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真理 坚持改革 报效父老（五）
（一中70周年校庆演讲）
曹思源
第三个大问题，公民参与立法。(下)
这次会议就决定成立一个起草小组，这个日期我记得太清楚了：1984年5月24号在国务院假山会议室决定，成立一个起草小组。这个起草小组还不是起草破产法，而是起草一份给国务院的关于制定破产法的请示报告，讲各种理由，再由国务院来决策到底起草不起草，为起草这个“请示报告”一个礼拜开一次座谈会，开了五次。最后国务院批下来了：“同意着手研究”起草破产法，至于何时出台，则另议。
起草复杂得要命，多的我就不说了，最伤脑筋的问题是我的顶头上司——研究室的主任就反对搞破产法，他说“打死我也不相信，社会主义还要搞什么破产法！”。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他负责我的工资、奖金、提拔、调动，他不同意搞破产法，我又不愿意放弃搞破产法，这个矛盾可就尖锐了。他跟我打招呼说你还要搞破产法，就把你下放，现在需要有人去支援边疆，准备让你去，到新疆。我没办法就越级找总理办公室，因为总理是赞成搞破产法的，总理办公室是知道这个事的。我说，我不怕下放，不怕支边，但是破产法工作进行到一半，如果我现在走了，别人也可以接手，但得从头开始；如果我搞完了再到新疆去支边，这个工作损失就小。很快总理办公室主任就打电话找到我们的领导说了这个事，我们领导马上就改变态度了：“小曹，你就不要支边了，还是搞你的破产法吧”。好！我就安全了一阵子。
当然，最后破产法在
由于我是中途参加调查组，前面的会议我没有参加，我就借来会议记录一看，第一页就是他们主任说的要“枪毙破产法！”哇，好可怕！我很被动啊。第一站到的沈阳，我没赶上。第二站到天津，他们就请当地干部来开会，什么工业局长啊、工会主席啊、党委书记啊，事先不打招呼，到了以后说，现在请大家来谈一谈要不要制定破产法？大家一听，说要搞破产法，那还得了！我辛辛苦苦几十年，还要让我们破产？与会者首先就把矛头指向自己，当然就是一片反对声。全国人大常委会带队的就说，“小曹，你看，不是我说的吧？大家都纷纷反对，你说将来怎么汇报？”这时候我就想我不能打被动仗。
第三站到了重庆，重庆那位人大主任见了面就对我说：“曹思源，听说是你提出要搞破产法，你给我们好好讲讲为什么要搞破产法？”他就这么说一句就走了，然后我找到他：“你刚才不是说要我讲讲吗？怎么安排啊？具体跟谁讲？”他这才具体安排了一下。然后我就起草了一份民意测验的问卷，有40道题，其中有一道是“你是否赞成破产法尽快出台？”“A赞成、B反对、C无所谓”。大家听完我的演讲，破产法的来龙去脉，优点、缺点、有什么误解的可能性等等，然后填问卷，填完后交给第三方重庆市体改委去阅卷。最后统计出来赞成破产法尽快出台的占90%，赞成的人如此之多！因为他们搞清楚了破产法是干什么的。
我尝到甜头后，下一站就做好准备。下一站也是最后一站是上海，就不等到他们来找我，我就主动找到他们：“请你们请我来讲一讲”。（掌声）我找的谁呢？上海市法学会，通知了1000多人，问题是问卷印不出来，1000多份！哪个单位要搞这个义务劳动都很难的。我就找到当时在上海当市长的江泽民帮忙，因为我们前任领导跟他曾经是同事。
到了上海我就给江泽民打电话，他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他，这种情况打电话是不容易的，首先是信用问题，要讲清楚，我说：“江泽民同志，我姓曹、思想的思，根源的源”，江泽民说：“哦，曹思源同志！有什么事吗？”我说：“我是国务院办公厅的，我们国务院起草了破产法，你知道这个事吗？”他说：“知道，上次在北京开会听总理说起过”我说：“那太好了，听说过我就不用从头说了，你有概念了。现在要请你给国务院帮一个忙。”他说：“需要我做什么吗？”我说：“我们现在要搞一个民意测验，但是印卷子有困难，能不能请你安排一个人帮忙？”他说：“行！”他就安排了他的秘书给我联系。最后我说：“我们调研中最后一关是请市领导同志谈谈对破产法的意见，支持还是不支持？还是有困难的？这个问题很多人因为不了解破产法，所以有很多顾虑，我想跟市委领导谈一谈这里的问题，使市委领导能有一个参考。”江泽民说：“好！”江泽民第二天要出国访问，这件事就交代给第二把手黄菊。
问卷统计出来赞成破产法尽快出台的占81%，上海的听众可能考虑的问题多一点，赞成的比例不如重庆高，但81%也不低啊！然后我又安排时间到市委办公室给市委领导同志讲一了下破产法容易产生误解的几个问题、有制约关系的几个问题，讲了以后他们心里有数了，上海市领导的正式表态也很顺利。
最后我们调研组走的时候跟市委领导告别，市委领导讲到点子上了，说破产法最需要的条件是失业救济办法，失业救济办法出来了，破产法就没有障碍了。而我们在破产法起草之前就已经起草了救济办法，1986年7月12号公布的失业救济办法。等于破产失业大军未到，失业救济粮草先行。
到了全国人大破产法也稍有曲折，风浪不大，全国人大常委会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