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青年报》报道（http://health.sohu.com/20101123/n277837751.shtml）， 在充满乐观、煽情和宏大叙事的媒体语文中，某种潮流中，某次大事件或社会现象后，都流行给一代人贴上一个有着美丽象征的标签，如“鸟巢一代”、“世博一代”、“黄金一代”、“IPAD一代”等。这些美妙前缀见证着这个时代的奇迹、辉煌以及人们对未来的信心。然而，我要不合时宜地在“一代”前加上一个看起来很可怕、很沉重的前缀。而且，当这个前缀与“一代”结合起来时，更会产生一种震撼人心的悲悯力量。这个词就是现代人最怕听到、一提起就绝望的“癌症”。 我老家在江苏苏中的一个小村庄，虽不如苏南富庶，但比苏北，比其他地方的农村好一些。尤其是随着近1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乡亲们离原来期待的“小康”很近很近了。大学毕业来京工作后，我基本上每周都会打电话回家，差不多每次快挂电话时，都会听到父母叹息一句：唉，哪家的谁谁谁又查出癌症了，估计没多长时间了。离家多年，那个谁谁谁在我记忆中，还是10多年时常看到的样子。可没想到，这些正值盛年的家中顶梁柱，刚起早贪黑地让生活好起来，刚靠勤劳的手把孩子培养出来，就……让人无比沉重的是，这不仅是个案。奋斗、打拼了一辈子，累得失去了劳动能力，生活终于有点起色，家境好起来，儿女都成家、能赚钱了，接下来，却是查出癌症……写下上面这段文字，又想起作家龙应台，她前段时间在北大讲坛上阐释过自己的“中国梦”，同她一样，我的中国梦并不在乎什么大国崛起，我在乎的是，那些“癌症一代”的故事，不会再复制到他们后代身上。年轻人韩寒的中国梦很远大很宏大：人人把酒言欢，言无不尽。我的中国梦很卑微：只希望“癌症一代”的宿命和魔咒，不会继续笼罩在乡村上空，我的那些留在乡村的兄弟姐妹们，他们与他们的城市同龄人之间，不再隔着那道沉重的铁幕。
我是几天前看到上面这篇文章的，它让我想起了所谓“癌症村”的问题，难道我们农村的癌症真的已经特别高发了吗？我也不知道该文作者的家乡是江苏苏中的那一个地区，就查看了和那里接近的淮安市疾病控制中心的一个报告（淮安市两县区居民恶性肿瘤死亡30年前后变化及对比研究。中华肿瘤防治杂志。2009年8月第16卷第16期）。该报告认为，楚州、金湖两县区均属淮安市,地处江苏省北部,里下河地区,河网密布,均为鱼米之乡,两县区接攘,金湖位于楚州西南。20世纪70年代,金湖经济水平明显好于楚州。2006年楚州、金湖两地总人口分别为121.11万和36.29万,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101.67亿元和46·32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9 526元和13 680元,两地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9 912元、4 814元和7 846元、4 597元,两地人口均以农业人口为主。根据1976和2006年全国第1次和第3次全死因回顾调查资料,其调查分别为1973-1975年和2004-2005年以县为单位的人口死亡原因普查,死亡原因以根本死因为统计口径。结果表明，恶性肿瘤30年来一直为两县区居民的首位死亡原因,两县区的恶性肿瘤总死亡率均呈下降趋势。这主要是开展了恶性肿瘤人群综合防治工作,建立完善了肿瘤防治三级网,建立、建全了恶性发病、死亡疾病监测体系。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帮助指导下,开展当地消化道肿瘤高发的病因学研究,明确了五大流行病学危险因素,实施了抗癌健康教育,生产推广硒肥、钼肥,农村改水,改进贮粮方式,宣传推广硒强化营养盐，治理“三废”,筹建二级污水处理站,控制过境清安河水污染等一系列综合干预措施。摸索出的“政府领导、部门协作、防治结合及防研互补”和以卫生防病机构为主体的恶性肿瘤综合防治模式。而金湖县则没有开展专项的肿瘤防治工作,2个县区30年恶性肿瘤死亡谱的变化差异,从生态流行病学角度分析,再次证实了肿瘤是可防治的,楚州县的防治措施是有效的。