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到庐山
王先金 编著
第二章 潘扬冤案 （2）
逮捕潘汉年
所谓“潘汉年事件”是这样引起的。1943年，潘汉年在任华中局情报部长期间，为了工作需要，曾与日伪特务机构有过联系，与敌方特务头目李士群也有往来。这件事当时中央情报部门是了解的，潘汉年也报告过，当时华中局主要领导人饶漱石与潘汉年关系不和，批评潘“自由主义”，怀疑他私通敌伪。所以刘少奇、康生证明潘汉年与汉奸李士群接触的事中央知道。这个证明材料是1954年出具的。
潘汉年会见汪精卫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1943年4月，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正处在黎明前最黑暗的岁月，日伪计划对新四军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大“扫荡”。当时担任新四军政委兼中共中华局书记的饶潄石向潘汉年提出，要他到上海去一趟，重新部署那里的情报工作，加强与李士群的联系，尤其是要搞清楚日伪这次大“扫荡”的准确情况。经过饶潄石批准，潘汉年经过镇江抵达上海。
胡均鹤热情接待了潘汉年，潘汉年向胡均鹤提出，希望能立即见到李士群。胡均鹤犹豫了一下回答说：李士群不在上海，他到苏州去了。于是第二天潘汉年在胡均鹤陪同下来到苏州李家，结果扑了个空，说是李士群不在苏州已去了南京。潘汉年考虑再三，还是由胡均鹤陪同又风尘仆仆赶到了南京。胡均鹤陪同潘汉年跑到南京李家，李士群又不在家，说是去看汪精卫了。当天晚上，潘汉年便由胡均鹤安排住进了南京的一家高级宾馆。
第二天一早，李士群由胡均鹤陪同，来到宾馆会见了潘汉年，李士群当即提出要带潘汉年去见汪精卫。这是潘汉年做梦都没想到过的事，这位老资格的中共特工顿时有一种被人玩弄的感觉。他既无法向上级请示，又无法拉下脸而一口拒绝，只得随李士群和胡均鹤一同驱车到汪精卫公馆会见了汪精卫，并和汪精卫作了简短的、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的会谈。当时潘汉年用的是化名肖淑安。
汪精卫说，他过去认识毛泽东先生，主张联共，希望中国共产党与他合作，组成联合政府。并且希望共产党不要与蒋介石搞在一起，只有和他合作才能救中国。潘汉年当即表示，共产党不会参加你们的议会。如果将来你和日本人合作有困难，想另选出路，新四军可以考虑给你一个转身的余地。
遗憾的是，这一重要事情，潘汉年一直没有向党组织报告过。
会见汪精卫一事，1945年，潘汉年去延安参加七大会议时，决心向毛泽东主席当面谈清。可是当时正谈别的事情，潘汉年优柔寡断，欲说还休，坐失了良机。等到1955年3 月，潘听到毛主席讲话，他思想斗争激烈。会议结束的晚上，潘汉年到老朋友夏衍房间，坦诚地讲了自己多年来心中的苦恼，表示要向组织上交代清楚这件事。夏衍真诚地劝他赶忙去向陈毅说清楚。
1955年4月1日，潘汉年找陈毅面谈了自己在12年前被李士群、胡均鹤挟持去见汪精卫的详细情况，检讨了自己长时期没有向组织上汇报的原因，同时要求陈毅将他写的有关报告转呈中央。陈毅感到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答应亲赴中南海向毛泽东报告并转交他写的书面材料。陈毅还安慰了潘汉年几句，要他不要紧张，要相信组织、相信中央。
4月2日，陈毅将材料送到中南海毛泽东处，向毛主席报告。毛泽东震怒，亲笔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随后做出了立即将潘汉年逮捕审查的决定。其“罪名”有二：一是潘汉年在抗日时期秘密见过汪精卫而又长期没有向组织报告；二是潘汉年在“重用、包庇和掩护”胡均鹤等特务分子问题上负有直接的责任。据此，潘汉年被认定是隐藏在中共党内的“内奸”。次日就将潘汉年逮捕法办。
