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快乐自在地生活——访厦大84届校友周可


 

    题记:

    我的母校厦门大学明年将迎来90周年华诞,学校上下很重视这个事儿,届时,在4月5日校庆前后,将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作为校庆前期宣传活动的一个环节,学校安排来自全国各地的在读大学生,利用暑假回家的机会,遍访各地知名校友,以联络校友和母校的情感,也借机把学校宣传一番。

    我当然算不上是知名校友,但是,承蒙学校主事儿的老师看得起,把我定为采访对象,真令我有受宠若惊之感。8月的一天,一位俊朗能干的师弟和一位漂亮可人的师妹来到编辑部,对我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采访,采访稿现在发表在学校官网的“校友总会”栏目里。读着这篇很有趣的采访稿,看到作者把我写得那么牛逼而且很“萌”的文章,我着实得意又喜欢,忍不住征得学校网站及作者的同意,转发到我的博客里,以期让我更多的朋友分享之。不好意思了,献丑献丑!

 


快乐自在地生活——访厦大84届校友周可 
 
作者:李有杰 
 
  来到《新周刊》杂志社,走过那狭长的挂满《新周刊》各期封面的走廊,我们见到了今天要采访的对象:厦门大学84届校友、《新周刊》副主编,同时也是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系教师——周可。他高高瘦瘦,一身时尚休闲的打扮,带着一顶棒球帽,同时也带着一脸温柔的微笑。虽然从外表看来,周可略显单薄,但是这单薄的外壳里到底藏着怎么样的文化灵魂?他的人生有怎么样的经历呢?厦大母校和周可的生活工作有什么关系呢?
让我们一起来走近周可。

                     “一波三折”进厦大
  

    因为父亲是大学教师,所以从懂事起,周可就生活在大学校园里,接受着大学校园书卷气息的熏陶。周可从小就是个聪明的孩子,又有着这样的好根基,相信大家都会认为周可考进大学是毫无疑问的,但恰恰就是这样毫无疑问的事却折腾了三年,用一波三折来形容甚是恰当。
  

    身处于文革时代的末期,周可四年中学的前两年是“学工、学农又学军”地玩过去了。到分班准备高考的时候,周可分入了文科班,又因为学校没有专门的文科老师,只能“老师胡乱教,同学胡乱学”。直到1978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结果可想而知。第二年再战江湖前,周可来到了广州任教中学的亲戚家,父母希望周可可以跟着亲戚好好复习,认真备战。结果周可却跟上了一心想考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古文字专业研究生的表哥,白天就到中山大学中文系旁听古汉语课程,晚上就在阁楼上研究和狂背各类“高端”文史书籍,俨然一副风华正茂的青年才俊模样。从此,周可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是,套用周可的话“那时我还是个16岁的小屁孩,哪里消化得了这些‘高端知识’啊”,那年的高考,周可又落榜了。
  

    知道自己分数和录取线还差一大段的周可十分沮丧,一度闭门思过。周可的父亲丢下这么一句话:这是你最后一次考了,再考不上就别考了,要出去工作挣钱养活自己了。可幸是接下来的一年里,周可插班复读,终于高中了,而且分数还超过重点线50分之多。
  

    在那个年代,法律、经济等专业已经开始走红。周可的父亲也想周可报法律、经济等专业,但是周可自己没感觉,便坚决不从。周可的父亲也没有强迫,就让周可自己决定。周可就自己选报大学,自己选报专业。在那么一个年代,能有这样开明的家庭确实难得,这为周可往后自在快乐的人生打下了基础。1980年,周可独自来到了厦门大学中文系,开始了他的大学学习生活。

                     

                                          不断前进的惯性


  1984年,周可完成了他的四年本科学习,按国家计划分配,他回到家乡的江西大学中文系任教。刚开始周可对工作也没有什么概念,抱着做一行爱一行的心态,他就这么爱上了教育,感觉教书其实也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事。也有一点是子承父业的感觉,父亲是大学教师,自己也是大学教师。还有就是对大学生活的习惯,在大学,他生活惯了。周可的一生基本上就在大学里度过的,就是这么一种惯性的力量使他一教就一直教到现在。教书,就是他大学生活的延续。但是如果因此读者就认为周可是个安于现状的大学教师,那么不好意思,大家失望了。周可的确是很会把握住惯性的人,但是他的惯性不是静止的,而是匀速向前运动的惯性。他的惯性是不断自我更新,不断进步的。
  

