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征得张唤同学同意之后，将他的这篇论文全文发表于此，这是从组织的角度来分析，不难看到他的分析颇为细致。
从电影《浪潮》看魅力合法性
文/ 张唤
一 真实的故事：纳粹离我们只有五天
1967年4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库柏莱中学 历史老师罗恩．琼斯（Ron Jones）大胆地在他的班上打造了一个为期5天的微型纳粹社会——“第三浪”。事出的起因就是一堂以“第三帝国”为主题的高中历史课上，一个学生提了个问题：“为什么德国人声称对于屠杀犹太人不知情？为什么无论农民、银行雇员、教师还是医生都不知道集中营里发生的惨剧？而对于这个问题，琼斯老师也无法回答。”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大胆地进行一项实验。他要重建纳粹德国，一个微型的纳粹德国，就在他的教室里。他想让他的学生们亲身体会法西斯主义，不仅体会其恐怖，也体会其魅力。
在短短五天之内，琼斯老师小到对于领袖的称谓和回答问题必须起立，大到彼此问候统一的手势和共同的组织规则和口号，在自己四十【实施？】的课堂上建立起了一套组织完善，规则严密的“第三浪”团体，而这个团体的精神领袖就是琼斯本人。在这五天之中，“第三浪”内部的人们抛弃了原来的友谊和成见，为了统一的目标不惜出卖朋友，伤害爱人，只为完成领袖琼斯老师的命令。而这场运动的影响力也开始波及到全校，其他班的同学纷纷逃掉自己的课参加到“第三浪”的课堂活动中来，“第三浪”的人数从原来的四十人扩展到最后两百人。在运动的第四天，琼斯先生宣布，“第三浪”是全国性青年运动的一部分，目的在于促进国内政治体制变革，并声称星期五中午12点，将会由总统候选人正式宣布组织的成立。在星期五的中午，礼堂里坐着超过两百人，天花板上挂满了 “第三浪” 宽大的横幅。琼斯先生作了简短的致辞，200只手臂对着他举起，做了“浪潮”问候礼。最终琼斯先生向全体的人播放了一部关于“第三帝国”的纪录片，帝国党代会、集体、纪律、服从，以及这个集体的所作所为。最后琼斯先生向全体的浪潮成员宣称，“我们差一点就成为了优秀的纳粹。和德国人一样，你们也很难承认，竟然做得如此过分，你们不会愿意承认被人操纵，你们不会愿意承认，参与了这场闹剧。”至此一场只有五天，但却是漫长五天的政治运动结束了，而事后亲历此事的人们都不愿意去再次提起。多年之后，最为当年“第三浪”精神领袖的琼斯在接受采访时说道：“这个实验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我们中的很多人孤独、缺乏家庭的温暖、集体的关心，缺乏对一个群体的归属感。即使把这个实验放在今天，也会得出同样的结果……去你们当地的学校看看，那里找得到民主吗？”
这一真实事件在当天的美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2008年，德国年轻的导演丹尼斯．甘赛尔将罗恩．琼斯的实验搬上了银幕，推出了电影《浪潮》。影片以现时主义为基调，用影像的方式还原了1967年发生的事件。尽管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一部电影，但是这部电影是以真实事件为背景，且影片中多数的情节都是有现实的事件的参照，有很强的现实参考依据。所以本文以这部影片为研究对象去分析魅力性领袖以及其合法性权威产生的条件和最终的走向。
二 魅力型领袖及其合法性
韦伯关于权力和统治的研究中把支配权的类型区分为“传统的”类型，“超凡魅力的”和“法制”的类型。在《以政治为业》中韦伯进一步的阐述魅力型领袖，他认为“人们因服从纯属领袖个人的超凡魅力而产生的效忠，由此形成的支配。”在韦伯的解读中，人们服从魅力型领袖“不是因为条律和传统，而是因为他们怀有信仰”。而在这种信仰的支配下，人们的忠诚是关于领袖个人魅力本身。以文革时期为例，意识形态的控制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人民对于毛泽东强烈的个人崇拜的基础上，从文革时期一系列的文学作品和影像记录都可以全面的了解，以至于在毛泽东去世之后还存在着“两个凡是”这样的组织规定。
