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子轮换，天上人间。
十二五规划的出台，与以前不同的是其背后深刻的时代意义。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改革开放开放三十年之际，担负承前启后的重任。实为未来时代变局的关键所在。就眼前而言，十二五规划乘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巨浪而来，机遇与风险兼半；就未来而言，遥望此后40年，也即建国100周年的时候，中国要基本实现现代化，十二五犹如山至半腰，巅峰隐约在望，山道依然漫长。
本次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很多命题，在这系列命题中，有很多引起广泛关注的热点，亦有一些命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事关中国未来生死存亡，无论是共识还是争议，廓清迷雾，广发宏论，或可为未来时代之发轫。
民富能否彻底实现？
本次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从国富到民富转型。其实，这种提法，与胡锦涛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包容性增长”一脉相承。
包容性增长即为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我们所认同的包容性增长应该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二是对所有社会成员的包容，三是平等的发展机会倡导机会平等是包容性增长的核心。
而提出民富的命题，是基于两大社会现实。其一是国强民弱，其二是整个社会贫富分化严重。
改革开放３０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家实力空前强大，老百姓贫困的帽子基本上被摘掉了。但是，相对国家，民众依然处于弱势。
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０５年，ＧＤＰ年均增长８．９％，同期城市居民收入、农村居民收入的年均增长，分别为８．７％、４．６％。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都低于ＧＤＰ的增长水平。从１９９７年到２００７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ＧＤＰ比重从５３．４％下降到３９．７４％。
改革三十年来，民众的生活水平获得了巨大的提高，但是，相对GDP的增长，作为整体的民众的富裕程度却严重滞后。
２００９年底，中央财政收入３．５９１５万亿人民币，中央所属企业资本和利润总额分别是２２万亿和０．９６５５万亿，国家外汇储备约合１６．４万亿，总计４２．９５万亿，整就意味着国家政权直接掌握着庞大的财富。同年，城乡居民储蓄为２６万亿，二者差别巨大。许小年前日公开发表言论，称应该将数十亿国有资产分发给13亿国民，并非空穴来风。
同时，中国已经度过了工业化资本积累和工业化前期发展阶段，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发展的后半段。２００９年，中国人均ＧＤＰ超过４０００美元。而按照惯例，人均ＧＤＰ超过3０００美元，即为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已经“不差钱”，为未来转型积累了足够的财力。
另外一个困扰中国的问题，即今年贫富分化日益巨大，改革之初，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构想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由先富带动后富”。但是，贫富差距过大在中国已是不争的事实，由于中产阶层的缺乏，中国目前已经形成了“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
知名学者邓聿文认为， “富民”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经济高速增长，但民众的生活水平却得不到同步提升，症结就在于蛋糕的分配不合理。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成果的最大收益者不是普通群众，而是政府及其与公权力有关联的利益群体，以及资本利益集团和垄断国企的经理层与员工等。而政府之所以能够抽走国民收入的大头，并随心所欲地支配财富而不受监督，资本之所以能够压制众多的劳动力，原因又在于政府的权力过大。
新兴产业是否值得寄托？
本次的 “调整经济结构”，被寄望于两个方面，其一是传统产业的转型，其二是发展新兴产业，国务院已经确定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以及新能源汽车等7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不过，据相关方面估计，就全国而言，很多年内，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可能不到10%。尽管潜力巨大，但是，从潜力到现实，尚且是未知数。现在出现的一个不好的现象是，各地对于新兴产业蜂拥而上，而对于传统产业，大有将传统产业当做“落后产能”的趋势。
就新兴产业而言，以太阳能产业为例，现在全球有46个国家将太阳能产业作为未来新兴产业的支柱，而在国内，几乎所有的省市，都将太阳能产业作为未来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目前江苏、河北、河南、浙江、江西等已经引领先声。湖北、湖南、福建和海南等也蓄势待发，如此，很容易导致新兴产业的同质化。
在某种意义上说，新兴产业战略，更似整个国家的蓝海战略，但是，鉴于中国庞大的传统产业，以及居民收入普遍不高的现状，在未来时代，中国更需要传统产业的转型。在蓝海成熟之前，还需要以传统产业作为产业基础。
