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到20世纪末，政府已经实行了六次大的行政机构改革，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机构改革只是在量上做调整，总是在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合并－分开－再合并－再分开，权力上收－下放－再上收－再下放三个历史循环中运动。县级政府机构改革既是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重点，也是难点。县级政府居于承上启下，连结城市和乡村的关键层次和中间部位，是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直接管理与间接管理、城市管理与乡村管理的结合体，“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政企不分，官僚主义严重”的弊病最为突出，改革的任务也最为繁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县级政府于1982年、1993年、1998年、2003年进行了四次规模较大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从整体上看，改革远未达到预期目标。 县在中国目前（和历史上）是行政区划的关键一环：低于县的层级（即目前的乡镇一级）并不具备全面的治理功能；而高于县的层级（包括地市一级和省一级）则距离民众较远，幅员更为广大，虽则其治理功能基本上是县一级的放大。在多种意义上，“县”都是中国权力架构的基本单位。正因为如此，目前中国政治所面临的困境在县一级也特别突出。就我国的县级政府机构改革而言，其目的不在于造就一种“什么政府、什么社会”的政府机构模式，而是寻求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符合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以及社会发展的适度规模的县级政府。县级政府职能转变应该以基层社会需要为目标。“小政府、大社会”只是一个很笼统、很抽象的提法，这一理念并没有给政府机构改革带来我们所预期的效果，只是一味地讲求小的县级政府规模，忽略了县级政府应当具备的效率，也没有考虑到整个基层社会需求的增长而导致的基层政府规模的增长，结果每次机构精简之后不久，政府规模又开始不断的扩大，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难以满足基层社会的需求，甚至造成很多的社会问题。这也就是我国县级政府机构改革屡次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的根本原因所在。我们要想从根本上处理好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转变有关政府规模的理念，明确政府与社会应然关系的发展方向——政府规模随着社会需求的增长而不断增长的必然性，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目前我国社会发展和行政改革的实际状况，来确定县级政府机构改革的未来发展方向。

　　县域一级政府在整个中国政治格局中太重要了，直接面对老百姓，关系党的执政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