    在江西教书八年,周可开始不满于当时的生活状况了。周可感觉工作他自己可以改善,但是城市环境,一个时代他改变不了,所以他选择用改变工作的方式来换一换环境。因此1992年周可又重新做回学生回到母校读硕士。毕业后他曾经也想过留在厦大任教,可惜以当时厦大一个老师的工资水准他养活不了家,周可迫于生计压力,选择到了由李嘉诚出资兴办、工资收入全国一流的汕头大学任教。结果教了两年,又不行了,他说那个地方太小太沉闷,周可又转到广州这个大码头,投奔到华南理工大学,即现在工作的大学任教。现在的周可可能还想转,只不过他已经没有精力了,这几次已经够折腾他的了。而且,现在周可还有一份杂志社的工作让他的生活更加充实,他也习惯在这个新的团队工作,这个团队就是《新周刊》。
  

    1997年,周可来到广州工作。因为生活需要,也是本城风气使然,周可便在教书之余找份兼职来帮补家庭。那时就有几个机会摆在周可面前选择,但是由于周可在华工的教务都是晚上的人文选修课,白天时间可以自由支配,于是,他选择了《新周刊》,开始他的编辑生涯。然后做着做着就开始上手了,做着做着就喜欢上它了。然后也是一做就做到现在,从小编辑做到现在的副主编。这其中当然有喜有悲,有着许多珍贵回忆。例如第一次开的选题例会,怎么出年末大盘点等等。这不只锻炼着周可,也锻炼着这个团队,使得大家一起成长。这也是周可习惯《新周刊》、爱留在 《新周刊》的原因。
  

    这两份工作互有联系,在大学,周可任教新闻传播系,在杂志社的工作可以使他更了解现今的局势,及时更新教学内容,使课堂更带有时代气息,更有活力,更加吸引;在杂志社,学校的研究使得杂志的内容更加深刻,从更高的角度审视生活,使得《新周刊》这本杂志成为一本引领时代的刊物,影响人们的思想,让人们对生活有更多的思考。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但是毕竟肩负着两份工作,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还是有限的,周可是怎么兼顾上这两份工作呢?这就不得不说到周可焉知非福的学校职场经历。
  

    周可在江西大学教了八年书,从小助教做到讲师的位置,基本上算是熬出头了,可以升作副教授的,但是他又恰好离开了。等到了汕头大学,虽然周可有资历,但是新手刚到,也不好升迁,所以,还是按兵不动。等两年后又有升迁机会的时候,周可却又走了。到了1997年来到华南理工大学,周可想,在这理工大学里,以我的文学修养和学术成果应该可以升上副教授了吧。可惜,理工大学的升职标准不同,98年的评核,周可没有评上。接下来周可再也没有去申请了。周可自嘲说:“我可能是中国大学里资历最久的讲师了。”但是这让周可有了更多的时间可以投放在《新周刊》的编辑的工作上。周可说如果在学校里当了副教授就要做更多的事情,安于现状就可以保持平衡,这也就使得周可可以兼顾两份工作,而且两份工作都做得有声有色。
  

    《新周刊》的事自然不用多说了,他和他团队已经把这本杂志做得名扬四方,周可还因此经常上电视当评委做嘉宾,成了一个名人。而在华工,只要说起那个戴着棒球帽背个双肩包上课必带一瓶可口可乐去喝的周老师,没有不夸的。华工的学生在网上写过“逃课指南”的网文,周老师的课被荣列为“最不能逃的课”之列。就这样,无心插柳柳成行,小有名气又受学生喜欢的周可在华工新闻与传播学院刚成立的时候,还当了两年的系主任。说起这事,周可又很老实地自嘲说:“我可能是中国大学里最不称职的系主任了。”

                          

                                          做自己喜欢的事


  在这个到处都说着有压力的社会里,读者也许会想,周可肩负两份工作会不会有很多压力呢?当我们问及这个问题的时候,周可一面惊奇地回答到:“压力?做自己喜欢的事怎么会有压力?”
  