关于胡均鹤，他是江苏用直人，出身贫苦，又有点文化，1925年加入中共，大革命失败后，他担任了团中央组织部长，1928年他还作为少共国际支部的代表去莫斯科参加了少共国际代表大会，见到了斯大林。回国后，他先在江西中央苏区工作过一阵子，很快又回到白区团中央局担任团中央书记。1932年11月至12月间的一个夜晚，胡均鹤被捕，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斗争后，他叛变了。1933年春节前，胡均鹤从狱中出来。胡均鹤叛变后，先后担任国民党中统南京区的副处长兼情报股长和国民党平绥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的主任。1938年胡均鹤被国民党中统委派为苏沪区副区长兼情报股长。1939年胡均鹤落水成了汪精卫特工总部的一员，与76号头目丁默村、李士群同为共产党叛徒，又是中统熟人，很快就受到重用，不久又调到上海担任特工总部第二处处长，专门对付中统和共产党，并从事破坏学生运动的活动。
1939年秋天，李士群通过一个非常秘密的渠道，向中共有关方面表示：希望与中共建立联系。潘汉年详细研究了李士群的情况，并经中央社会部的同意，随即和廖承志决定派中共地下党员、诗人关露到李士群家里，和李士群建立了联系。
据老作家舒諲(冒鹤亭之子)回忆说：“潘汉年抗战后期去见汪精卫，与日本军队要员往来，是奉党组织的指示，某些人当然完全知道。世事是复杂的，潘汉年奉命去见汪精卫，后来被整得死去活来。” 潘 汉 年
1955年4月2日，民盟中央主席沈钧儒老人听说潘汉年正在北京开会，便打电话到给胡愈之，请他专程去约潘汉年到家里吃饭，以便在一起叙一叙。沈老已有很久没有见到潘汉年了，转眼已有一二年没有在一起畅叙了。这一次，也是天意安排吧，沈钧儒忽然想起，非要请潘汉年吃一次饭。他觉得对潘汉年这样的中共朋友，是永远不能忘记那风雨同舟的深厚情谊的。
当胡愈之来约请潘汉年到沈钧儒家去做客赴宴时，潘汉年这时的心情虽然不好，但前辈的感情不好推却。于是便应约到了沈老家里。沈钧儒还约了一些彼此熟悉的朋友作客，大家畅叙了一番，气氛融洽而愉快。饭后，潘汉年即向沈老告别。沈老对这次聚会很高兴，但这位当时已年届80高龄的老人根本没有想到他和潘汉年的这次见面，竟成了永诀。
4月3日下午，潘汉年还有一个约会。剧作家兼电影导演吴祖光和夫人新凤霞要到北京饭店来看望他和夏衍。
当天下午，诗人艾青正好来到吴祖光家，艾青高兴地和吴祖光、新凤霞一起去了北京饭店。时近黄昏，吴祖光约他们到附近东单一家小饭馆吃晚饭。夏衍当晚另有约会，在餐馆坐下不久，没有吃饭便先离开了。潘汉年和平时一样衣装整洁。由于刚刚理完发而更显得容光焕发，但是吴祖光感觉到他不似以往那样兴致勃勃，似乎有一些隐隐的抑郁，整个晚饭时间很少讲话，饭后也是他首先提出要回饭店休息，于是大家就各自散去。
潘汉年告别吴祖光和艾青后，回到北京饭店301房间。晚8时许，潘汉年接到电话，说楼下客厅里有人等他，请他马上去一趟。楼下公安部长罗瑞卿带着几名便衣干警在等着。潘汉年下楼后，罗瑞卿宣布了对他逮捕审查的决定，当即将潘汉年押上小车直送功德林监狱。
对于逮捕潘汉年的事，潘的秘书、警卫员以及同住北京饭店的许多熟人都毫不知情。潘的警卫相其珍当晚看戏回来，已12点多。他发觉潘汉年不在房里，马上到陈丕显、夏衍处打听，都说没有见到他。夏衍的秘书说：“好像是中南海周总理打电话找他，他下楼去了。”第二天，正当夏衍和相其珍在打听潘汉年的去向时，上海市委第二书记陈丕显赶来对他们说：“你们不要着急，潘汉年有事离开北京了，来不及找我们。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也不清楚。”同日，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谭震林为防止张扬，直接通知夏衍，潘汉年已被逮捕，并嘱一定要保密。
当时，全国人大一届第九次会议正在北京召开。4月5日，上海市长陈毅在人大上海代表团开会时宣布了潘汉年已被捕的消息。他诚恳地、留有余地对上海代表说：“潘汉年从事革命工作多年，上海的同志有许多和他相识或者有来往，请不要担心。潘是因内奸问题而被捕的，这个问题发生在1943年。在以前，他做过许多工作，都是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并没有叛党嫌疑。”
4月7日，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追请大会批准将对潘汉年的逮捕列为议程。因为根据宪法，逮捕人大代表必须经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批准。
