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面临五大困境

　　所谓“中国模式”(或曰“中国道路”、“北京共识”等)，特指中国经济模式。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市场经济制度主要不是依靠从外部（西方）“引进的”政策和规则，而是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和改革进程中形成的政策、规则、路径和方式，逐步实现国家的新制度安排。也可以指走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道路。如果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审读“中国模式”的意义，它意味着中国开创了一条中国式的制度创新道路，这就是：“ 中国模式”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制度内生性，即中国转型的“内生性制度安排”。中国模式丰富和发展了世界发展模式，也必将为人类文明不断地走向繁荣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模式的实质，乃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走出的一条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之路。这是一条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践基础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奋斗旗帜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的完全新型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已经根本改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不同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在主要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上，更多地发挥市场、价格、竞争作用的同时，也特别注重合理地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和战略指导的作用，没有完全放弃必要的国家管理经济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预测”专家萧功秦对中国模式的表述很有见地，指出的中国模式的五大困境我认为切合实际：从政治与社会的关系来说，中国模式实际上就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由特定的历史路径，而自然形成的“强国家—弱社会”的关系模式，在不断试错过程中，适应环境变化而形成的历史产物。，“强国家—弱社会”体制虽然在发展初期具有高效率整合社会资源的优势，但随着社会发展，其劣势也同样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概括而言，中国模式有五大困境：

　　一是“腐败困境”：在“强国家—弱社会”体制下，社会对于国家制衡能力就相对弱化。官僚腐败与相当一部分官员的反法制的自利行为，难以通过社会制约来纠正。

　　二是“国富民穷困境”：国家官员或机构与垄断性的利益集团相结合，利用政府强大的税收能力，从社会中汲取资源，而社会本身对国家财富集中缺乏足够的制衡能力。其结果直接导致社会消费严重不足。经济拉动困难，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是“国有病困境”：在体制内有一种强有力的观念，认为国企是国家安全与体制安全的命根子，任何强化并向国企利益倾斜的政策，“国有病”的最大的隐性负效应，是自身效率递减与整体经济运行的低效性，一些垄断性的国有企业无须激发创新意识与提高效率，它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炒房”而从社会获得巨利，一方面是“大众勤劳不致富”，另一方面，民营企业挣钱越来越难。

　　四是“两极分化困境”：一方面，有权势的政府官员与权力保护下获得巨大利益的企业家，形成垄断性的分利集团，双方结成权钱交易的互利关系。他们在圈地中取得了巨额利益，另一方面，高房价又使中产阶级与普罗大众财富积累困难，这就形成中国模式下的两极分化。

　　五是“社会创新能力弱化的困境”：在“强国家—弱社会”模式下，由于公民社会缺乏，原先由社会承接的社会功能，如教育与文化，均由强势国家包下来，国家官僚具有天然的行政化、功利化倾向性，这就使中国的教育、文化等社会精神文化建设方面，受制于行政化官僚约束，社会利益多元化不能通过公民社会来调节。行政官僚“保姆”对文化教育的强控制。

　　我把它归结为资源配置方式、体制、制度的困境，国家、国企、地方政府掌握金融等核心资源，很易造成强政府、弱市场局面，这是五大困境的核心，走市场化取向，稳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解决困境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