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诗刊》“归来者诗群”访谈专辑 版面设计/古筝
【编者按：归来者诗群，在当今诗坛可以说是一个极为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他们通常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席卷全国的诗歌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各类人物，后受其自身的原因或时代的原因而中断了暂时的写作，几乎是二十年后，他们如候鸟般的不约而同的回归，有人戏称为“还乡团”，老而弥坚的写作风格和诗歌精神，仍然占据在诗歌阵营的最前列，形成诗坛“梅开二度”的别样景观。一个诗人曾感慨系之，“我离开诗歌现场很久了，归来，只是为了在世俗中寻找灵魂的另一个出口”。我相信这是所有归来者的共同心声！――张后】
1）洪烛（北京）
张后：洪烛兄，以你对诗坛的了解，你对下一个十年的中国诗歌有何展望？
洪烛：诗人不是算命先生，无法预测诗歌的未来走势，但做一些乐观的估计总可以吧？如果说新世纪十年，中国诗歌的最大特色是多元化，在下一个十年，多元化的步伐不仅不会减缓，还会继续提速。诗坛曾经分裂为诸多流派，军阀割据，这种分化将进行得更加彻底，直至分解到个人。到了那一天，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化写作即个性化写作才可能成立。风格独具的大诗人（既非模仿他人又非他人所能模仿）才有望诞生。新世纪前十年总体上是小诗人（不含贬义）的天下，草莽英雄（即我曾称赞的无名英雄）借助新媒体异军突起，开创了诗歌史中的诗歌史：网络诗歌史。如果说目前网络诗歌尚只占领半壁江山，第二个十年，它将成为主流。应该有大诗人被时势所推举出来，不只代表诗歌界，还可能代表文学界乃至文化界，产生跨界的社会影响力。也就是说诗歌不满足于仅仅担任文学隐形的先锋，诗人群体将浮出海面，再领整个中国文学的风骚。
注定了的：仅仅会写诗成不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大诗人，他还应是诸多文体的全能选手。只有这样才可能获得对整个中国文化的话语权。中国诗歌有这样的需求：把面向社会（而不只是面向诗坛内部）的话语权给夺回来。如果说过去某段时间诗人给人以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印象，未来十年将以外战、以对外扩张为主。诗人们为了自身的存亡与荣辱将更为团结，更重视集体利益，这与创作上的各行其道并不矛盾。
对于中国诗歌尤其是现代诗，八十年代是青铜时代，九十年代是黑铁时代，新世纪十年是白银时代。下一个十年应该是黄金时代。与这鱼贯而出的“四个时代”衍生的，是中国诗坛的“四世同堂”局面。老（50年代以前）、中（50后、60后）、青（70后、80后）、少（90后）四代诗人共同促进着诗歌的繁华。新诗风格的丰富性，也因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的共荣共存及融会贯通而创历史新高。诗人的集体形象与社会地位将大大提高，这也是诗歌的形象与地位提高的前提。诗人首先应是诗的形象代言人，最好的诗是诗人的形象本身，譬如屈原、李白、杜甫，形象比诗更感人。未来十年是诗人注重形象承担责任的时代。
2）邱华栋（北京）
张后：你对所谓的“羊羔体”事件怎么看？
邱华栋：当老车获得了诗歌奖，不明内情的人以为这里面有官员身份起到决定作用，那对老车，实在是冤枉了。老车十分勤奋，已经出版了多部诗集，还在《十月》杂志发表了连载的评论李白的随笔，我建议大家看看，就知道，老车是希望以李白作为榜样的啊。他的情怀，宽大开阔。我特别喜欢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日子就是江山》，我曾经给一个喜欢诗的金融界的朋友赠送了两百多种诗集，结果他告诉我，别的诗集看看就过去了，老车的《日子就是江山》这一册，在他床头放了三个月，也读了三个月。老车还当过武汉市的宣传部长，他当部长的时候，给予了武汉市文学界很多支持，比如《芳草》，就得到了当时老车的很多帮助。其实，他的诗写得好是文学圈公认的，他获得奖励，众望所归，和他本人是官员，是两码事。