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到庐山
王先金 编著
第一章 高饶事件 （9）
关于“高岗里通外国”的问题
“高岗里通外国”的罪名后来广为流传，其由来是有人在中央高干座谈会上揭发说，在东北时期，高岗“与一个洋人单独谈了三天三夜”。
高岗的最后一位秘书赵家梁也对此事写文章作了说明：事实并非如此。
那是在1947年与1948年之交，苏联一个名叫卡瓦列夫的军事情报员来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找刘亚楼索取“关于东北敌我军事力量对比和增长的估计”等材料。当时刘亚楼是东北民主联军的参谋长，卡瓦列夫与刘亚楼有过工作上的联系。可是刘亚楼不在，便要找当时主持司令部工作的副司令高岗。高岗让秘书刘家栋将其介绍给作战处处长尹达接谈。在整个过程中，高岗根本没有和卡瓦列夫见面，哪来“谈了三天三夜”？更何况高岗并不懂俄语，又怎能单独密谈呢？
又有人说，高岗与贝利亚有关。
1953年6月，贝利亚事件发生后，苏联领导人把一份资料交给中共中央代表，并说：“这些挑拨中苏关系的失实情报，就是贝利亚干的坏事！”中共中央的代表正是高岗，高岗回国后即把文件和资料交给党中央，并如实作了汇报。如果他心里真有鬼，怎敢将材料全部交出？
怎么处理高、饶呢？
高岗自杀前，毛泽东曾表示过，打算在高岗作出检讨后，安排他回延安当几年地委书记，给他以改造的机会。对于饶漱石，当时中央和毛泽东只打算撤消他的中央委员和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保留党籍。
高岗两次自杀
1954年2月17日，揭批高岗问题的高级干部座谈会刚进入第三天，便发生了高岗自杀未遂事件。
高岗大概有要搬倒刘少奇和周恩来，自己当上中共第二把手和总理的野心，但在批判他的会上，有些人提出的“罪状”与事实有出入或是无中生有，高岗一时想不通，于是产生了自杀的念头。
那一天，高岗照常早上8点起床，吃罢早饭，就把他身边的人都打发出去：让妻子李力群去习仲勋那里打听消息；卫士白俊杰、魏宝玉去计委保卫处；机要秘书董文彬去机要处；让秘书赵家梁去计委找安志文帮他起草当天下午座谈会上的发言稿。这样，除了一些勤杂服务人员之外，在高岗身边，只剩下值班警卫矫洪良。
9点刚过，东北局副书记张秀山、马明方先后来看高岗，待客人走后，他来到值班室，问矫洪良：“就你一个值班？走，去院里散散步。”
他们边走边聊，高岗有意借此分散卫士的注意力。他问及矫洪良的生活学习和打靶练习等情况，又问及新发的手枪性能，“把你的枪给我看看。”
矫洪良说：“枪不能给首长，这是有规定的。”
“看看有什么关系，拿来！”说着，高岗把手伸过来。矫洪良没法，只得取出了弹夹和子弹，把空枪交到高岗手里。
高岗假装着端详手枪，问这问那，最后说：“今天下午练习打靶，枪就留在我这里吧。把子弹和弹夹也给我。”
矫洪良一听就急了：“不行，首长，这是不允许的，不能给你。”
高岗沉着脸说：“亏你还是个老卫士！怎么？不相信我吗？”
“不行，这是有规定的，不能给你，我要负责的。”
“你怕什么？由我负责，不要你负什么责，拿来！”说着，一把夺过矫洪良手里的弹夹和子弹。
矫洪良无奈地说：“那，首长可要当心啊，注意安全。” 高 岗
散步完，矫洪良赶紧到值班室给白俊杰打电话报告情况。白俊杰立刻找到赵秘书。赵秘书当时正在贾拓夫（计委副主任）办公室商量事情，便急忙告别贾拓夫，与白俊杰匆匆赶回来。他们骑自行车赶到东郊民巷，已是11点45分了。
赵家梁刚进秘书办公室，董文彬和李力群已先后回来，电话铃响了，是贾拓夫打来的，他叮嘱说：“你们要小心，千万不要出意外！高岗力气大，不能硬来，要采取软的办法把枪要回来。”赵秘书等三人都赞成贾拓夫的意见。于是，他们轮流上楼去缠住高岗。
