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戚中一位长辈近日过世。我又一次经历了回族葬礼。

      其实，，我从小到大，在清真寺和回民公墓之间，经历了不少次本民族的葬礼。但是，一方面由于时间和年龄的原因，过去的一些印象不清楚了；另一方面，葬礼的一些环节我并未亲见，所以，我以往经历的回族葬礼大多只留下零散、模糊的印象。

    而这次我却有更为贴近的、全面的印象。其中某些情景，令我很受触动。

    回族风俗，讲究人故之后尽快安葬。我的亲戚在深夜亡故之后，遗体即由医院移到与牛街清真寺紧邻的宣武区回民丧葬管理处（其实大多数回族丧葬处就在清真寺内），置于封闭的“低温停亡室”中。第二天，亲属便来到京西芦井回民公墓，联系第三天下葬事宜，一切顺利。由于这位“亡人”（按照习俗，应当这样称呼死者）的妻子早在十多年前既已安葬在这个公墓，因此，这安葬实际上是夫妻合葬的方式，将原墓挖开，下葬刚刚逝去的人。这比新挖一个墓穴要简单容易得多，尤其是在天寒地冻的冬季。

     对于回族墓穴制度，我从小就有一个很清晰的印象，那就是：我们回族亡人的遗体并不安放在“坟头”的正下方，而是在墓底一侧掏出一个仅容遗体完整安放的空间，然后用石板隔离后填埋。由于回族丧葬不用棺木（因此，回族的丧葬在传统上就是薄葬，也不得用金银宝物等陪葬品），因此这个实际安放遗体空间并不需要很大，但是否足够“舒服”，则需由亡人的直系亲人下到里面躺着去试一下。为亲人“试坑”，亲身躺到墓底的体验，虽是礼仪定制，却特别含有亲情，给我的印象也特别深刻。

     而在前一位亡人的伴侣亡故之后，如要将两位合葬，则只需将后一位的遗体安放在“坟头”正下方——刚好躺在其生前的伴侣旁边。这种葬式，叫做“明坑”。现在看来，这也是尽可能节约土地的方式。

    按照回族丧葬习俗，亡人遗体停入清真寺后，亲人即需陪伴在侧，香炉里点燃的香，不待一根燃尽，就得点燃另一根，即使深夜也不能断。这个规制，在现在遗体已存放在封闭的“低温停亡室”的情况下，也仍然保留下来。牛街清真寺旁的宣武区回民丧葬管理处是最近几个新修成的，非常讲究，它的地下一层，数间“低温停亡室”的对面，就是数间专门为家属陪伴亡人安排的房间，备有座椅。

     深夜陪伴亡人的经历，我以前并没有体验过。这次也只是和大表姐、表姐夫一起陪伴了半宿。但是，以往简陋的条件下肯定有所不同：想象一下，在深夜昏暗的灯光下，亡人的遗体就在身旁，长夜的困顿与孤寂，都会使守夜的子女和亲属有一种与死亡更加接近，与亡故的亲人更加接近的体验。而窗外的风声甚猫叫，也往往会使人竖起汗毛。

     早上六点多钟，管理人员打开“低温停亡室”，我们一起把停放遗体的轮床推进“陪伴室”的里间，并拉上绣着经文的白色帷帐。

    葬礼定于这一天的中午开始。

     首先是擦洗遗体的程序。先把停放遗体的轮床通过电梯从地下一层转入专门擦洗遗体的房间，由三位专业人员有条不紊、一丝不苟地分工合作：他们都戴着白色礼拜帽和医用橡胶手套，其中两位还身穿白大褂，神情严肃，动作节奏却很快，配合紧密，体现出专业的熟练，恍惚间仿佛是医生在给病人动手术：其中只有一位老人亲手擦洗遗体，另外两人，其中一人用水壶跟随老人的动作冲洗遗体和主持擦洗的老人的双手和手中的卫生棉；另外一人的工作，就是一只接一只地把水壶灌满水。

    主持洗浴的老人的动作很仔细，从头部开始一直到洗到脚趾。牙齿、耳、鼻、眼睛、肚脐，都特别细致。遗体的两只鼻孔都分别多次使用医用药棉搓成细条，浸水后探入深处用手挤住向外抽拉。两遍过后我以为换了另一只鼻孔，但仔细一看，仍然在洗前一只鼻孔。在反复清洗遗体的下身时，主持洗浴的老人甚至用手抠出了亡人肛门中最后的一块粪便。看到我们略有感慨之色。他说：“对不起谁也不能对不起亡人啊。”

     我觉得，这就是民族丧葬仪式中自古传承的专业精神。其中肯定有宗教因素和民族的情感，但其中的职业道德却是具有普遍性的价值。

     与日本电影《入殓师》表现的场景不同，中国回族葬礼中的遗体擦洗过程，是在封闭的房间里进行的，并不面对全体家属，尤其是异性家属。但是，家属中可有与亡人同性的一、二人作为“递水”的角色，进入这个房间。我和一位表哥进入这个房间，侍立在侧，实际上插不上手，偶有需要搬动遗体某个部位的时候，需要我们动手协助。