全国人大会议结束后，在上海代表团回程的火车上，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召集代表和工作人员开会，特地布置：潘汉年出了问题，你们回上海有人问起他，就说他出国去了，不要说别的。潘汉年的警卫员相其珍不久就被“隔离”起来，因为向他打听潘汉年情况的人很多。直到报上公开发表潘汉年被捕的消息，相其珍才得以露面。
7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向全国公布了潘汉年被捕的事。报告中说：“因为已经发现”潘汉年、胡风两代表“有进行反革命的证据”，常委会“已先后批准将他们逮捕审判”。第二天，全国新闻媒介公布了这个报告。这个消息引起来党内外、国内外极大震惊和关注。
7月18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在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后，党曾提出，钻到我们党内的绝不仅限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人，还有其他反革命分子、阴谋家、阶级异己分子等。已逮捕的反革命分子潘汉年，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要求严惩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潘汉年、胡风......”
由于潘汉年的问题已“定性”，因此他的一些战友、他领导的一些干部，包括他的夫人董慧都先后受到株连，蒙冤入狱。扬帆因潘汉年被捕而在当年4月12日从隔离审查升级为正式逮捕。显然，已把扬帆也定为敌我矛盾，和潘汉年案件捆在一起了，以后被称为“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简称为“潘、扬案件”或“潘扬事件”。
潘案发生后，周恩来指示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立即组织一个小组，在李克农领导下，对潘汉年的政治、历史、历年活动进行全面审查。专案组进行了一年多时间的全面调查，反复核实，于1956年4月29日，李克农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正式报告。报告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证：
一、中央一再有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
二、潘汉年利用原国民党特务袁殊、胡均鹤、李士群等都有正式报告。
三、他提供了决策情报，其中包括德国进攻苏联时间的准确情报，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究竟是南进还是北进的情报等。
四、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
五、潘汉年所属的重要关系，当时还正在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这是毛主席、周总理所知道的。
但是，这个实事求是的报告，在当时“左”的思想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并未引起重视。相反，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潘汉年作了“定性”结论。毛泽东说：“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
令潘汉年蒙冤的“镇江事件”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占香港，并派兵驻进上海租界。在上海的地下党领导同志及秘密机关处于极危险的状况中。中共中央来电指示：处于地下的中共江苏省委领导机关，从上海向新四军淮南根据地撤退。主持情报工作的潘汉年亲自审定了交通站、交通员，确定了交通线。多数干部平安转移到了淮南根据地，只有省委副书记刘长胜在撤退途中经过瓜洲时，曾被伪军盘查扣押了数小时，后来总算因处置得当而脱险。