在韦伯看来，魅力型领袖的产生在古代主要来自于战争中的将领和宗教中的先知。然而结合到现代社会当中，宗教和战争的影响逐渐减少，组织制度渗入到一系列的社会生活中，而魅力领袖的产生土壤也发生了改变。正如韦伯所说：“在现实中，当然很难找到这些正当性的纯粹类型。”（韦伯 《学术与政治》）因此韦伯也认为这些具有“天职”的政治家“都不是政治权力斗争中唯一决定的人物”。韦伯进一步的说明在这个的时代，“他们所能调动的辅助手段也具有很大的决定性意义”。至此我们可见，在当今的政治环境中，魅力型领袖的土壤很大程度上也要依存于科层制的行政管理。因此韦伯认为，一方面依然要要求人们对于领袖要有所服从，同时在服从当中要控制一些不可缺少的物质资源。只有这样才能继续维持魅力型领袖的政治权威和个人魅力，而为了完成这一切就需要“控制一批幕僚和物质的行政工具”（韦伯）。韦伯而为了防止行政幕僚和权力者自身相联系，为了使幕僚也保持着对于魅力领袖的服从，韦伯认为就要借助物质奖励和社会荣誉。因为物质奖励和社会荣誉会在社会上构成对于幕僚的“酬劳”，而这些“酬劳”是构成“僚属和掌权者结为一体的最后的和决定的基础”。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魅力型”权威在完成了早期的个人崇拜之后要继续其权力的支配力也必须依靠制度化的管理，逐渐走向工具理性的常规化手段。通过官僚集团和科层制管理完成组织效率的提高，也保证了民众意识形态上的服从。无论是纳粹时期的德国还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人民对于领袖的一致崇拜都是建立在严格的意识形态控制、统一的新闻口径、甚至包括残酷的保密制度。除此之外，还有暴力机关在背后作为强有力的支撑，从而消灭一切不利于人们对于领袖服从的异议者，第三帝国的“党卫军”和前苏联的“克格勃”也都是为了完成这一目的而建立。但是完全保持服从的人民却完全感受不到暴力机关的存在，强有力的组织管理已经完全控制住了人们的意识形态，在人们眼中，对于领袖的服从不是因为暴力的压迫而是因为领袖的魅力，进一步讲，他们并不怀疑这种合法性的合理性，因为他们认为对于领袖的服从是本来就该如此的。这一想法的产生一方面来自于制度的管理，同时也来自于人本身的心理作用。
三 米尔格伦实验
米尔格伦实验（Milgram experiment)，又称（权力服从研究, Obedience to Authority Study）是一个非常知名的针对社会心理学的科学实验。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测试受测者，在遭遇权威者下达违背良心的命令时，人性所能发挥的拒绝力量到底有多少。
参与者被告知这是一项关于“体罚对于学习行为的效用”的实验，并被告知自身将扮演“老师”的角色，以教导隔壁房间的另一位参与者——“学生”，然而学生事实上是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参与者将被告知，他被随机挑选为担任“老师”，并获得了一张“答案卷”。实验小组并向他说明隔壁被挑选为“学生”的参与者也拿到了一张“题目卷”。“老师”和“学生”分处不同房间，他们不能看到对方，但能隔著墙壁以声音互相沟通。“老师”被给予一具据称从45伏特起跳的电击控制器，控制器连结至一具发电机，并被告知这具控制器能使隔壁的“学生”受到电击。老师会逐一朗读这些单字配对给学生听，朗读完毕后老师会开始考试，如果学生答错了，老师会对学生施以电击，每逢作答错误，电击的瓦特数也会随之提升。参与者将相信，学生每次作答错误会真的遭到电击，但事实上并没有电击产生。在隔壁房间里，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学生打开录音机，录音机会搭配著发电机的动作而播放预先录制的尖叫声，随著电击伏特数提升也会有更为惊人的尖叫声。当瓦特数提升到一定程度后，假冒的学生会开始敲打墙壁。接下来当瓦特数继续提升一定程度后，学生将会突然保持沉默，停止作答、并停止尖叫和其他反应。
在此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实验过程中“学生”的反应：在75 V时，“学生”会嘟囔；在120 V时，“学生”会痛叫；在150 V时，“学生”会说他想退出试验；在200 V时候，学生会大叫“血管里的血都冻住了”；在300 V时候，学生会拒绝回答问题；在超过330 V时候，学生会保持静默。到这时许多参与者都表现出希望暂停实验以检查学生的状况。许多参与者在到达135伏特时暂停，并质疑这次实验的目的。一些人在获得了他们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的保证后继续测验。一些人则在听到学生尖叫声时有点紧张地笑了出来。如果有人想停止实验的时候，实验工作者会给予其语言上的压迫，例如：“这个实验需要你继续进行，请继续。”；“你没有选择，你必须继续。”。
