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20年20事（3）
股票认购证：上海人拥抱财富
上海证交所的开业，使中国资本市场的构架初步建立了起来，股票发行与交易两个“轮子”都开始了转动。曾几何时，深圳曾经为股票发行遭遇的困难而费尽周折，甚至动员领导干部以“支持改革”的名义带头认购股票，但在有了股票交易以后，股票的财富魅力很快给国人上了生动一课，买股票已经成为人们迫切的愿望。但是，当时的股票发行还处于严格的试点中，发行额度有限，因此每一次股票发行都出现了人山人海的局面，以至影响到了社会秩序。1991年，上海先后发行了兴业房产、浦东大众两个股票，由于人流过于拥挤，每一次都出动了大量警察维持秩序，引起了社会上很大的意见，有人甚至借机攻击股份制试点和股票市场。面对这种混乱局面，另外两家准备发行的股票不得不暂停了下来。
如何安全有序又不失公平公正地把股票发行出去，成为上海市政府当时不得不认真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经过反复的研究和论证，当时主管证券市场的上海人民银行决定，1992年的股票发行，采用凭股票认购证摇号中签认股的方法，凡需认购1992年发行股票的投资者先要购买认购证，一次购买全年使用；凡1992年上海发行的股票，均采用认购证摇号中签认股的办法，即由证券公司根据股票发行情况，一年摇号若干次，如有多种股票在短期内发行，则归并在一起摇号产生中签号码，由投资者认购。股票认购证每份收费30元，不论中签与否概不退回。
这个决定一经公布，顿时成为上海市民关注的热门话题，这张认购证等于是一道门槛，铺设在热切希望进入股市赚钱的人们面前，买还是不买，对许多上海人来说，成了一道哈姆雷特式的难题。对当时的上海市民来说，30元一份的认购证价格显得高了一些，但这个价格是经过人民银行反复研究才确定的。决策者认为，如果价格定得过低，就会有过多的人认购，使中签率大幅度降低，会产生不好的社会效果，如果定得过高，又会将大量市民阻挡在认购的大门之外，影响他们投资股市的积极性，而30元是一个合理的价格。但是，对当时上海市民的平均收入水平来说，30元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而且对于这一年上海到底能够发行多少股票，官方没有明确的说法，因此市民们购买的热情并不高。到当年2月1日，认购证发行结束的时候，人民银行宣布，一共售出2077665份股票认购证，购买者大多是本地市民。
谁也没有料到。这200余万份股票认购证，给了上海人一次拥抱财富的机会。当年2月，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巡谈话”，改革开放再一次在中国大地形成滚滚洪流。全国各地的企业都争相发行股票，上海作为当时中央批准的全国两个仅有的试点城市之一（另一个是深圳），股票发行也迅速驶上了快车道。3月10日，上海市市长黄菊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中央已授权上海在中央核定的额度内自行决定发行股票事宜，4月下旬，黄菊在市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上海要扩大企业改革试点范围，在深度和广度上全面延伸，年内要有50%以上的国营大中型企业进行包括股份制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改革。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年上海一共发行了53个股票，这使这张股票认购证的“含金量”大为提高。这些股票发行以后都快速进入上海证交所上市，股价突飞猛进，中签者日进斗金，那些买了一两百张认购证的上海市民，就在这一年实现了财富的迅速增长，改变了人生。最为著名的是在上海股民中人称“大老李”的李双成，他原本是上海某厂的一位锅炉工，后来到上海一家私营企业做了厂长，虽然在认购证发行前已投身股市，但并没有暴富。看到认购证发行，他认为这是政府给予老百姓的一次公平机会，一下子买了3000张，他的人生从此彻底改变，跻身于上海富豪之列。从此，他专心进行股票买卖，并且创办了一个名为“万国和平俱乐部”的股市沙龙。20年来，李双成的炒股生涯伴随中国股市的涨跌而起落，经历了多次熊市，但由于他有依靠认购证得到的财富所积聚的雄厚实力支撑，因此一直屹立在市场，成为一个公众熟知的代表性人物。相比之下，更多的与认购证失之交臂的人们，只能埋怨自己缺少投资的眼光，让一次拥抱财富的机会与自己擦肩而过。
上海在1992年发行的股票认购证，为解决当时股票发行遇到的难题打开了一条通道，它是在当时的现实条件下实现公开公平发行股票的一个值得肯定的方式。在其后迅速向全国扩展的股票发行热潮中，全都采用了认购证模式，但由于上海这次的股票认购证创造了财富效应，因此后续的购买者迅速增加，使认购证的中签率大为降低，再也没有产生像上海这样的财富效应。同时，这种发行模式也有它的先天缺陷存在，它使整个社会承担了过高的股票发行成本，投资者需要付出超过股票发行价格的购股成本，虽然在上海初次发行的认购证中，由于中签率高而使这种成本化为无形，但在后续的股票认购证发行中，这个问题就很突出地显示了出来。随着证券交易所网络交易的普及，股票发行开始网上无纸化发行，这是一种更经济、更有效率的发行模式。在网上发行普及以后，股票认购证时代也就结束了，而由它所产生的激动人心的财富神话，则永远地留在人们的回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