1942年9月，中共中央又电示仍留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组织部长王尧山和潘汉年等人撤退。几个人商量后，决定动用情报系统，利用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的关系另辟一条交通线，以保万全。于是，由潘汉年出面同李士群会面。李士群大革命时期曾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保卫机关工作过，1934年被捕后为中统特务机关工作。不久又投靠日本特务，在汪精卫叛国后充当汪精卫的得力助手。他为了给自己留后路，又设法同中共方面联系。经中央社会部的批准同意，中共方面也希望争取他做一些有利于抗战的事，有限度地为我所用。这样，当潘汉年向他提出“准备到新四军根据地去一趟，可能会带几名助手，希望能得到帮助，为路上的安全提供保证”时，李士群很痛快地答应了，并指派专人具体负责，由特工总部设在镇江的特工站护送。
1942年11月初的一天，刘晓、王尧山和夫人赵先，以及江苏学委书记张本，各自按约定的时间到上海四川路的一家旅馆集中。第二天黎明，四人又分乘两辆三轮车到广东路的一家商号与潘汉年会合，乘出租车直驶上海火车站。没经盘查，直接从贵宾通道上了二等车厢。
火车到镇江后，李士群指派专门负责此事的胡均鹤和镇江特工站站长刘毅亲自到车站迎接。这胡均鹤大革命时期也曾加入过中国共产党，从事工人运动，1929年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1932年被捕后叛变，投靠了中统。抗战初期，被汪伪逮捕后就在李士群的手下工作。他的夫人赵尚芸是东北抗日联军司令赵尚志的亲妹妹。当时他担任汪伪特工总部副厅长兼江苏实验区区长。1941年间，经中共中央批准同意，潘汉年同他之间建立了情报工作关系。此人在上海解放前夕向我方要求给予立功续罪的机会，后来担任过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所属的外围组织情报委员会主任。潘案发生后也受到牵连，1982年得以平反。
胡均鹤将潘汉年一行安排住进了镇江有名的金山饭店。路上，王尧山颇有点紧张地悄声告诉刘晓：“那西装小个子是胡均鹤，那长衫是刘毅，他们都是中央通报过的叛徒！我们要当心点。”刘晓听了也顿时警觉起来。
午饭过后，刘晓对潘汉年说：“汉年，我看咱们要赶快离开。”
“到了镇江了，忙什么？下午逛金山寺，明天地方长官请吃饭。这里的明虾、活清水蟹、鲋鱼，可比上海的鲜，咱们在上海可没钱吃这个。”潘汉年笑着说。
刘晓着急了：“你知道胡均鹤、刘毅他们是谁？他们都是我们党的叛徒，是汪伪的特务头子！”
潘汉年正色起来：“没错！但他们也知跟着汪精卫、李士群干没什么好结果，所以都想为共产党、为抗日做些事，以争取党的宽大。我们就是要利用他们的这种心理，尽力帮助他们从敌伪阵营中分化出来。再说，南京、瓜洲渡、江阴都有‘检问所’，特务多如牛毛，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别想出镇江一步。”
第三天一早，刘晓、潘汉年一行在胡均鹤的亲自安排下，乘上了一条去仪征的帆船，刘毅亲自护送。几天后，他们轻松地到达淮南抗日根据地。
到达根据地后，潘汉年很快就见到了新四军军长陈毅和政委兼华中局书记饶漱石，他向两位领导汇报了自己的工作，把李士群表示愿意和新四军联系“合作”的意见向他们作了汇报，并提供了所收集的有关“清乡”和“扫荡”的情报，陈、饶二位以及中央情报部都给予了高度的肯定。
不久，潘汉年被任命为华中情报局情报部长，负责摇控指挥上海的情报工作。这次成功撤退，也为新四军根据地和敌占区之间建立了一条新的秘密交通线。
这本是潘汉年的一大功绩，然而谁曾想到，13年后功过是非却被颠倒了。这次淮南之行成了所谓的“镇江反革命事件”，成了刘晓、潘汉年一行勾结敌伪的罪行，成了“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的重大罪证之一。
胡均鹤到丹阳后，与扬帆见了面。杨扬帆让他提出一个可以立功计划。胡随后拟了一份“可运用的沪地两统(中统、军统)人员表和敌情资料”交给扬帆。扬帆将这些情况报告了饶漱石，并建议饶见胡均鹤一面。胡叛变革命前在共青团任职时，曾是饶的上级。饶漱石对扬帆说：“这个人有用，可以带到上海去参加肃反。上海反特斗争的情况复杂，要用特反特。”饶漱石以“偶然”撞见的形式，见了胡均鹤，并要他今后好好立功赎罪，有什么事可以跟扬部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