高岗上楼后，走进办公室，把手枪从口袋里取出，放入书桌抽屉，顺手从抽屉里拿出一份信稿，认真翻阅。这份信稿是在2月初，根据他的口述，由赵秘书誊清的，当时没有写抬头，不知道这封信是写给谁的。现在高岗亲自写上抬头“毛主席”，署名“高岗”及日期“二月十七日”。他又端详了一阵，把信稿装进一个信封里，信封上只写了“毛主席”。接着，高岗提笔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请求周总理照顾他的妻子儿女。然后，他又取了一个大信封把给毛主席的信放进去，在大信封上面写：“刘少奇”，却没有给刘少奇写只字片言。
做完这一切，高岗进入洗手间，动手刮胡子，不慎，刮破左额下巴，擦洗干净，还在渗血，匆忙之中，手指也沾上血迹。他急急忙忙回到办公室，把信封放进抽屉，又抓出手枪放进裤兜。
这时，他听见有人上楼的脚步声，赶紧离开办公室，到起居室坐在沙发上，装作休息的样子。
董秘书进来汇报，高岗似听非听，心不在焉，最后只说了一句：“行！你下去吧！”
赵秘书一见董秘书下来，马上上楼，对高岗说：“没找到安志文，你的发言稿怎么办？”
“等志文来，你和他一起搞吧，不一定今天讲。”
“我见到拓夫，他很关心你，说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叫你想开些！”
高岗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跟志文商量着写吧。”
赵秘书没有理由再呆下去，只好说了句：“千万要想开些！”就起身下楼。
高岗妻子李力群见赵秘书下来，赶紧上去，可起居室里没人。正在焦急间，在走道上遇到儿媳丽达，忙问：“看见你爸爸了吗？”
丽达说：“刚才他到我房里，亲了亲小孩儿，后来见他进餐室的里套间去了。”
这个套间是堆放杂物的地方，平时根本没人去。李力群顿时感到不妙，赶紧去拉开餐室的门。只见门里把手上系着一条很长的绳子，高岗手里攥着绳子的一端，猫着腰，躲藏在东门边上的墙角里。李力群强装陪笑说：“你这是干啥？这么大的人，还藏猫猫？”高岗很尴尬，一边喃喃说：“没什么，没什么。”
这时，他的长子高老虎听丽达讲了父亲的反常现象，也急忙过来。
等高岗稍平静后，李力群开始向他讲习仲勋那里的情况。高岗神色茫然，一面点头，一面说：“你马上去找师哲，看看他那里怎么样。”李力群只好悄声叮嘱老虎：千万不要离开。然后下楼。
高岗见老虎还站在那里，就对他说：“你去把小张（服务员）找来。”
小张一进来，高岗到隔壁办公室把把两封信交给他，说：“不要交秘书了，直接给王兴悦（机要通讯员），马上送出去。”小张随即下楼。这时，只有高老虎和高岗在一起。
李力群下楼来，向大家讲了情况，大家觉得形势严重，要李力群赶快上去，就说电话联系，师哲不在。
李力群正要上楼，小张进了秘书办公室，把两封信交给赵秘书。
他们一看这两封信，见信封上沾着斑斑血迹，大吃一惊，也顾不得信是给谁的，一致同意马上拆阅。
看后，赵秘书、董秘书和李力群匆匆向楼上奔去。白俊杰、矫洪良等见状，也紧跟着跑上楼。
这时，已是下午1点多钟。
赵秘书跑在最前面，一进餐室，就一边激动得落泪，一边举着信说：“我犯了错误，拆了你这两封信。但是，你绝不能这样做呀，不能呀！”说着，他抢步上前，站到高岗的坐椅边。高岗先是一惊，接着就说：“不啦，不啦！”“烧掉吧，烧掉吧！”
赵秘书拉着高岗的手，流着泪说：“你千万不要自杀呀！”
高岗说：“不啦，不啦。”他一面用右手轻轻拍着赵秘书的左肩，一面催董、李赶快把信烧掉。
这时，赵秘书和高岗并排坐着，面对着壁炉，看董、李二人在炉前烧信。高老虎、白俊杰、小张等都站在餐室西北角的门口。
就在这时，高岗突然从右边裤兜掏出手枪，迅速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右太阳穴，扣动扳机，“砰”的一声响，餐室内外的人都惊呆了！
当突然发觉高岗掏枪、举枪时，赵秘书本能地侧转身，伸出右手去阻挡。就在高岗扣响扳机的瞬间，他用右手向上挡了一下高岗的臂肘，子弹向斜上方飞去，打在后面墙上。
在枪响和高岗倒下的瞬间，赵秘书以为他中弹了，一面大喊：“快打电话，快打电话！”一面抱住高岗，一起倒在地毯上。