在进行实验之前，米尔格伦曾对他的心理学家同事们做了预测实验结果的测验，他们全都认为只有少数几个人甚至是只有1%，会狠下心来继续惩罚直到最大伏特数。然而实验结果却是百分之六十五的参与者都达到了最大的450伏特惩罚，尽管他们都表现出不太舒服。而实验之后的一次追踪调查发现当时的参与者中有84%称他们感觉“高兴”或“非常高兴”参与了这项实验。这个实验其实告诉我们并不只是在显见的暴行和残害中，我们才能看到盲目服从权威，导致道德感在社会中消失的危险。对权威盲目服从，以致造成道德消亡的情况依然会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而我们再回头看一下上文中关于魅力型权威的合法性，我们不难看到对于领袖的服从一方面是领袖合法性常规化作用的结果，同时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人们内心本身对于权威的服从。制度化因素和个人化因素的影响是相互的，一方面制度化的影响从隐性处使人们更加确信了自己对于领袖的服从是正确的，例如大量的文化宣传夸大领袖的个人魅力以及严密的保密制度铲除了外部异议者的干扰。另外一方面人们内心的服从也是制度化的控制得到了多数人的服从，从而在民意让使这些服务维持个人权威而非大众利益的制度有了民意上的支持度，从而形成了表面化的合法性。
四 《浪潮》中魅力领袖权力维持因素
基于上述的论述，我们把理论带入到本文的研究对象，德国电影《浪潮》。电影中的领袖如同真实的历史事件一样，也是一位老师，教授的课程是“独裁政治”，他叫文格尔。而他也是电影中的政治组织“浪潮”的领袖。文格尔老师可以从一个“魅力教师”成为一个“魅力领袖”和他在五天之内采取的一些措施有着非常大的关系，根据我对于韦伯观点的引述，文格尔老师在这五天内采取的措施便是韦伯所说的“控制一批幕僚和物质的行政工具”，而这也是其魅力领袖权力能够在这五天内维持的重要因素。我截取影片中的几个片段试图去分析一下魅力领袖权力维持的因素
第一：统一的纪律
魅力型领袖的权力维持必须得有共同的意识形态，而这共同的意识形态是要以统一的纪律作为基础，意识形态的统一在操作的维度上也是对于纪律的遵守，而纪律的遵守也从外部因素上形成了对于权威的维护。从文格尔老师从第一节课中要求所有的学生要统一称呼他为“文格尔先生”，并且要求所有的学生在提问的时候要统一的举手，最后要求了统一的坐姿。这一切都是统一的纪律，而遵守纪律也就是意味着服从。影片中文格尔老师面对违反纪律的学生凯文，说“要不照做，要不离开”，最终迫使凯文和他的死党的离开，而这便是对于全班纪律维持，也是对于自身魅力型权力的维持。
第二：共同的团结
魅力型领袖权力得以建立是他的魅力，而这魅力正是意识形态上的控制，对于领袖魅力的服从也正是在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而意识形态的统一除去外部纪律的制约，也需要由自身心中生发出来的折服，而这种折服的体现就是共同的团结。影片中，为了达到团结，文格尔老师打乱了座位，使原来班级中的小团体分离开来，并且统一了着装，统一的手势，这一切都统一了全班同学的统一意识和概念，而为了达到团结的甚至树立了共同的敌人。影片中文格尔老师带领着全班的同学集体的快速踏步，并高喊着：“维兰德的无政府课就在我们楼下，让我们的敌人吃天花板的灰去吧！”学生们大笑，踏得更整齐更用力。这种团结的方式尽管看似好笑，然而结合我们的现实，在魅力型领袖为了保持其魅力当中就是要有统一的目标，而统一的目标往往就是打败共同的敌人。这种团结意识在起步阶段会需要一定时间的灌输，而慢慢的渗透会在组织内部互相横向蔓延。影片中的“软脚虾”蒂姆，性情软弱，没有朋友，总被人欺负，常用送大麻等方式讨好别人。但浪潮改变了这种局面，当两个小混混勒索他时，浪潮班的两个男生来救了他，而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为了共同的团结。
第三：伟大的壮举
魅力型领袖的产生往往并不是在平凡的时代，往往伴随着重大的变革，而在变革中人们需要伟大的领袖可以去带领人们做成他们做不到的事情。影片中“浪潮”班的同学们走向了街头，到商厦、立交桥、店铺各处去喷绘上“浪潮”的标志，到最后日常胆小的“软脚虾”蒂姆爬上了工地中的高耸的大楼，喷上了“浪潮”的标志，而他的这一举动不仅在自己的心中燃起了火花，在所有参与这行动的人们眼中也是伟大的壮举。而这一切在他们眼中不是他们自己的功劳，而是领袖“文格尔先生”的功劳，没有文格尔的领导，一盘散沙的他们是无法完成这一伟大的举动。而影片中最大的壮举正是使这样一群如同散沙一般的班级，成为了一个统一的整体。