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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费用视角下的印度腐败与经济增长
The Corru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India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action costs
韩雪亮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提要：学术界通常认为，腐败能够加剧官僚主义、降低生产效率，对于经济增长有负面的影响。也有学者证明，腐败对经济增长并无负面影响。面对这些争论，文章选取了腐败程度比较高、经济发展也比较迅速的印度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其近5年经济增长的数据和清廉指数，就腐败对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做了阐述，并结合交易成本理论对其进行解释。认为，印度的腐败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交易成本的节约；腐败并没有对其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效率，存在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一面。
关键词：腐败；经济增长；印度；交易成本
中图分类号：F061. 2
Abstract：Some scholars argue that the corruption increases bureaucracy which reduces the whole country’s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consistent economic growth. Whereas other scholars are trying to prove that the corruption has no negative impact on the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above arguments, this paper choose India where has a high level of corruption and a fast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the study object.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India’s corruption can reduces some transaction cost to some extent by elaborating the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makes no negative impact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our analysis which is using its economic growth data and 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during 5 years. In a word, the corruption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conomy as we have found it now.
Key words：Corruption, Economic growth, India，Transaction Cost
一、引言
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反映了其国内法律、经济、文化和政治制度状况，国家的腐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学者们所关注的话题。Shleifer和Vishny（1993）认为国家的腐败主要是政治腐败，是为国家工作的人员借用公共权利谋求私利的行为。Bardhan（1997）总结了前人的研究，认为前人在关于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可以分为两类：一、腐败对于经济增长的效率并无负面影响；据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调查显示，越是发展中国家，腐败程度越高。学者们认为，首先，这些国家或地区正处在一种改革的进程之中，经济本身也处于一种被扭曲的状态，腐败有助于降低扭曲程度，从而提高效率；其次，行贿与受贿本身也是一个议价的过程；最后，受贿规模与行贿人的行贿时间都有机会成本，受贿与行贿中也存在一个纳什均衡的问题，如果在最优状况下，腐败是不会影响效率的。二、腐败能够带来效率的损失，能够加剧官僚主义行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首先，如果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存在扭曲的话，腐败也是一种扭曲，用一种扭曲来改变另一种扭曲不能够实现效率的提高；其次，受贿人与行贿人之间的交易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完成的，受贿人与行贿人所签订的合约也是不完全合约，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违约风险。
印度在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清廉认知指数排名中排名是非常靠后的，被认为是一个极为腐败的国家。而印度近些年所取得的成就是世界有目共睹的，在很多竞争领域排名也很靠前，甚至被认为是最有潜力的国家之一。如果把其称为“印度现象”的话，或许在上述的前一种观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解释。文章接下来会分析印度的腐败和经济发展状况，并用数据反映印度的腐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之后，从两个方面论述印度的腐败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交易费用的节约；最后，给出本文的结论、不足和后续研究方向。
二、印度的腐败与经济增长
1.印度的腐败
有句俗语说：“在印度，腐败的勾当是在桌子低下进行的；在中国则是在桌面上进行的；而在印尼，就连桌子也是腐败的。”其实这句话并不完全正确。印度的腐败是自上而下的，低级的政府工作人员的腐败也是效仿上级领导所为。有些政党甚至公开声称：腐败是将上层的财富向底下阶层选民重新分配的一个过程，通过腐败手段可以让支持草根阶层权益的侯选人当选。“透明国际”南亚及大中华区主任廖燃（2007）指出：“印度地下经济和黑市经济收入占整个国民经济的40%，政府只能眼睁睁看着大量税收流失，国库亏空，根本无钱给公务员加薪。”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公仆”和政治精英有些时候也不得不利用制度的漏洞肆意寻租贪腐。一些印度的学者和分析家也认为，在印度政党、国会、邦议会、政府和大公司里招摇过市的腐败分子比例远远高于关在监狱里的罪犯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印度的“黑金政治”自英迪拉•甘地1969年就任政府总理时起，就打开了大门。旨在方便筹募政党经费的政治和金融改革，无非就是政商勾结的一个代名词。在这样的一个国度，腐败显然已经不是在“桌子底下”的事情。事实是，印度的腐败在烈度、频度和广度上均超过中国。如果说“中国的腐败勾当是在桌面上进行的”，那么应该说印度的腐败勾当与印尼一样“就连桌子也是腐败的”。
2.腐败下的经济