    周可是根据自己的喜爱来工作的,他知道自己喜欢的东西并追求它。他感觉教书育人很有乐趣,可以和有青春活力的大学生交流,自己也感觉更加年轻,更有朝气。并且他每一节课都有认真地上,至少对得起学生。看着学生一个个有所收获,那样他就能得到快乐。当一个编辑,能够跟广大的读者互动,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及时回应社会的变化,比起在学校里做着没有什么用的课题和写着无人阅读的学术论文,这更加有趣,更有成就感,这也使他快乐。虽然两者时间上安排会有差异,但是对两者的爱是一样的。周可都很喜欢这两份工作。也因此周可也没有再审评副教授了。他感觉那样的名头也已经不重要了。所以周可工作起来就是没有压力,反而乐在其中。
  

    生活中的周可同样也是很有乐趣的。比起很多人到处参加社交活动,周可更喜欢呆在家里,时髦的说法是当一名宅男。周可平时下了班没什么事就回家,回家不是无所事事,回家反而乐趣多多。周可的爱好很多,主要就是听音乐,读书,看影碟。他说他就是爱欣赏这类文艺作品,“文艺青年大家见得多了,我可以算是一个文艺中年了。”周可通常一回家就放音乐,而且有一阵晚上在家里差不多每天都看影碟,时间不够的话,情愿压缩自己的睡眠时间。每天都过得很充实,每天都过得很快乐。周可说,其实人生就是要乐观,要“将就”和“讲究”相统一,拥有良好的心态。对于生活中改变不了的我们要学会将就,对于已经选择了的,我们就要讲究就要做到最好。自己喜欢的事就一定要做好。
  

     周可举了一个例子,他有一个朋友,也说很爱看电影,但是因为工作很忙所以没空看。周可就有点来气了,“你是真忙吗?还是你真的很爱看电影?”那个朋友说,“我真的很忙,我…我真的很爱看电影。”“你真忙,你就不是真的很爱看电影,如果你真的爱看电影,你就会抽空出来做你真正最爱做的事。看电影只能算你第二爱,或者第三爱做的。”听完这个例子后,笔者也很受感触,因为笔者也常爱说我很爱干什么,但是没有空去干。

                         

                                              周可的大学观


  作为一名一生都在大学校园里生活的教师,作为一名热爱生活的文艺中年,他又是怎么理解一个人一生中这四年的大学生活呢?不如我直接引述他的观点吧,他说:
  

    “我的大学四年强化了我对知识的热爱,这影响到我后来工作,向教育方向发展等等,对我影响很大。跟我现在所任教的学校相比,厦门大学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她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有一种与中国很多大学不一样的人文传统,有很好的闽南和台湾文化氛围,有一种特别的文艺气质,这种气质影响着我的审美观甚至人生观。我们那时读大学从来不会考虑工作问题,因为毕业后都是由国家统一分配的,这一不合理的制度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成就了我们那一代人相对单纯的读书心态,也让我能在大学四年里专心读书。现在时代变了,大家进学校读书都要早早想着毕业以后能找个什么样的好工作,学什么专业甚至具体到读什么书都要考虑到好不好找工作,找到的工作薪水高不高。其实现在社会发展迅速,很可能你现在设定好的热门专业,到你读完大学就不热门了。而且,所学非所用的情况已经非常普遍,所以,读大学其实就是要给自己打下一个完备的基础,全面地塑造自己,最重要的就是要多读书,增强自己的思维能力。那么到你出来工作的时候就什么都不怕了。”

                         

                                                  后记


  做自己喜欢的事,过自己喜欢的生活,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做到?生活中到处都是诱惑,能分辨出什么才是自己喜欢的已经不容易,而更不容易的是能够摆脱世俗的那份攀比之心。
  

    与文学打了数十年的交道,锻造了周可深厚的文化灵魂。不受名名利利的驱逐,独爱自己喜欢干的事。衡量做事的价值是做到自己满意为止。凭借不断完善自我,不断进步的惯性,逐步积累,不懈怠,不浮躁。工作在周可看来是有趣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或者我们一下子学不到周可的旷达,但是至少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做一件我们喜欢的事,并享受它,学着感受生活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