的或很微弱的轻小工业也因洋货入口减少，应运而生，例如针织业，过去一直为德国货所垄断，大战后德国货进口锐减，我国的针织厂才次第兴建起来，其中仅仅袜厂，1916至1922年间就开办了10家。此外，我国的民族搪瓷业、玻璃业、橡胶业等也是在此时创立起来的。民族资本的轻工业门类渐趋齐全，应当说也是“黄金时代”的一个表象。甲午一役的结果，客观上促成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迫使清政府进一步“通商惠工”，放宽了限制民间经济发展的条件，加之“瓜分豆剖”的险恶情势使商界“设厂自救”的呼声不断高涨，中国民族经济获得了初步发展。
据统计，1895—1913年间开设的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中国工矿企业达549个，设立资本共计120，288千元1。而1895年以前民族资本近代企业总共仅170家，投资额也仅879万两中华民国成立后，在“实业救国”思潮催动下，举国“共振实业”，随后一战爆发，帝国主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民族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据国外学者章长基估计，中国民族资本工业在1912—1920年，按总产值计，平均每年增长率为16。5%，按净产值计，为13。4%，而珀金斯计算出的1912—1921 年净产值的年增长率为 11。7%3。有人估算1911/1914—1920 年民族产业资本年平均增长率为10。54%4。另据统计，1912—1921年，在农商部注册的工商企业达 764 家，资本总额28，540万元，比1911年分别增加了1倍，2倍左右5。虞和平先生以棉纺织业为例，统计出1922年的纱锭数比1911年增加了3倍左右6。以上这些统计虽有差异，但都能说明在1910年代中国民族工业获得了很好发展。
还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也是中国言论最为自由知识分子最为扬眉吐气的时期。随便几个人组合到一起，一种报刊、一个志愿者的团体甚至一个政党就从此产生了。各种学说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在社会上自由地流播并进行实验，科学文化事业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地繁荣。民气非常旺盛，就连“惟利是图”的资本家，也普遍地自愿组织成商会，动不动就发通电指摘政府的举措。工人们不顾饿肚子的威胁罢工以支持学运，既表明了初生的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也得益于资本家对学运的同情和支持。
所以，我们可以说，北洋军阀政府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腐朽反动，实际上他们倒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好的政府。
历史上的今天（博文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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