    包裹遗体的白布在轮床上被打开后，我看到我的这位长辈赤裸的身体被笔直地放在一个金属制作、略微凹陷，底部留有泄水口的床上——它也有一个专业名称，这个大概叫做“水溜子”。他的身体已经多年没有这么挺直过，因为他早已以深深地驼背。因此，他在故后居然像多年前一样显得很高大。

    一具赤裸的、苍老的尸体，躺在冰冷的浴床上像孩子一样任人服侍——这是这位长辈留给我最后的印象。但此时，我的眼前却浮现出他年轻时的照片上那个俊朗的面孔，在我的长辈亲属中，竟然有过那么英俊的人！就像拍摄照片的那个时代那么明朗。我的眼前也浮现出他在四十年前遭遇丧子之痛后写的那首具有杜诗风韵的五言诗，其中对小儿生前情态的生动描写令人心痛。

    这是我的长辈中内心特别细腻丰富的一位，在精神气质上也和我最为接近。他建国初年据说当过北京市某个局的局长秘书，也是年我们这个城市贫民家庭中惟一的一位公务员。后来国家动荡，他随局长下放到效区农场，晚年才因家庭困难调回到北京市内工作。除了这些社会背景之下的人生的坎坷之外，他年轻时的灿烂也在中年丧子之后就熄灭了。

      在遗体的洗浴过程中，我听到门外的颂经之声。而其余亲属，可能也在门外“跪经”。

    而洗浴完成之后，遗体被抬放到事先用白布铺好的一张床上，一层层用白布包裹捆扎，其间撒上樟脑和其他药物。从一只很小的玻璃瓶中，取出的褐色粉末，填入亡遗体的鼻孔和耳朵之中——这是麝香。

    在最终把面孔遮住之前，请家属最后看上一眼。

    整个丧葬仪式中真正的具有宗教感的环节，是在洗浴之后。

      因为丧葬仪式由清真寺承办，因此实际上也与日常的宗教活动——“礼拜”结合在一起：礼拜结束之后的“乡老”（我只是听音，估计是这个意思，或是“香老”，即参加礼拜的回教徒），不管是否相识，会一起参加丧家的告别仪式——他们围成一圈，在主持者念颂一段经文之后，传递香炉。多年前，我曾在北京朝阳门附件的一座清真寺内看到这这种场景。在这个过程中，我体验到这种丧葬仪式把一个人的死亡看作是一个民族共同的事情：一个人的死亡，一个丧失亲人的家庭，在这个环节中得到了整个民族的安慰和祝福。因此特别有温暖感。

     而这次的体验则更为强烈，可以说是震撼。因为周五正赶上“主麻”，即一周中最重要的宗教聚礼，前来礼拜的“乡老”特别多。他们在礼拜之后陆陆续续都来到停放遗体的大厅，足有一百多人，刚才还显得空旷的大厅被充满。相识者相互问候之后，自动站成一圈，进入仪式。当香炉每传到一个人手中，他就会念颂一句经文把香炉传到下一位手中，不同嗓音的颂经声就这样随着香炉的传递进程此起彼伏，场面非常壮观。

      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壮观的回族葬礼——这么多不相识的人，为一个普通的人。而这个人虽然没有“生荣”，却有这样的“死哀”，只是因为他死亡和下葬的时间刚好赶上主麻日。所以，后来我听到一位乡老说：“有钱能买到这样的场面吗？”他的意思是，这位亡人死亡的时间这么恰好，肯定是得到了真主的眷顾。

      在牛街清真寺旁的葬礼之后，许多“乡老”与我们亡人家属一起乘一辆五十人的大轿车到位于京西芦井的公民公墓安葬遗体。他们和家属一起抬着盛放遗体的木匣子（有个专业的称呼，好像是阿拉伯语，我说不好，但它不是棺木，因为并不随遗体下葬），在一个挨着一个的坟墓和松柏树之间艰难地穿行。在遗体放入墓穴之后，这些不相识的“乡老”除了在旁边“跪经”之外，有的还抄起铁锹，与家属和公墓的工人们一起填土，最终堆成坟头。其中一位比我大得多的老人，从我手中夺过铁锹，非常熟练地铲土，仿佛在给我示范。

     我从小到大对于本民族的体验，除了日常饮食的禁忌之外，大多是与丧礼相联的。即，不管我们对宗教的信仰有无、程度深浅，我们亲人的人生归处是同一个地方。我也会在丧礼中见到更多的亲戚（其中一位满头白发的七十二岁老人辗转坐车从郊县赶来）。而在亲人之外，则是那些不相识的本民族的参与者。这种参与，使我越来越感觉到，回族的葬礼——也许还有其他民族的葬礼也同样，与其说是一种具有宗教色彩的仪式，不如说是具有一种社会功能的服务。即一个在人口上处于少数的民族，虽然散居在一个国家主体民族的汪洋大海中，但是在每个成员最后的时刻，都能够得到整个民族的照拂，感受到来自整个民族的温暖。在这个庄严的过程中，每一个亲历者、参与者的民族意识，可能被悄然唤醒。

    这正是那种在漫长的历史中长期维系一个民族存在的的关怀和温暖。它与任何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和温暖一样值得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