印度在政治上效仿了西方采取联邦制，但是在经济上，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选择了在混合所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近些年来，虽然也在积极推行改革、努力建立平等竞争所需要的市场秩序，但由于印度的经济发展目标和政策体系深受其社会经济和政治思想体系的影响，传统文化仍然根深蒂固，已有的腐败思潮仍然十分盛行。但是在这样一个腐败盛行的国家，印度的经济建设仍旧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国内生产总值（GDP）由原来的年均增长率仅3.5%提升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5.6%，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7%，2003年第四季度曾一度超过中国，高达10.4%。在2005～2009年世界经济排名中，印度无论是从经济总量还是年增长量上，均在前15名以内。尽管遭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印度的发展速度让专家们仍然普遍看好印度的经济发展。印度生化技术领域每年增长超过两位数，化工业总产值在高达350亿美元的情况下仍然持续增长。此外，印度的食品加工业发展迅速，软件行业更是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目前的印度拥有世界第四大军队，是第八大制造业和拥有仅次于美国的高科技人才资源的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印度的腐败并没有影响到它为世界创造“印度崛起“的神话。
3.腐败与经济的比较
反映腐败程度的清廉指数（CPI）由不依附与任何党派的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评定，代表了全球各国商人、学者及风险分析人员对世界各国腐败状况的观察和感受。评分标准采用10分制，10分为最高分，表示最廉洁；0分表示最腐败；8.0～10.0之间表示比较廉洁；5.0～8.0之间为轻微腐败；2.5～5.0之间腐败比较严重；0～2.5之间则为极端腐败。该指数得到了许多国家和社会机构的认同和赞许，也经常被其他权威机构所引用，已成为研究腐败问题的最权威数据。
国内生产总值（GDP）指的是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它不仅能够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还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国力和财富，通常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反映其变化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也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区分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的最佳指标。为了剔除通货膨胀率，通常又有名义的和实际之分。
对比考察一个国家的清廉指数和经济发展程度将有助于研究腐败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根据从透明国家网站（http://www.transparency.org/）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http://www.imf.org/external/index.htm）搜集到的相关数据，整理后绘制成图如下所示：
图1印度的清廉指数与经济增长
从图1中可以看到，2006年的清廉指数相比2005年有所上升，这表明其腐败程度有所降低。但2006年到2009年间，其清廉指数变化不大，意味着这腐败情况没有大的改善。由于每年受价格波动影响比较大，其名义增长率波动相对也较大，2009年更是出现了负值。实际增长率则排除了价格波动的影响，即排除了通货膨胀这一因素，能够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从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来看，即使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2009年实际增长率也在5.7，其他年份的实际增长率均在6%以上，而且2005~2007年实际增长率均超9%。
根据透明组织所采用的标准和发布的报告，印度是一个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而且腐败情况最近几年（尤其是2006~2009年）并没有大的改善。从图1所显示的数据来看，二者并没有太大关系，这有悖于Mauro（1995）、Glaeser和Saks （2006）“腐败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的观点。下面作进一步说明。
图2印度的清廉与经济在世界上的排名[①]
图2也再次印证了图1中的结论。从图2可以看出，印度的清廉在世界中的排名由2006年的70名下降到了2008年的85名，2009年的84名与2009年的85名的差别也可以被忽略不计。但是，印度的经济总量排名在世界前15以内，而且还有逐年递增的趋势。经济年增量排名也在世界前15名以内。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印度的经济总量在世界排名第11，年增量排名世界第5。
同样，通过对比印度经济总量和经济年增量排名在世界中的位置与清廉指数在世界排名及其相应的变化也可以发现有悖于Mauro（1995）、Glaeser和Saks （2006）的结论。即，印度的腐败并没有对其经济增长造成负面的影响。
此外，从图1和图2中还可以发现，印度2005年清廉指数仅为2.9、世界排名88，均低于2008年的3.4、世界排名85与2009年的3.4、世界排名84，然而印度2005年的实际增长率9.2%、名义增长率17.2%，均高于2008年的6.3%、9.5%与2009年的5.7%、-2.4%。从名义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的差额来看，印度2005年的通货膨胀的影响要高于2008年、2009年。这意味着印度经济受最近金融危机的影响与2005年国内价格波动的影响相比较弱。如果不计这一因素，从2005年与2008年、2009年的对比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印度的腐败与经济增长正相关。
三、对“印度现象”的解释
印度的现象不但否认了“腐败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Mauro（1995）、Glaeser和Saks （2006））的观点，支持了腐败与经济增长无关的观点，进而在某种程度上说明腐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结论不但有悖于一些实证研究，也有悖于人们通常的认识。如果从交易费用的角度给予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或许有助于人们的理解。
交易费用的思想首先由Coase（1937）最早提出，后来Coase（1960）又作了补充，认为“为了进行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谁希望进行交易，有必要告诉人们交易的愿望和方式，以及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缔结契约，督促契约条款的严格履行，等等”。Williamson（1985）以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为假设前提，引入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三个维度，深入研究了交易费用，使交易费用理论体系得到了完善。按照Williamson的观点，交易费用可以分为事前的交易成本和事后的交易成本。在国家改革、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一定程度的腐败有利于节约事前的交易成本和事后的交易成本，使经济活动更有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1.对事前交易成本节约
