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拆迁)，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江西万载县县委书记陈晓平这句反驳于建嵘教授的名言，脱口而出，言由心声。于建嵘给当地700名党员干部讲课，苦口婆心动员大家“不要去拆老百姓房子”，却被陈晓平结结实实上了一堂课。

    自宜黄拆迁自焚事件后，一些像陈晓平这样的干部心底觉得“委屈”，为什么辛辛苦苦“谋发展”，得不到百姓的支持，得不到舆论的理解？为什么就不能“拆出一个新中国”？而这心里的“屈”还有另一个层面：我是为大家好，为了发展，我掌握无限的权力和理性，因此，你们要不服，我就有权对你训诫谈话、罚款、拘留甚至劳教。可如今，这样的“发展”也要受到质疑，岂不比窦娥还冤？

    但这绝不是陈晓平与于建嵘个人之间的冲突，说到底，是价值观与发展观的冲突。一些地方政府甘心与开发商为伍，兴师动众大动干戈地搞拆迁，除“卖地生财”等现实利益刺激外，还有一层刺激就是政绩刺激。而政绩刺激的考核标准就是GDP，GDP上去了，一俊遮百丑。过去这一招屡试不爽，突然不管用了，陈晓平这样的官员一时半会还无法适应。

    GDP作为一种指标由诺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上世纪设计，本意是用来衡量所有商品及服务的货币价值总量。不管资金何时换手，不管由何而来用在何处，不管是拆还是建，是拉屎还是吃屎，GDP都会增加。打破一块玻璃，再买一块新玻璃安上，不仅购买、安装费用增长GDP，而且打破玻璃本身，也在增长GDP。因此，以GDP衡量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是一个让库兹涅茨本人也要抓狂的错觉，畅销书作家约翰·罗宾斯给这个错觉一个形象的比喻：“用叉子喝汤”。

    但“用叉子喝汤”，错不在库兹涅茨，而在于是否理解为何要发展及如何去发展？同样是诺奖获得者的阿马蒂亚·森根据大量的材料，在分析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后，提出“以自由看待发展”的观点。他在肯定市场机制、全球化对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做出基础性重大贡献的同时，更着重强调政府和社会在人的生存、保健、教育等领域承担责任，强调将人作为发展的主题在全面的社会交往和变革中发挥主动作用。按照这一理论框架，联合国设计出《人类发展报告》，意在用人的发展指数取代GDP考核指标。而按这一指数，在182个国家中，不仅中国只排名第92位，美国也只排第13位，与世界老大的地位极不相称。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初期的发展中，也许抱着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心态来看待轰隆隆的机器声，看待那些热火朝天的工地，内心中萌动“旧貌换新颜”的期许，可是，当“发展”触及到人的权益与尊严，触及到更广大人群的根本利益时，这样的发展就难以为继，就容易陷入一些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而要跨过这个陷阱，必须领会“包容性增长”的真谛，在解决为何发展及如何发展的同时，节制权力，回归人本。而这些，也许正是陈晓平这样的县委书记们要好好补习的一堂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