我告诉诸位朋友，当代官员中写作并写得不错的，有很多：青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吉狄马加本来就是一个优秀的彝族诗人；山西省副省长张平一直是勤奋的小说家；国务委员马凯对古体诗词非常有研究，出过诗集，还专门研究南社，并对柳亚子颇有专门的研究；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出版了几部诗集，充满了天真和单纯的童趣；国家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十五年前就出版过旧体史诗集，我就职于报社的时候还发过关于潘岳的诗集的评论，一次碰面中，潘岳微瘸着腿（他当时发痛风）笑着和我握手，说记得这件事情。黑龙江省委书记吉柄轩最近在三联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读史笔记，也大值得一看，要知道，不是随便哪个省委书记就可以在三联出书的，稿子质量不行，任你是什么大官，三联可是不搭理的。所以，吉柄轩的读史笔记很可一看。还有更高级别官员写作的，比如，温家宝总理在我就职的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俳句，还刚刚出版了他常引用的诗文集《温文尔雅》，钱其琛谈外交，李岚清谈音乐都出版过书，前总理朱镕基的旧体诗写得也很好，更不要说我们的曾经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诗词写得多么好了。官员写作，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3）马萧萧（甘肃兰州）
张后：我们一般都将周易称为玄学，你研究周易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对诗歌有怎样的助益？
马萧萧：不少人认为周易是用来算命和预测吉凶的，将其斥之为封建迷信。这种看法是极其错误的片面的,是会误国误民的。易经是群经之首，包涵“象、数、理、占”四部分，而“占”，只是其一。“封建迷信”这四个字非常可笑，其实迷信在封建社会以前就已出现啦。易学，重在对天地人三者和谐关系的辩证。用周易来作预测，确实很灵验，但一个热衷于算命的民族必将衰退，而一个能从易经中悟出天地人之和谐大道的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等，必可大成其功。遗憾的是，我们对天地无知无畏，对传统自暴自弃，而国外对我们这些精粹就很感兴趣：韩国国旗上，有太极图；日本明治维新时，不通易者是不能入内阁的。君知否，人类目前还只能看到世界上百分之五的物质，此外还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暗物质存在，科学还很嫩。我们国家，地大而物不博，人杰而地不灵，正是运用周易“趋吉避凶、居安思危”的和谐理念，才使几千年的文化没有中断。与周易相比，诗歌实在是太小儿科了。周易是诗歌之源，易经里的爻辞，是中国诗歌的胚胎,是东方最古老最神性的诗篇。历代大诗人中，通易者多多。易学修养，不但可以增强诗歌的神性、磁性和兼容性，最终实现诗人对语言自身功能的完善，更可以使诗人在纷繁生活中注重心灵的成长，保持脱俗而不清高之姿、超然而不游离之态。有人说，未来最富的人必是通“巫”之人，而我认为，内宇宙最博大最健美的诗人，必是有意无意的通易之人。
4）周瑟瑟（北京）
张后：能否谈谈你和你的卡丘主义流派最近有何新的打算？
周瑟瑟：我最近主要忙于长篇小说写作，欠了出版社一个系列长篇没有完成，诗歌写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写得不紧不慢。工作上的事是一个系列纪录片进入了尾声，但央视新频道要开播，精力与时间扯的太多了。年底有朋友的小说改电视剧要帮着张罗，也会花些时间精力。
卡丘主义最近主要是做了一部电影《美元是张纸》，主要是朱鹰与党争弄的，他们是这方面的高手。这是第一部“卡丘主义”电影，讲的是一个归国的美女编辑，对国内经济学家的采访，最后发现“美元是张纸”这样的卡丘主义命题，故事时尚有趣，具有解构意味，放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的北京，从中可以看出“消解无聊与无知，抵达认识与有趣”的卡丘主义思想。是中国第一部图书电影。图书与电影的跨界作品，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我主持的央视国际“书香中国”数字电视频道将在年底重点播出，并对卡丘主义电影做系列访谈。主要是介绍朱鹰与党争，他们是编剧、制片人、主创人员，我只是敲边鼓。
还欠了一些文债，包括诗人、访谈人张后的访谈，一直忙，没完成，欠文债最不好受。帮蒋一谈审校了一部诗选《被一代――十年诗歌档案》，600多页码，看得我眼睛发绿，但好诗不少，我读的仔细，系统地读到了当下的好诗，很愉快。