高岗被赵秘书死死地抱着，仰面朝天地压在赵秘书身上，很快清醒过来。他看见手枪掉落在后侧地毯上，拼力挣扎着去捡枪。经过短暂剧烈的挣扎，他终于把枪抓在左手中。赵秘书急忙大喊：“快，快，快把枪夺下来！”
在场的众人都跑过来，有的抓住高岗的右手，有的抓他的左手，终于把枪夺了下来。
枪一夺下，高岗马上瘫软。大家把他和赵秘书扶起来，送到隔壁办公室去休息。高岗一边走，一边说：“赵秘书叫人打电话了，一会儿就来人把我带走了。”在沙发上坐下之后，他还这么不停地嘟囔着。大家一再说没有人打电话，他仍将信将疑，喃喃不停，有点神经质。
这时候，安志文来了。他曾是高岗的秘书，是高岗信得过的助手。他推开门一看，非常惊讶：“怎么啦！出什么事了？”
安志文明白后，十分气恼：“你怎么搞的嘛！”
最后，安志文向大家郑重交代：“这件事，就当没有发生，谁也不要对外人说。”
这时，办公桌上的红色电话机突然响起，把高岗吓了一跳。他慌慌张张，颤颤巍巍走过去，有气无力地：“喂？……”
话筒里传来周恩来总理的声音：“高岗同志，今天下午的会，你能参加吗？”高岗直望着安志文，不知如何回答。
安志文轻声说：“就说你身体不舒服，请假。”
高岗木讷地对着话筒复述了一遍。
周总理说：“那好，以后把大家的发言记录给你看吧。”
这时已是下午2点45分。安志文站起身来，对高岗说：“该好好休息了，可不要再胡来！”又对众人说：“都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各自坚守工作岗位，只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下得楼来，一进办公室，安志文立即把门关好，低声说：“这是件大事，不能隐瞒，一定要向中央报告！”赵秘书和小董点头称是。
赵秘书对小董说：“我坐志文的车一起去报告，要是有人问起我，就说我回去休息了，不要让人知道我去哪儿了。”
安志文和赵家梁秘书到达总理办公室时，是下午3点15分。周总理快步跨进房，坐在他的转椅上，带着严肃诧异的目光问道：“有什么急事？”
安志文说：“高岗开枪自杀未遂，我们特来报告！”
总理一惊：“怎么？什么时候发生的？刚才还通过电话嘛！”
“就在您打电话前不久发生的。他在电话里说的话，是我教他那样说的。详细情况由赵家梁向您报告。”
赵秘书扼要地讲了十来分钟，周总理说：“你等等。”说罢，转身出门向隔壁走去。不一会儿，彭德怀、习仲勋等中央、军队和地方的不少负责人从隔壁会议室进来，在挨着三面墙的椅子上坐下。
在大家坐定，周恩来环视一周，说：“高岗今天中午自杀未遂，现在由高岗的秘书赵家梁同志把经过情况讲一下。”
赵秘书一口气讲了大约四十多分钟。大家感到此事重大，来得突然，都不知该说什么。总理让大家回去继续开会，自己留下来跟安、赵讲话。他说：“高岗的错误极其严重，你们现在站到中央这边来，挽救他，向中央报告，做得对。现在你们要注意，一是防止他再自杀，二是防止他杀人，首先是杀你（指赵秘书），三是防止他外逃，跑到外国使馆去。你们回去之后，什么也不要说，也不要让别人知道你们已来报告，更不要对高岗说什么，中央会另外派人去跟他谈话的。他自杀这件事，不要外传，注意保密。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打电话找我。我有什么事，也会直接找你（指赵秘书）。要密切注意他的情况，有什么问题，随时向我报告。”
周恩来想了想，又问：“高岗楼上有空房间吗？”得到肯定答复后，他说：“你们两个，还有张秀山都住到他楼上去。”最后，周恩来问起那封已烧掉的信，并叮嘱赵秘书，尽快把那封信的内容复述出来，交给中央。
傍晚时分，赵秘书陪着习仲勋、马明方、马文瑞、张秀山走进高岗的房间，这些都是他在陕北时期的老战友。
高岗赶快坐起，强装笑脸招呼：“欢迎，欢迎！请坐，请坐！”
可是，大家却是一脸严肃，好像陌路人相见。高岗立刻色变。
习仲勋开门见山，一字一句地说：“我们是代表中央来和你谈话的。”