但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绝非仅仅是产业升级如此简单，最近几年，中国的纺织企业成批倒闭，遭遇重创，但是，浙江的纺织行业，却逆流而上。浙江的产业转型模式，值得借鉴。
余杭有一个叫布老虎的家纺企业，但是，布老虎不卖布，而是卖设计，他们为客户做整体设计安装，布主要靠采购，这家企业的年营业额只有6000万，但是，其利润，却高达50%，而纺织行业的平均利润，则不到10%。布老虎的经历说明，在传统产业，一样可以实现微笑曲线。
而另外一家家纺企业奥坦斯，则靠市场转移，获得了新的发展。奥坦斯本来是以外销为主，外销高峰期，超过70%，而在遭遇海外市场重创之后，奥坦斯通过转移，在国内推行千店工程，两年时间，内销竟然占到70%，完成逆转，企业也度过危机，实现了二次飞跃。
在 “领带之乡”嵊州，以前的“一根领带打天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家纺、丝巾、服装等相关产品风起云涌，使产业链更为丰富。而以前致力于专业生产服装的雅戈尔、杉杉等服装巨头，则开始把产业链延伸到纺织制造领域。
另外一个案例，是金华的汽车产业，以前金华的汽车产业，主要集中在配件方面，最近几年，金华从配件基地，向整车基地进军，涌现出了青年集团等新兴汽车制造企业，而这种模式，则是从产业链的低端向高端转移的模式。
对于广大的内陆地区来说，浙江具有重大意义，很多人认为，沿海比内陆发达，故沿海更应该搞新产业，但是，浙江却仍然坚守传统产业，通过市场转移，产业链的完善与拓展，在设计与销售领域的提升等方法，实现传统产业的转型。当很多地方认为传统已经日落西山的时候，浙江却让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而在广东，部分城市的“腾龙换鸟“已经导致实业衰退，出现了经济下滑的困局，这是当初始料不及的，连沿海都不合适全部抛弃传统产业，内地更可想而知。
对于更广大的内陆地区而言，未来最严峻的任务，可能并非发展新兴产业，而是传统产业的转型与突围。作为一个强大但是却人均收入低的国家，国内民众庞大的内需，仍然需要通过传统产业来满足，这也是传统产业仍然是中国经济支柱的核心原因。
高速时代能否持续？
本次十二五规划，并没有提未来增长速度，而这一动态，对于未来影响深远。
取消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是一个重大的变化，表明了我国未来，将以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健康持续增长作为目标，将以带给人们更多福祉为更大目标，而告别过去致力于“国强“的GDP崇拜时代。
此外，不提未来GDP增速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国很有可能结束高速增长时代，而进入一个长期的次高速时代。
瑞银集团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汪涛更认为，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可能在7%左右，而这种增速，与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将近10%的年均增长相去甚远。不过，未来十年，只要年均增长超过5.6%，中国仍然能够完成从2000年至2020年间人均GDP翻两番的长期经济目标。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可能即将告别高速时代。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保持大约平均10%的年增长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制度红利，是国家从垄断走向市场开放大幅度降低制度成本的必然。而这种飞跃，只有在国家的重大变革的转型期才出现。
从近现代以来大国崛起的轨迹来说，一个国家的飞跃期，不可能无限长久。全球历史上，能够如中国一样保持30年左右高速增长的非常罕见。
美国从内战结束后的1880年代到20世纪初期的崛起，以及二战后到60年代的所谓黄金时代，两次持续繁荣期，均不过二三十年。而英法等国只出现过一次，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大约是30年左右。
而事实上，国家的增长，正如一个行业的增长，是有周期的，从高速发展的飞跃期，到平稳发展的稳定期，乃至接近“零增长”的长期徘徊期，直到发生大的社会变革，开始另外一个高速发展期。同样，中国的高速发展，也不可能永远持续。目前，中国GDP增幅连续两年跌破10%,或可为未来的先兆。
就目前而言，中国正在从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高速期向平稳期过渡，可以预见未来的中国发展速度，不可以永远高速，而一旦中国步入平原期，将面临诸多挑战。
全球历史上，100年内发生两次高速发展的先例，唯有日本与德国，非常少见。
日本从明治维新到20世纪初近30年，从60年代到80年代的二十余年，两次的飞跃其实也是一种制度红利，也就是依靠社会经济变革。前一次是明治维新，后一次是在美国主导下扫除封建残余的二次现代化。德国的两次飞跃，从本质上说，亦是拜制度红利所赐。
国家飞速发展的内在驱力，一为全面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中国的高速发展，就是典型的革命性的社会变革所致；一为技术革新或者新兴产业勃兴。如英国当年的崛起，就是拜工业革命所赐，美国最近20年的亚高速发展，就是得宜于计算机为代表的新技术，新能源产业的兴起。
中国目前的第一次社会变革的动力基本释放完毕，如果不能完成新的重大社会变革，则将神话不再。中国实现“二次高速“发展的未来希望，在于继续深化变革，从社会结构，权力运作模式，经济结构，文化等领域，进行广泛改革。深圳特区成立三十周年时，国务院总理和国家主席先后出席，并同时表示要继续深化改革，绝对偶然之。
（原文发于《求是》杂志旗下某刊封面文章，标题略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