另外，还要读完索尔仁尼琴的《红轮》、略萨的《绿房子》等多部、米勒的《心兽》等一大堆书，每周都在买书，家里的书房与客厅都满了，大部分没读完，一年又快过完了。《陌生诗刊》这一问简直对我是个警钟，匆匆一年光景又没了。
5）汤松波（广西南宁）
张后：诗歌诗歌，或诗或歌，你认为诗与歌有界限吗？如果有，在哪里？
汤松波：一首好词就是一首好诗，这个问题放在一百年前，估计根本就不是问题。从《诗经》、《离骚》到唐诗、宋词、元曲，诗歌是不分家的，没有谁会将诗与歌词划分为两种文学体载。如果将它们形容成水乳交融，都是不恰当的。因为它们根本是一体，谱曲即为歌，吟唱即为诗。在那些时代当中，诗人就是天然的词作家。多少有名的诗人，本身就精通音律，是非常好的音乐人。不像现在，词作家从诗人中剥离出来，成为单独的、和诗人泾渭分明的一个职业。
这个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与新诗的出现有着很大的关系。新诗有两个走向，一个朝向晦涩、艰深，一个朝向直白、口语化。在这其中，蕴藉中国人传统审美取向，例如淳厚、含蓄、明朗、清雅、雄浑、悲壮、瑰丽、豪放等等情感和意境，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的的确确是在大面积地流失。在这种情况下，诗不再可以“歌”，从形式到意境，都不具备“歌”的可能性。“歌”另起炉灶，不少本身不具备足够的音乐素养和文学学识的新诗作者，也就注定不会成为天然的歌者。
当诗不再可以歌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还有那么多的好歌。当我们细细研读，可以做出一个基本面的判断，那些好的歌词具备诗的元素。比如说三毛的《橄榄树》、黄霑的《沧海一声笑》、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诗仍然是歌的底色。这些优秀的歌词呈现诗的意境，诗的美感，更重要的一点，他们体现出了作词者的情感，是他们对人生沉思、对生活感悟的高度凝炼，引发了听者深切的共鸣。只有达到这样层面的作品，才能称之为文艺作品。反之，只是称为涂鸦。
当代的诗人不应想当然的将诗与歌对立，更不应以随便的态度对待歌词创作。诗人应该介入歌词创作，甚至应该拿出比写诗更认真的态度来写作歌词，著名诗人梁上泉、梁芒父子就是个很好的例证。事情就是这样简单，这个给人愉悦和美妙的阵地，你不去占领，就会有别人占领。当你一再抱怨我们没有好歌听的时候，不妨认真想一想，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个有情怀、有担当的诗人，其实是可以在诗与歌之间做些什么的。
6）雪莹（黑龙江哈尔滨）
张后：你觉得时间会影响或局限甚至损害一个诗人对诗的感悟吗？
雪莹：排除物理定义，时间是什么？是流水无踪、风过无痕，更是真真切切、点点滴滴的磨损与消逝。时间永在，人类的个体生命只是浩浩长河中的一朵浪花而已。
反之，如果没有灵性生命的存在，时间将不具备任何的价值和意义，甚至没有被命名的可能。
人类与时间有着永难拆解的逻辑和情感关系。
具体到一个“诗人”，在不同的时间（年龄）阶段对外物和自我的内心感知当然有所不同，甚至会有颠覆性的变化。在这里，时间不再只是时间本身，由时间的河流裹挟而下的社会形态、人文背景的更迭，将会深刻影响普世价值、审美观念的取向；更有随着个人智识的成长和生存境遇的差别而形成的世界观的变化。
再具体到普遍的个体经验：20岁时写爱情，就是直通通的表达与诉求，眼里、心中、笔底全是我和你，生死不顾，只为得失欢喜和痛苦——井底探头的小青蛙，一角蓝天是唯一也是全部；30岁时写爱情，字里行间开始显露出些许的犹疑——那是初涉世事，尘埃尚未落定的不甘、渴望与恐惧心理交杂的产物；40岁时写爱情，笔锋自然更加内敛、含蓄、委曲，禁忌感初现端倪——大半个身子已埋泥土，可为与不可为成为必然的思考；50岁时写爱情，大多王顾左右而言它，仿佛旧时的点心包裹，要明眼人一层层剥去厚厚的油纸，方可窥到蛛丝马迹——万重山过，爱情的真相一目了然，谁还有心情像西西弗斯那样和自己较劲……
由此可见：时间对诗人感悟的影响不容置疑。
至于“局限”和“损害”则取决于个人悟性、耐力和生活态度等综合因素。最敬重郑玲这样的老诗人，历尽坎坷，阅遍沧桑、诗意的火焰依然炙热。80岁的老人，安然自得地“过自己的独木桥”。深刻与深沉、天赋和境界成全了稚子一样的初心。睿智的通达和坚韧的自信是文字和生命最可靠的支撑。由此我想，对她而言，生命只是前进，遇花赏花，时间不是问题。一切皆有可能！
7）雷霆（山西原平）