“从现在起，中央决定对你实行管教，由赵家梁负责，以后你一切都要听他的。管教期间，你要服从管教，要杜绝三个可能：自杀、杀人、外逃。至于生活待遇，一切照旧。”
这时，高岗已是泪流满面。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才不断地低声重复着：“我决不再错上加错，一定听从党的决定。”说着拉起赵秘书的手说：“谢谢你救了我，我一定服从管教。”
习仲勋他们起身，没有跟高岗握手告别。
中央对高岗实行“管教”。他失去了自由，整日整夜地胡思乱想，难以入眠。他向管教人员要来两颗安眠药，服后便安然入睡。醒后，他想，这是一种结束生命最无痛苦的方式。
4月29日，高岗向中央交了《我的反省》，承认自己在全国财经会议上，有“批薄讨刘”的企图，想“把刘少奇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惟一的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
中央期待着高岗的幡然悔悟，毛泽东明确表示，高岗检讨完之后，他的工作还要给以适当的安排。可是，高岗却铁了心，要尽快结束曾经显赫过的生命。高岗便假借晚上休息不好为名，在积累着安眠药片。
1954年8月，高岗已被管教半年。他写给中央的《我的反省》已交上去一百多天了，一直没有回音。从7月初开始，电台陆续广播各地人大代表的名单，他仔细地收听着，注意是否有他的名字。他的心情越来越焦躁不安，终日心事重重，少言寡语。
8月16日，星期天。
高岗吃罢早饭，便在楼上四处走动，似随便走动，又像是在察看什么。
上午11点多，李力群从外面回来，匆匆上楼，6岁的小女儿告诉妈妈：“爸爸在房间里弄什么东西，一闪一闪的，还啪啪响。”李力群马上去卧室，见高岗手里拿着台灯的电线，站在装有电插座的墙边。
“你在干什么呀？”
“噢，没什么，看看这插座有电没有。”
李力群一把夺过电线，又气又急地说：“你呀，你呀，想找死呀！”
高岗很尴尬：“没有的事……你去报告赵秘书吧！”
“你不是想自杀，我报告什么呀！”
李力群意识到高岗有自杀的企图，但她怕刺激他，所以没有报告此事。
下午6点，赵家梁秘书来接班，到达高家，高岗拉他一起打麻将，一直玩到半夜。高岗是存心不让李力群单独和赵秘书接触，怕她报告白天发生的事情。
过了17日凌晨1点，高岗勉强上床休息。可高岗毫无睡意，跟李力群谈了很久很久。他讲自己的经历，讲近几年发生的事情，讲他思想上的矛盾和疑惑，等等。他说：“我这辈子做了不少对革命有利的好事，也做了一些对不起党和人民，对不起你的事情。现在，我的问题牵扯到那么多的人，我怎么对得起他们呀！不如死了算啦！”李力群反复劝慰他。
时间已过了凌晨两点半，怀着身孕的李力群实在太困乏了，她很快就入睡了。高岗却毫无睡意，他坐起来，不知从何处摸出一大把“速可眠”胶囊，迅速塞进嘴里。他下床，拿起水瓶倒水，却发现水瓶已经空了。于是，他穿过洗漱间，来到值班室，向值班人员要了一杯温水，一口气喝了下去。这时，是凌晨3点20分。他没有觉察到，匆忙之中，有一粒胶囊失落在床上。
8月17日8点多钟李力群发现高岗沉睡不醒。她惊惶地奔出卧室，猛敲赵秘书的房门，大声呼叫：“赵秘书，赵秘书！快来，快来！”
赵秘书冲进高岗的卧室，接着，董秘书和值班室的同志也都跑了进来，围在床边。
李力群一边推，一边呼喊。
赵秘书摸一下他的脉搏，很沉很慢，掰开他的眼皮，毫无反应。于是，他们分别向有关方面打电话，告急，求救。
中央保健局的力伯畏医生接到电话，她对高、饶受到批判还是有点滴风闻，她不能自己单独前往，而必须再叫上一位压得住阵的医疗专家同赴现场。她立即给北京医院院长计苏华打电话，约了他一起去高岗家。接着，力伯畏又打电话给在京的苏联医疗专家，请他们也尽快赶到高岗家。按规定，凡是重要领导人身体出了问题，在中央保健局布置抢救时，都通知苏联专家到场。
大约9点半，力伯畏和北京医院的领导及医务人员赶到了高岗家。医生们一看，高岗已经死亡，再进行任何抢救都没有意义和必要了。
