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谷运动”小考
贺宏亮
在1995年5月出版的《陈云文选》第一卷中，收录了《游击区域的斗争方式和组织方式》一文（页30-35）。该文的写作时间为一九三四年九月十四日，原载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七十二期，题为《游击区域（被敌人占领的区域）的工作方式与组织方式》，收入“文选”时有删节。该文分析了游击区域的斗争现状以及产生的原因，指出了党组织在游击区的地位与作用，阐述了发展游击战争的正确方针，文章的目的是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扭转当前游击区存在的种种问题，以改变第五次反‘围剿’的被动局面。文中谈到了“借谷运动”。本书给出的注释为：
“借谷运动”是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起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展的借谷供给红军的运动。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颁发了第二十号训令，规定了革命群众自愿借谷的办法，并因战争紧迫，要求各县在三月份内将这件事办完（页33）。
收入同卷的另外一篇文章《这个巡视员的领导方式好不好？》（页20-24。写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五日，原载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十八期，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在说到“退还谷票”时，也涉及到了“借谷”问题。关于“谷票”，该文的注释为：
谷票是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起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展的借谷供给红军的运动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部印发的借谷票。退还谷票就是把借谷票退还给政府，不再要政府归还谷子（页20）。
从这两段注释文字看，似乎“借谷运动”的开展时间仅限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一九三三年初，由于经济封锁等种种原因，苏区粮食十分紧缺，红军军粮接济难以为继。因此，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向苏区群众“借用”粮食。这个时期的“借谷证”在近年也有发现，如2001年《浙江日报》刊载有以下新闻：
另据福建省地方志网站，可知一九三三年三月借谷总数为二十万担。
但仅就我目前见到的所谓“红色收藏”的“借谷票”来看，有多件是在一九三四年发出的。如下图分别是一九三四年发出的面额为五十斤和一百斤的“借谷票”的正反两面。
前一种借谷票正面的文字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谷票”、“干谷伍拾斤”、“此票专为一九三四年向群众借谷充足红军给养之用”和“粮食人民委员陈潭秋”；背面文字为：左边是“凭票於一九三六年九月向苏维埃仓库取还乾谷贰拾伍斤正”；右边是“凭票於一九三五年向苏维埃仓库取还乾谷贰拾伍斤正”，左右落款都是粮食人民委员陈潭秋并加盖私章。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十）（1934-1935）中的有关文件（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640/4489933.html），广昌保卫战后，中央苏区红军供给十分困难。中央决定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进行战略转移后，立即开展以扩大红军、补充兵员和军需物资准备为主要内容的秘密准备工作。1934年6月2日和27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两次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在7月15日前完成24万担借谷的计划。7月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又决定举行秋收借谷60万担运动。
因此，这三次大规模“借谷运动”的总数为104万担。按照一九三三年三月借谷时“干谷十斤折米七斤四两”， 三次“借谷运动”所得104万担干谷可折米76.96万担，一担为一百斤，总量应为7696万斤大米。不过，根据瑞金市粮食局温时明先生的研究（见《中央苏区时期粮食工作概况》，《中国粮食经济》2003年3期，页42），借谷运动实际得到的粮食，超过了原定计划。而且，在借谷运动的同时，还开征了“土地税”。文中说到：
1934年7月22日，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人民委员会作出《关于在今年秋收中借谷六十万担及征收土地税的决定》，这是中央苏区开展的第三次借谷运动。《决定》指出：“为了保证红军今后粮食的供给，中央特批准各地苏维埃与工农群众的请示：举行秋收六十万担借谷运动，并决定立即征收今年的土地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秋收借谷运动即大大超过了预定计划。至9月30日，秋季粮食突击运动任务数为80.5万担，实际完成71.2万担。其中：借谷任务60万担，完成58万担；应收土地税谷20万担，实收12万担；应收红军公谷0.5万担，完成1.2万担。除被敌占领的苏区地域中断粮食突击运动等因素外，其余各地均超额完成突击任务。
我读到这些文字，想说的是：这是苏区千千万万老百姓，为我党作出的实际贡献。是不是“自愿”借谷，我不想评议。但“中央特批准各地苏维埃与工农群众的请示”一句，确实耐人寻味。1934年的两次借谷运动开展不久， 10月，红军就被迫“战略转移”，借谷票因此大多无法兑换。这好几十万担粮食肯定无法全部带走，其下落，也是党史研究中的一个有争议的话题。1950年，经中央指示，当地政府发出通知规定：凡持有借谷票的，可凭票抵作公粮，也可以兑换现金。
根据左进亮《特殊证券——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军临时借谷证》（《党史纵横》1995年第2期，页31），在红军行动途中，还发行有一种“临时借谷票”。该票的正面写明“一、此借谷证，专发给红军流动部队。作为临时紧急行动中沿途取得粮食之用。”最后的落款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 粮食人民委员陈潭秋”。这种“临时借谷票”的发行数量、范围和使用时间不详。根据左进亮采访苏区老干部和红军老战士，估计在1930年至1932年间使用。在红军长征途中，是否使用过这种“临时借谷票”，还需要进一步查考。（按照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谢觉哉日记》(下册P.734)所载1945年1月15日的说法：“毛说我党犯过两次错误,一是长征时乱拿人民东西(不拿不得活)；二是种某物(不种度不过难关)。”形势紧迫，估计当时也来不及印制和使用“借谷票”之类的“特殊证券”而只能直接“乱拿”了。）
据我的保守估计，“借谷”的总量，至少应当是100万担以上，即折合大米一亿斤以上。当然，其准确数量和后来被兑换的数量，可能将是一个永远的历史之谜。