张后：每个诗人的离开肯定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我知道那个苦衷，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是最为痛苦的也是最为难捱的时光，你当年是因由什么离开的呢？
雷霆：1994年参加第十二届青春诗会后，突然觉得诗歌难以写下去了。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以前的抒情，除了才华闪烁出的光芒，除了与生俱来的忧郁在，感到诗歌的触须还远没有深入到事物的根部。就是说那种单纯的歌唱，美丽，已经成了诗歌往前推进的障碍了。安静的，内敛的，叙说的，诗歌所要的纯粹的文本的元素亟待加强。停下来检点一下，反思一下是必须的，就像一个农民回顾田亩之上的收成那样，是风调不雨顺？还是春风太猛烈？是没把握好播种的节令，还是锄耧的不够到位……二是诗歌写作已严重影响到生存。一个从乡村里走出来的孩子，天生的那种对生存的渴望，对大千世界的那种恐惧，对于生活的那种承担，对于家庭的那份责任……过早的以至今生的除了温饱，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了。生存一旦与写作相冲突，选择那个已是显而易见的。2007年归来之后，实际上也是生活趋于安定之后的一种回归。诗歌在我的生命里，是我的一部分血，一部分泪，。这几年，我坚持写家乡的官道梁，不为声名功利，只想表达一种感恩，用细腻的描述完成一种报答。
8）江雪（江苏南京）
张后：一个诗人的名字会对诗歌的内涵产生一些歧义吗？
江雪：诗人的名字与诗歌的内涵之间有没有必然的关系？这是问题貌似魏晋士人的玄谈，六朝以来的禅宗案题，有些玄乎，很考量人悟性的样子。而我是个老实人，装不了禅师，学不来魏晋风度，只能硬着头皮扯几句。
在现代诗学范畴里，诗歌常常被看作是诗人的另一种存身方式，是存在的另一个版本。记得我曾作过一个小随笔，谈及南京几位诗人朋友的名字与其性情，大致如下：叫江月时，他是儒俊风雅的，叫雪丰谷的时候，他是浑厚的、富裕的。雷默，雷一样地沉默，常常是激情迸发，创意连连闪烁的。当你不听到他的声音，尤其是他的歌声，感受那似乎浸润着“异乡人”特别情调的音质时，你是不会懂得胡弦这个名字的含义的。从阿琴到古筝，都一直是那样的典雅与从容，而愚木，当然要与众不同了，显示出一份特别的认真和一路走到底的执著劲头……这其中，虽然多了些我对于诗人名字的臆想与情怀，但从实际的情形看，诗人的名字，或许真的与诗歌之间有着血肉亲情般的关系。
有一门“姓名学”，述及姓名与人生关系，大约说姓名决定性格、决定命运。对此，我是颇为怀疑的。我总是想起战场之上，那么多好名好姓的人被机枪一扫，我们便只能关注他去后的命运了：其身与名，或流芳或遗臭，或名垂千古，或灰飞烟灭。看来，那旁门杂说的“姓名学”，最多只在局域之内能够显示其价值了。
“杏花春雨江南，骥马秋风塞北”，我想诗歌的内涵，除了受到诗人所处人文地理的影响，当然还与诗人的意气性情相关；从多年经验看，诗人的美学追求、人生况味，以及对诗意的感受能力等等，都是诗歌的酵母菌。对诗人而言，恐非“一名诗即出，诗名动天下”罢？
9）何三坡（北京）
张后：你平时喜欢读哪一类的书？为什么？
何三坡：我偏爱稍显怪异的闲书。比如《逍遥游》哦，《酉阳杂俎》哦，杜尚的谈话哦，一个美国和尚写中国隐士哦，山海经哦之类的玩意，它们总让我百看不厌。这个癖好大概是40岁以后突然染上的。我估计跟我懒于思考有关，你知道读任何一本正经的小说、诗歌、随笔，都很容易将我们拖入陷阱，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打量世界，目睹人生。想一想就让我疲倦。至于哲学、经济学，之类的读物，则更像深渊。完全可以让我们一辈子醒不过来。这个后果更加不可想，比如希特勒读了一本尼采，甘地读了拉斯金，毛泽东读了一本资本论，这就会让我们的世界翻天。我喜欢一本读物像一朵云一阵风一句梦呓一样轻轻晃过我们的头顶，带给我片刻欢愉就好啦，不期望有太多。我的人生如同白驹过隙，只允许我看看花朵、佳人，并非用来被思考、被鼓舞、被改变。这么一说，我终于为自己的懒惰找到了由头。我要感谢你。
10）李少君（海南海口）
张后：新红颜写作可不可理解为纯女性主义写作？
李少君：作为一个诗歌编辑，我只是注意到在当下，出现了一个年轻女诗人用博客写诗而且人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的现象，就将这种现象称为“新红颜写作”，这个说法引起了一些争议，不过总体说来，这个说法提出后，我个人觉得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动女性诗歌写作、让更多的人关注女性诗歌的作用，也激发了女性诗歌内部的思考、争论和竞争，促进了女性诗歌的活跃，作为一个诗歌编辑，我觉得很高兴。