同时也说明,经济发展的异同,可影响恶性肿瘤等疾病死亡率变化幅度,但有效的防控措施能有效降低居民的疾病死亡率,再次提示疾病控制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官方和学术统计的意见，并不支持记者所谓的“癌症一代”的看法，而且，记者提出农村发病比城市严重的问题，从统计数字上看，也是不客观的。因为，在淮安以农业人口为主的两地区癌症发病下降的同时，与其相邻的徐州市居民的癌症发病率却在显著地提高，据报道（1982-2007年徐州市区居民恶性肿瘤死亡趋势分析。中国校医。2009年12月23卷第6期），“徐州市区居民恶性肿瘤死亡状况与中国许多城市一样,居于死因顺位的首位,并呈逐年上升趋势,近几年尤为明显,严重威胁徐州市区居民的健康和生命。恶性肿瘤死亡率逐年上升是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如人口老龄化、环境污染、不良生活习惯等。”
所以，在江苏地区由于污染等原因，城市的癌症发病增加，但是，由于防控措施和治理污染，农村的癌症发病率是在下降的。所以，记者应该尊重事实，不要只是听传闻，应该与当地卫生管理部门核实后再报道。
虽然，这么说，上周五，我却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因为，我突然收到了研究生办的邮件，呼吁为患癌症的研究生捐款，而且还同时有两个。他们都才20多岁。我记得自己上研究生时，虽然不是名校，可是，也没有听说，同学中有人患了癌症需要捐款。来到北大以后，偶尔会有听说捐款的事情，但也是两三年才有一个学生得癌症。可是，这次一下就是两个，而且两个都来自农村。这让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是好了。我为他们感到痛心和遗憾。但我也在反思，难道我们的有关部门统计有问题了吗？就象GDP和CPI统计一样，与人民的感受相比失真了吗？
今天，《第一财经日报》报道（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01206/00419057867.shtml），“江苏省滨海县阜中村的村民这几天内心非常恐慌，因为他们发现村子里几年间的一系列反常现象与山东省宁阳县吴家林村的情况非常类似。阜中村里有一个男孩，2000年4月出生，本该在学校读书的他却独自在家。男孩的叔叔告诉记者：“孩子出现了疑似痴呆的症状后，被学校退了回来。”他还说：“可以肯定的是，孩子是在超威电源建设后出现此症状的。”同时，孩子的家人还发现，十岁的孩子身高远远低于同龄人，仅一米左右。记者询问了男孩简单的个位数加法，男孩都无法准确回答。但他仍然想和其他孩子一样去上学。 村里更多的孩子在近一两年内出现了经常性的高烧、感冒、咳嗽症状，有的还伴有拉肚子。据村民介绍，孩子每次发烧都要持续七八天，吃药也不太管用，三天两头去医院输液，经常是好了没几天又开始感冒。记者走访了村里逾十户人家，见到了共十多个孩子，几乎所有有孩子的家庭都常备感冒药。这些孩子年龄小的仅十个月，大的也就七八岁。一名3岁周姓小孩的奶奶告诉记者：“昨天才刚去买了三盒药，一年花在小孩感冒药上的钱就近一千块。”阜中村孩子的这些症状与山东宁阳县吴家林村部分村民的症状惊人地相似。阜中村村民还告诉记者，由于害怕铅中毒，村里有点钱的人家全部把孩子安置到县城里去住了，留下的都是家境比较贫困的。与此同时，不到三十户的小村落也成了癌症高发区。据村民反映，仅去年就有五六个村民因癌症而死，最靠近超威电源的一户人家，唯一常住家中的一位50多岁的妇女，得了癌症去年刚刚过世。两位不敢透露姓名的村民给记者大致统计了一下，近两年内，死于癌症的村民有八九人，另外还有两位年长的村民出现痴呆症状。”
这个报道则表明，江苏省农村的环境污染不是减轻而是恶化了，且导致癌症的高发，与当地卫生管理部门提出的治理“三废”等措施，导致肿瘤发病下降趋势的看法是有出入的。
不过，无论谁是谁非，都应该正视癌症高发与环境污染的问题，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我也呼吁有关管理部门和媒体都应该客观和理智，给人们一个真实的癌症数字。年轻人也应该改变健康观念，关注肿瘤的威胁，因为癌症可能就在您的身边。
北京大学免疫学系 王月丹 博士
于学院路3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