倾刻间，苏联专家白祖比克也赶到了。苏联专家到来后，才把高岗的身体翻了过来。在翻转的时候，他们发现床上有一颗“速可眠”胶囊，大概是高岗在吞咽的时候散落到旁边的。通过这颗胶囊，医生们才得出高岗是吞服了安眠药自杀的。
11点左右，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马明方、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一起赶到。他们来到高岗床前，看了仰躺着的遗体，听了管教人员和家属的简单汇报，表情凝重，一言未发。临走时，嘱咐大家，“弄点冰来，把遗体保护好。”
周恩来总理和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是中午一起来的。他们沉着脸，上楼看了高岗遗体。他们一言未发，转身下楼，在大厅里坐下听汇报。周总理听得很认真，没有追问，也没有责备。他要管教组给中央写个书面报告，并叮嘱严守纪律，不许外传。然后吩咐安排后事的人：不宜火化，土葬，要善殓厚葬；先要保护好遗体，准备解剖检验。
接着，由总理口述，齐燕铭记录，写了一个名单：王世泰、刘景范、安志文、乌兰夫、刘澜涛、李先念、曾山、张际春、黄克诚、安子文……共19人参加会议。
所有这些人或是跟高岗熟悉的，一起工作过的，或曾在各大区工作过，当时是中央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干部。
周总理叮嘱说：“就说我召开的紧急会议，务必亲自准时到会。”当晚8点半，周总理在东郊民巷8号召开会议。
8点半开会以前，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等先后到来，陆续上楼看了高岗的遗体。
8点半，周总理宣布：“今天，8月17日上午，高岗死了。现在要对尸体进行解剖检验，成立监督小组，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原高岗秘书管教组组长赵家梁三人组成，杨尚昆为组长，请大家等候检验结果。”接着，周总理让李力群汇报高岗自杀经过情况。
当晚10点多，宣读了检验报告：“发现尸体胃里残留大量安眠药成分的粘液；未发现其他异常情况。结论是：死者生前服用过量的安眠药，造成中枢神经麻痹，以致死亡。”
会议结束时，周总理叮嘱说：“今天的事，你们没有传达的任务，不许外传，请严守纪律。”
高岗服用的安眠药是哪里来的？
原来一天，又一天。一个月，又一个月。高岗处心积累，一次一次欺骗管教干部，瞒过了他们，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储足了可使人永远安眠的药片。
就在高岗自杀身亡的当天，罗瑞卿向正在北戴河休养的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
18日凌晨1时，高岗遗体入殓完毕，大卡车当作灵车，载着棺柩，缓缓驶出东郊民巷8号大院。随车送灵的，没有高岗的妻子、儿女和故旧亲朋，只有他原来的秘书、卫士长等工作人员。
灵车一直开到北海后街的嘉兴寺，将棺柩暂时停放在该寺西院的一间小偏屋里。
8月21日进行安葬，高岗的胞兄高崇义于19日从陕北赶到北京为他的弟弟送葬，而高岗的长子21日下午才从哈尔滨赶来，没赶上为他父亲送葬。李力群因过渡劳累原本不想去，经劝说，还是去了。
高岗的灵柩被拉到万安公墓下葬。高岗之所以能安葬在这里，是因为周总理有明确指示交待：葬在万安公墓，要立碑，只写“高岗之墓”，不写立碑人，不写年月日。当天没来得及立碑，后来做了一个墓碑，没有刻写墓主的名字，没有生卒年月日，也没有碑文，是一个真正的无字碑。
(注： 欢迎广大网友提供意见，若有意见不便公开说，也可与我联系。联系信箱：[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