如果说对这种写作潮流有什么寄望，那就是觉得应该强调其中国性和现代性。回顾当代女性诗歌的历史，在朦胧诗时代，舒婷等是最早回复女性美的，第三代中的女诗人则普遍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自白派的风气较浓。而且女性诗歌命名的提出，本身是挪用西方的概念，是在全球性的女权运动的潮流下产生的概念，强调权利平等。而在中国，当时为摆脱意识形态过于强求男女一致，最早的女性主义者恰恰是强调性别差异，如早期的翟永明、陈染、林白，均突出女性意识，并且也正是以强化这一点吸引注意力。早期的女性诗歌，西化味道是非常浓厚的。与之相比，“新红颜写作”明显有向中国古典传统回复的特点，这背后也许有国学热、文化民族主义全面回潮的背景。这也是我们使用“新红颜”这个具有中国古典美学色彩的词的原因。但是，毕竟我们处于现代社会，“新红颜写作”群体的现代性也相当突出。
新红颜写作也应该立足传统，吸取古今中外各种诗歌资源，开拓其新的现代性。因此，我们也强调其“新”。我个人觉得，作为男性诗人的一个对比和参照。女诗人们已经和正在写出一些了不起的诗歌。也许最终将改变当下的诗歌生态，这是很有历史意义的事情，因为诗歌史上留下的女诗人及其作品显然太少。也许从这个时代开始会有所改变。而且女性诗歌创作天生依赖经验感受，不像男诗人那样过于拘泥于观念，很适合我对“草根性”的强调。再者女诗人大多不陷入圈子之争，相对超脱，不像男诗人容易产生观念义气之争，排斥不一样的写作，也就能更广泛地吸收，所以反而可能兼容包蓄，成就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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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诗刊简介：
南京《陌生》诗刊创刊于2007年春季，主编：古筝；副主编：陈鱼观、应闻、江雪。
《陌生》诗刊为半年刊，一年2期，每期发行量1000册，国际通用大16开本，页码120页左右，纸张采用优质的轻质纸，由主编古筝亲自装帧设计排版，版式美观大方新颖创新，与众不同。
征稿范围面向所有写新诗的诗人，不分年龄段、所在地域和各种风格流派，旨在提倡诗歌百花齐放。我们倡导个性化写作，摒弃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力求在传承传统的基础上发扬光大和创新。陌生诗刊从第7期始有意识的推出新人，并提出“把读者的范围延伸到未来，力图为永恒的读者写作。”
办刊理念：“陌生”出自于一个美学理念。陌生在各种形态上有计划的破坏惯常的思维和语言惯性，使一切构筑萌发出新意和神秘性，从而使读者感受到这本刊物的定位和品位。在当下诗坛人际关系烂熟和诗歌语言习惯性的表述中，我们需要陌生化的思维方式和陌生的语言，让熟悉的事物陌生化。
由于更多的出于建设性考虑，《陌生》诗刊从第三期《南京中青年诗人专刊》始，便坚定不移的走主题专刊道路。设想了许多新颖的主题，先后出版了《震灾诗歌专刊》、《归来者诗群专刊》、《华语当代诗人博客大展》、《60后诗人诗歌理论专刊》、《二十一世纪女性诗歌专刊》、《新世纪男子汉诗歌特刊》。由于连续办了这七期专刊，在诗歌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得诗歌界人士感觉到这份民刊体现出和其他民刊不一样的地方。它不仅仅提供了发表诗歌的园地，也不是一本纯个人的，或者纯小圈子化的诗刊，而是介入了整个中国诗歌发展历程和建设，对近些年诗歌的发展确实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陌生诗刊》正是以其特立独行的办刊宗旨，通过每期标新立异的主题专刊，使得诗刊与同时代的诗刊相比，蕴含一种陌生化的艺术气韵，让读者体会到其与众不同的审美概念和全新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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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诗刊第9期“新世纪男子汉诗歌特展”封面
《陌生》诗刊第8期“21世纪女性诗歌大展”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