根据Williamson（1985）所定义的，事前交易成本是为了达到交易的目的而支付的取得信息、协商、谈判、签约、保证合约的完备性等支付的相关成本。转轨中印度经济秩序相对混乱，没有一个执政党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任何打击腐败的行为都会首先遭受政党内部的反对。同时，反腐也是存在高昂的成本。此外，整个社会环境也充满了不可预期性和各种变化。如果通过正规的市场规则来完成交易就需要把各种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纳入到契约之中，这将会增加事前的交易成本。
在这样一个被扭曲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下经营生产也只能采取另一种扭曲的方式——腐败，来达到经济的目的。无论是企业还是可以个人都可以通过给官员一定额度的贿金或其他利益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在印度这种交易有的时候“明码标价”的，企业或个人不需要花费额外的成本去到市场上搜寻相关信息，更不用支付通过市场完成交易的成本。企业或个人唯一需支付的交易成本就是行贿所需的贿金。这种贿金在大多时候是远远小于通过市场交易达到目的所需要的事情交易成本的总和。通常情况下，通过贿赂的交易均属于即时交易，不需要支付在市场上搜寻的成本和等待契约履行等成本。因此，通过灰色交易比通过市场交易更有效率。这种相对高效率的交易使得印度的经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持续增长。
2.对事后交易成本的节约
根据Williamson（1985）所定义的，事后的交易成本可以理解为是为了防止违约所要承担的成本。为了防止违约，就必须要建立起有相应的监督部门或者防范措施。而在印度监督体系形同虚设，维持其正常运行的成本相比高度反腐的国家低了很多。此外，在印度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把中饱私囊、收受贿赂看作只是给自己加薪的一种手段而已，他们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使得自己的权力更加“物有所值”罢了；而印度的民众也接受行贿和贿赂行为，从政府官员那里得到好处就要支付一笔贿金也形成了一条没有明文规定的显规则。
对于一个将腐败看作是高收益、低风险交易的印度而言，能够引发事后交易成本的“制衡”和“监督”几乎是无从谈起，反腐败的机制所带来的成本增加更是可以忽略不计。从这个角度来说，印度的腐败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对事后交易成本的节约。当然在通常情况下，由行贿而带来的暂时性交易也面临这巨大的违约风险。但是在印度能够受到国家司法保护的合约几乎是不存在的，即使有人违约，也不能找到更好的维护履约的有效途径。据统计，截至2006年印度26名最高法院法官要审理的案件累积达33635个，670名高级法院法官要审理的案件累计达到3341040个， 25306458个案件更是堆积在全国13204个初级法院之中。仅这些案件，以每个法官每天审结两个案件计算，要想处理完也需要十几年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会有人去考虑通过市场达成的交易合约能否被有效的执行和保护。通常的做法就是采用另外一种扭曲的形式——腐败，来达到交易的目的。
四、结论
根据Williamos（1985）的假设，人都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约束人们行为的机制并不健全，从而形成一个真空地带和信息不对称。带有机会主义倾向的人（包括个人、企业和政府）都会尽最大努力去保护或者增加自己的利益，从而可能会附带的损害到他人的利益。当然，也不排除这种行为就是以损害他人的利益为代价的。从这一角度来讲，腐败也是一种正常现象。
与大多数学者研究不同的是，在经济转轨、环境不确定的印度，腐败并没有对其经济增长造成负面的影响，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其交易的效率，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有利的一面。退一步讲，印度的腐败至少与其经济增长不是负相关的。由此可以推出，在特定的条件下的、一定程度的腐败能够起到经济“润滑剂”的作用。
这些结论也仅限于对某些个案的解释，是一个狭义的“概念”；从广义上来说，腐败与经济的增长的关系仍有待研究。Lui的“排队模型”和Beck的“竞价模型”并没有改变人们感性上认为“腐败会阻碍经济增长”的印象。正如引言中所指出的，众多的研究或证明腐败能提高效率，或证明其有负面影响。但是正如人们所认为的“延长退休年龄会提高失业率”一样，樊明等（2006）根据联合固和国际劳工组织提供的91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定退休年龄和失业率数据，通过线性回归和绘制散点图，发现“法定退休年龄和失业率完全没有任何正向关系的趋势；反而，趋势线有向下倾斜的趋势”。由此也可以看出，人们的常识并不一定能够准确反映事件的本质，有关腐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仍然有待继续验证。
参考文献
1. Shleifer, Andrei & Vishny, Robert W. Corruption[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3,vol 108(3), pp 599-617.
2. Pranab Bardhan. Corruption and Development: A Review of Issues.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7, Vol. 35, No.3, pp1320-1346.
3. 廖燃.你不知道的印度腐败[J]. 同舟共进,2007(10).
4. 透明国际网站：http://www.transparency.org/.
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http://www.imf.org/external/index.htm.
6. 樊明等.《退休行为与退休政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p235-142.
7.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orm[J]. economica new series, 1937, volume 4, issue 16, pp386-405.
8．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60,(3)., pp.1-44.
9. Michael Riordan and Oliver E. Williamson. Asset Specificity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985(3),pp.365‑378.
[①]此图也是根据透明国家网站：http://www.transparency.org/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http://www.imf.org/external/index.htm的数据绘制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