2010年12月
贺宏亮
在1995年5月出版的《陈云文选》第一卷中，收录了《游击区域的斗争方式和组织方式》一文（页30-35）。该文的写作时间为一九三四年九月十四日，原载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七十二期，题为《游击区域（被敌人占领的区域）的工作方式与组织方式》，收入“文选”时有删节。该文分析了游击区域的斗争现状以及产生的原因，指出了党组织在游击区的地位与作用，阐述了发展游击战争的正确方针，文章的目的是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扭转当前游击区存在的种种问题，以改变第五次反‘围剿’的被动局面。文中谈到了“借谷运动”。本书给出的注释为：
“借谷运动”是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起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展的借谷供给红军的运动。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颁发了第二十号训令，规定了革命群众自愿借谷的办法，并因战争紧迫，要求各县在三月份内将这件事办完（页33）。
收入同卷的另外一篇文章《这个巡视员的领导方式好不好？》（页20-24。写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五日，原载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十八期，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在说到“退还谷票”时，也涉及到了“借谷”问题。关于“谷票”，该文的注释为：
谷票是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起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展的借谷供给红军的运动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部印发的借谷票。退还谷票就是把借谷票退还给政府，不再要政府归还谷子（页20）。
从这两段注释文字看，似乎“借谷运动”的开展时间仅限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一九三三年初，由于经济封锁等种种原因，苏区粮食十分紧缺，红军军粮接济难以为继。因此，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向苏区群众“借用”粮食。这个时期的“借谷证”在近年也有发现，如2001年《浙江日报》刊载有以下新闻：
另据福建省地方志网站，可知一九三三年三月借谷总数为二十万担。
但仅就我目前见到的所谓“红色收藏”的“借谷票”来看，有多件是在一九三四年发出的。如下图分别是一九三四年发出的面额为五十斤和一百斤的“借谷票”的正反两面。
前一种借谷票正面的文字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谷票”、“干谷伍拾斤”、“此票专为一九三四年向群众借谷充足红军给养之用”和“粮食人民委员陈潭秋”；背面文字为：左边是“凭票於一九三六年九月向苏维埃仓库取还乾谷贰拾伍斤正”；右边是“凭票於一九三五年向苏维埃仓库取还乾谷贰拾伍斤正”，左右落款都是粮食人民委员陈潭秋并加盖私章。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十）（1934-1935）中的有关文件（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640/4489933.html），广昌保卫战后，中央苏区红军供给十分困难。中央决定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进行战略转移后，立即开展以扩大红军、补充兵员和军需物资准备为主要内容的秘密准备工作。1934年6月2日和27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两次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在7月15日前完成24万担借谷的计划。7月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又决定举行秋收借谷60万担运动。
因此，这三次大规模“借谷运动”的总数为104万担。按照一九三三年三月借谷时“干谷十斤折米七斤四两”， 三次“借谷运动”所得104万担干谷可折米76.96万担，一担为一百斤，总量应为7696万斤大米。不过，根据瑞金市粮食局温时明先生的研究（见《中央苏区时期粮食工作概况》，《中国粮食经济》2003年3期，页42），借谷运动实际得到的粮食，超过了原定计划。而且，在借谷运动的同时，还开征了“土地税”。文中说到：
1934年7月22日，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人民委员会作出《关于在今年秋收中借谷六十万担及征收土地税的决定》，这是中央苏区开展的第三次借谷运动。《决定》指出：“为了保证红军今后粮食的供给，中央特批准各地苏维埃与工农群众的请示：举行秋收六十万担借谷运动，并决定立即征收今年的土地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秋收借谷运动即大大超过了预定计划。至9月30日，秋季粮食突击运动任务数为80.5万担，实际完成71.2万担。其中：借谷任务60万担，完成58万担；应收土地税谷20万担，实收12万担；应收红军公谷0.5万担，完成1.2万担。除被敌占领的苏区地域中断粮食突击运动等因素外，其余各地均超额完成突击任务。
我读到这些文字，想说的是：这是苏区千千万万老百姓，为我党作出的实际贡献。是不是“自愿”借谷，我不想评议。但“中央特批准各地苏维埃与工农群众的请示”一句，确实耐人寻味。1934年的两次借谷运动开展不久， 10月，红军就被迫“战略转移”，借谷票因此大多无法兑换。这好几十万担粮食肯定无法全部带走，其下落，也是党史研究中的一个有争议的话题。1950年，经中央指示，当地政府发出通知规定：凡持有借谷票的，可凭票抵作公粮，也可以兑换现金。
根据左进亮《特殊证券——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军临时借谷证》（《党史纵横》1995年第2期，页31），在红军行动途中，还发行有一种“临时借谷票”。该票的正面写明“一、此借谷证，专发给红军流动部队。作为临时紧急行动中沿途取得粮食之用。”最后的落款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 粮食人民委员陈潭秋”。这种“临时借谷票”的发行数量、范围和使用时间不详。根据左进亮采访苏区老干部和红军老战士，估计在1930年至1932年间使用。在红军长征途中，是否使用过这种“临时借谷票”，还需要进一步查考。（按照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谢觉哉日记》(下册P.734)所载1945年1月15日的说法：“毛说我党犯过两次错误,一是长征时乱拿人民东西(不拿不得活)；二是种某物(不种度不过难关)。”形势紧迫，估计当时也来不及印制和使用“借谷票”之类的“特殊证券”而只能直接“乱拿”了。）
据我的保守估计，“借谷”的总量，至少应当是100万担以上，即折合大米一亿斤以上。当然，其准确数量和后来被兑换的数量，可能将是一个永远的历史之谜。
201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