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经济以年均9%以上的高速持续增长，经济总量不断攀升。2010年第二季度、第三季度，中国的GDP已经连续两个季度超越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大提升，“中国奇迹”、“中国速度”、“中国模式”等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同时，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改革不断深化、社会深刻转型，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中国人的道德正面临严重的危机。如何评价当前国人的社会价值观？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财富获取方式和财富观？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带着这些问题，和讯网郭哲连线在重庆国资委挂职的著名学者崔之元教授，就这些话题一一进行了解读。

郭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与此同时，国民的社会价值观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造假泛滥、信用缺失,层出不穷的假酒假药，甚至有毒的婴儿奶粉，是否说明中国人的价值观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崔之元：我还没有这么悲观。事实上，我相信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在“转变参与”一书中所说的“私人利益和公共关怀的循环周期”的存在，并认为有很多迹象表明，很多中国人正在从狭义的私人利益追求转入公共关怀。如汶川地震引起很多人自发的支援，包括江苏民营企业家陈光标第一时间带推土机赶到受灾地区，他还有许多捐助行为，被人称为“中国首善”。又如，大批网民关注“阳光财政”，在网上监督政府。还有大批大学生毕业后选择到农村“当村官”。

郭哲：但像陈光标这样的人还是太少，多数人还是信奉亚当.斯密的“看不见得手”代表的价值观，即对私人利益追求将自动促进公共利益？

崔之元：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价值观其实有两个隐含的假设，它们却常常被忽略了。第一个假设是，对私人利益追求确实能给私人带来幸福；第二个假设是人们实际上还是关怀公共利益的，只不过认为对私人利益追求将自动促进公共利益。但是，第一个假设受到了两大挑战。

首先，大量对国民幸福指数的研究表明，人均GDP增长和幸福感增长的相关性是“对数曲线”，开始上升的坡度挺快，但是不久就下滑。在人均GDP较低的阶段，GDP增长能带来较大的幸福，但这是递减的上升，达到一定水平以后，特别人均年收入3000到5000美元，即所谓小康水平，GDP进一步增长并不能带来同比例幸福感的增长，甚至会带来幸福感的下降，“对数曲线”转变成抛物线。

其次，我认为是挑战“对私人利益追求确实能给私人带来幸福”假设的更有趣的原因，是赫希曼在“转变参与”一书中对狭义物质利益追求必然带来“失望”，从而开启另一轮“公共关怀周期”的论述。

郭哲：可否简单介绍一下赫希曼的“私人利益和公共关怀的循环周期”理论？

崔之元：赫希曼的出发点是“严肃对待失望”。他认为日用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在引发“失望”上的潜力是不同的，耐用消费品更容易引发“失望”。这又和他对“愉悦”(pleasure)和“舒服”(comfort)的区分有关。例如，吃饭的过程是“愉悦”，“吃饱了”的状态是“舒服”。但是，“舒服是愉悦的敌人”，因为愉悦是从不舒服到舒服的过程，吃饱了就不再“愉悦”，而只是“舒服”了，而舒服久了又容易产生厌烦。日用消费品（如食物）在消费过程中基本被用完了（吃下了），因此不容易引发“失望”，而只在消费过程中带来“愉悦”。但是，耐用消费品带来的“愉悦”只是开始一瞬间的（如第一次“打开”新买的冰箱），以后就习以为常，只有“舒服”，没有什么“愉悦”了，因此耐用消费品比日用品容易引发“失望”，因为“舒服”久了又产生厌烦。

郭哲：是否可以理解为“愉悦”要求有动态的“新鲜感”？这也是汽车和计算机厂商经常但不是很必要地“更新换代”的原因？

崔之元：是的。实际上，赫希曼把耐用消费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持续使用的耐用消费品，如公寓，冰箱，空调等；第二类是周期性使用的耐用消费品，如洗衣机，汽车等；第三类是不规则使用的耐用消费品，如钢琴，照相机等。他认为，冰箱比相对不常用的洗衣机更容易产生“舒服”久了带来的“失望”。他也承认，“装修”住房可以缓解住房这一耐用消费品带来的“失望”，但“装修”第二，第三，第四套住房的人大概会体会到赫希曼所说的“失望”。

郭哲：但为什么耐用消费品带来的“失望”会重又启动人们的公共关怀？

崔之元：这就和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价值观的第二个假设有关了：人们实际上还是关怀公共利益的，只不过被“忽悠”地认为对私人利益追求将自动促进公共利益。当人们发现对私人利益追求甚至并不一定给私人带来幸福时，就更有理由怀疑对私人利益追求将自动促进公共利益。赫希曼认为人的本质在于有“二阶偏好”或“二阶意志”，即不完全屈服于“一阶偏好”（如抽烟），而是力图评价和控制“一阶偏好”（如戒烟），虽然人常常“意志薄弱”（如戒烟不容易成功）。他说，目前主流微观经济学的“消费者理论”，由于忽略人的“二阶偏好”，实际上把人降低到“类人猿”了，因而无法解释诸如美国从“物欲横流的1950年代”转变到“激进反越战”的1960年代等事实。

郭哲：你说了“私人利益和公共关怀的循环周期”中从私到公的转变，那从公到私的转变呢？

崔之元：参与公益行动久了，也会产生“失望”，如可能无聊的会议太多等。赫希曼“转变参与”一书虽短，中译本只有120多页，但实际上博大精深，很值一读。当前，我们社会进入“小康”，耐用消费品大普及，甚至“家电下乡”。赫希曼的思路启发我们透过“物欲横流”的表象，看到人们正在形成的对狭义的私人物质利益追求的“失望”, 建设好公私共赢的和谐社会价值观。

崔之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任助理（挂职），西南政法大学世界与中国议程研究院联席院长。1963年生于北京。1985年，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与应用数学系。1995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之后历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访问研究员，柏林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康奈尔大学法学院杰出访问教授等职。主要研究兴趣在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哲学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