通过这样一个又一个的努力，浪潮班成为一个具有非凡凝聚力的集体，并在学生们心中掀起巨浪，他们身上原来那种懒惰的、一盘散沙的、随心所欲的、令人厌倦的个人主义消失了，很快被积极进取的团队精神所取代。最能体会到浪潮好处的是“软脚虾”蒂姆，他找到了归属感。在他家中，父亲冷酷而母亲冷漠，他对这个家也没有归属感。至于以前的班级，他也一样没有归属感。但现在，他是浪潮集体的一员！找到对浪潮的归属感后，蒂姆爱上了白衬衫和牛仔裤，而将以前的耐克、阿迪达斯等名牌服装付之一炬。土耳其裔的锡南则从浪潮中找到了价值感，他感叹说：“这几天的生活十分有趣，谁最漂亮，谁成绩最好都不重要，浪潮让我们人人平等。出身、信仰、家庭环境都不重要，我们都是一场运动的一分子，“浪潮”让我们的生活重新有了意义，给了我们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理想。”这是浪潮让游离于家庭、班级之外的个体找到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这正是他们心中最大的壮举。
五 《浪潮》的现实意义
其实本文之所以选择一部电影去解读魅力合法性，是因为我在其中看到很大的现实意义。从韦伯的观点来看，“传统合法性”的权威正在消退，而“法律合法性”正在这个时代大行其道，正如影片中学生说的，似乎魅力型领袖也不会在这样一个民主的时代产生。然而《浪潮》却用很强的合理性告诉我们“魅力型”权威依然在着很强大的土壤，并且如果不加以小心，魅力型权威将会披着“法律合法性”的外衣大行其道。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电影中，无论是选择文格尔老师成为领袖，还是选定统一的名称以及统一的手势都不是文格尔一个人决定的，都经过了民主的投票和选举，换句话说这些最终的产物是“民主”的，而从这一层面考虑，文格尔在“浪潮”中的合法性地位表明上是来自于法律规则层面。而产生这一奇怪状况的原因正是前文所提到的米尔格伦实验，人们从内心本能就有着对于权力的服从倾向，而这人性特质也促成了文格尔的提议往往难以面对真正的挑战。结合我们现在的生活，在这个所谓的公民社会，我们自身在面对权力压迫时往往也愿意以服从的方式去面对，如果当事情最后不会逼迫到我们自身利益的时候，我们往往选择向着权威去服从。例如国家发改委曾经多次关于水价和电价的上涨召开听众会，并且面向社会征集报名。但是作为公民的我们往往对于听证会漠不关心，直到水价和电价上涨到我们无法忍受的地步之时才会不再保持沉默。影片中学生马尔科一直对于浪潮的存在保持的怀疑，但正是内心的服从和外在压力使他一直保持沉默，直到最后文格尔老师在礼堂中鼓动着同学们颠覆富人阶层之时，马尔科才真正站出来，但面对他众人的质疑和指责。作为一名组织内部的成员，在面对权威尤其是个人魅力极强的权威时，往往选择违心的服从，然而这一行为最终导致的是组织走向失控。影片中最后的惨案正是印证了韦伯的观点，庞大的巨兽在魅力领袖的带领下向着不知的方向前进，而组织内部的人却依然各尽其职。
而《浪潮》给予我们的另外一个启示便是，在科技非常发达的当今时代，在这个非常强调个人自我实现的时代，魅力型权力依然有存在的基础，而一旦他产生便有着向独裁发展的趋势。电影中的前半部分向我们展现了“浪潮”班中形态各异、性格不同的同学们，有抽大麻打游戏的混混，有着英雄主义情节极强的运动员，有着一心前往西班牙的乖乖女，有着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土耳其人。大家都独断专行，有着极强的自我意识。但正是这样一群人却成为了“浪潮”的中流砥柱，成为了集体主义甚至的独裁政治的极大的拥护者。结合我们现实的生活，在市场化经济的时代，个人的成就完全取代了集体的荣誉，而这种极强的对于个人能力的关注给人们带来了非常大的孤独感。正是这一孤独感成为了“浪潮”成立的土壤，当所有人不再有差异，当所有人千篇一律，我们的行为将不再由我们负责，而是一个团体去负责。就如同《乌合之众》中所描述的，在集体的行动中，我们产生了匿名性，而这种匿名心理便会促使我们的行为向非理性化发展，最终成为了多数人的独裁暴政。在影片的结尾文格尔先生大声质问着将“浪潮”叛徒马尔科拽上讲台的几位“浪潮”核心成员，“你们为什么要把他拽上来？”几位核心成员面面相觑，只能回答是文格尔先生命令的。而当文格尔再次质问：“如果我给你一把枪，让你把他杀死，你是不是也会这样去做？”所有的人都沉默了。在那一刻，所有人发现了魅力型合法性最终成为了独裁，而造成这一切的并非是文格尔一个人，而是享受着匿名感的每一个人。现代化的机器依然高速运转着，但是在人们逐渐空虚的内心中，却依然潜藏着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