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变革获取世界话语权和影响力
作为一个经济学专家,梁桂全在这次的“岭南大讲堂?文化论坛”讲座上讲起了文化问题,因为在他看来,“每一个经济问题的背后都有文化的影子”。
2008年的金融海啸尚未走远,但上至国家、企业,下到普通百姓,都在思考后危机时代的路该怎么走。这次,梁院长和我们共同思索,并回答后危机时代世界的变局是什么,中国的崛起将面临着怎样的挑战,我们可能遭遇哪些文化的拷问,文化的变革将会选择哪些路向等等问题。
◎观点精华
光有韬光养晦还不够
21世纪是人类文明进化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世纪,此时我们面临三大基本矛盾:人与环境的冲突―――生态危机,人与人的冲突―――社会危机,人与自己的冲突―――精神危机。这三大危机已使人类处于一个可持续繁荣或不可持续衰落的十字路口。2008年的金融海啸给了人类一个重要的警报:我们必须抛弃人类的野性,运用自己的理性把握自己的命运。
“后危机”这个概念专指2008-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的一个历史时期。这次危机是一个历史阶段的区分标志或分水岭,也特指由危机引起的,对今后具有长期意义的一系列变革和以这种变革为特征的历史时期。21世纪的前50年,世界将会发生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剧变。这些剧变包括:新技术和产业革命,经济和政治地缘革命,制度秩序革命和文化观念革命。
在这些革命的背后是中国的崛起,我们会碰到很多的国际摩擦。面对这些摩擦,小平同志教给我们一个锦囊妙计―――韬光养晦,但如今,光有韬光养晦还不够,中国还必须具有大国思维。
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矛盾,归结起来就是现代化范围扩大而导致的利益流向改变的矛盾。如今,现代化不再为西方国家所独有,中国、印度等新兴发展中国家也加快了现代化的步伐,这就使以西方为中心、美国独霸的世界格局逐渐消解。
同时,发展中国家有大量的人口,以中国为例,人口几乎是西欧、美国人口总和的两倍,这么一个大军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践踏着整个地球,将会与资源、环境容量产生巨大的冲突,也触动着西方国家的利益。
此外,全球财富快速膨胀,但财富的分配与有效配置不相适应。例如中国出现巨大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而美国出现巨大的债务,我们出口产品给美国,美国再向中国借钱再去消费,形成了“恐怖均衡”,这种“恐怖均衡”最终会以某种方式爆发。
世界生态危机严重约束中国发展
目前人类面临三大基本危机,这迫使中国转向,创新文明理念和发展模式。例如“北京共识”(在一个政党的领导下面,采取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和“华盛顿共识”(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实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在这次的金融危机中接受了检验,结果中国的“北京共识”大获全胜。
但是中国的崛起也有非常大的挑战和危机。
世界生态危机严重约束了中国的选择空间,中国崛起的时期,世界人口会继续增长并达到顶峰,而地球资源却在逐渐枯竭。在对外关系上,中国采取了巨大的开放姿态,但这种开放可能会被制约在西方国家的封锁中。以美国为例,它从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到印度尼西亚一线,对中国大陆进行海上封锁,即第一岛链。同时,中国将面对“羊文化”与“狼文化”博弈的艰难选择。中国无法像以前的西方国家那样用大炮、暴力打开别人的大门。我们要用“羊文化”―――“和平崛起”的姿态来发展国际关系,但对不起,如今是狼文化的天下。
从本国国情来看,庞大的低知识人口和高技术压力,将会使我们面临两难的选择境地。
中国三大传统文化资源互相兼容
21世纪,人类面临种种矛盾,最重要的应对对策是要改变自己,而人改变自己直接的形态和关键是文化变革。这里我们必须拷问,我们要如何去寻找文化变革的路径和推动文化的重建。其中核心问题是价值文化的变革,而对价值文化变革的思考,则要回归到对人形而上的拷问上。其中基本的命题有人类的本质是什么?人类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文明发展的本质是什么?
在这个基础上,有三大问题人类应该在21世纪确定自己的判断。从灵魂来说,我们是主张物欲主义还是人本主义；从意识上来说,我们是崇尚利己主义还是人类主义；从行动上来说,我们的行动是崇尚一种自发的状态,还是寻求一种自觉的状态。
在确定中国的文化走向问题时,要寻找自己的历史资源,人类的变革在几千年的发展史里,积淀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智慧,包括东方的文化传统与智慧,西方的文化成就与智慧。而中国有三大传统文化资源,儒家文化使人与社会和谐；道家文化使人与自然相生；佛家文化使人与心灵圆融,三大文化系统本身互相兼容,这在世界上非常罕见。而且这些文化资源里的智慧,对应着人类世界面临的三大挑战。如果把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进行大融合和吸纳,应当会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色彩。
面对着21世纪人类文明的变革,中国具有特殊的使命,中国要理解自己的世界意义,同时探索自己文化变革的路径,通过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联动,形成自己强大的文化影响来获得话语权和思想文化影响力。而其中,科学认知的前沿性、价值理念的普世性与兼容性将是非常重要的。
◎现场互动
观众:梁院长您好,我非常赞同您说中国真正崛起和复兴应该是对人类文明的一个重新创造,应该是人类文明变革的先行者和先导者,而且应该在文化和政治制度方面作出它应有的贡献和创新。但是,我也非常地悲观,我不知道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做出怎样的贡献?梁桂全:我的这些判断是从全球的需要和各种力量的组合中来看中国处在什么样位置上,应该做什么事情。但中国能否实现这个使命,确实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因为这个文化使命,它不是某一个天才能够指挥的,而是中国13亿人口互动合理的结果。我们中国有很高的理念,比如说科学发展、以人为本,但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科学发展,战略思考、战略控制是怎样的,这些都缺乏。民众和政治家中间有一个学者,学者是社会的一个认知群体,如果这个认知群体本身不进行全新的研究、全新的认知和全新的理念再创造,并用这种东西去影响社会,影响政治家的话,那么我们刚才说的期待中国在世界文明变革中走在前面,是绝对不可能的。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梁桂全谈“后危机时代的文化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