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26日是龚育之先生诞辰80周年，为了表示纪念，在这一天召开了“龚育之学术思想研讨会暨龚育之著作出版座谈会”。龚育之夫人孙小礼几个月前就通知我要开这个会。这天下午，我和刘志光赶到科学会堂参加这个座谈会。

     当我们赶到会场时，看到场面很大，有二、三百人之多，很多我多年未见的老朋友都来参加了这个会议。这个会由北京市社科联副主席宋贵伦主持。因为这个会要发布新书，三家出版社的代表发了言。出版《龚育之党史论集》的湖南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李笑声、出版《龚育之访谈录》的中央文献出版社编辑部主任孙立羽和出版《走近龚育之》的北京出版社编审隋丽君对三本关于龚育之的新书作了介绍。《走近龚育之》一书是由一百人的亲身经历回忆龚育之而编成的，我对龚育之的回忆文章 ——《在科学与革命中求索》也编在此书中。

     之后，石仲泉、赵曜、张静如、郭建宁、李惠国、任定成、孙小礼七位学者在会上做了发言，回忆了龚育之先生生前在党史、自然辩证法、科学学等方面的贡献。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在发言中，提到龚育之实际上是党和国家的智库人物。石仲泉就智库问题还说了很多。他的发言让我有茅塞顿开之感，也一下子使我对自己与和龚育之先生的关系多了一层感悟。因为我自80年代起，先从事科学史研究、后来又对中共党史研究很感兴趣，这是我和龚育之交往的原因，而我现在仍然重视我和龚育之的关系，这恐怕又与我从事的智库工作有很大的关系。

     我认为，石仲泉说龚育之有智库人物的作用，一方面，是说龚育之在党和国家的政策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另一方面也是说，龚育之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有一定的独立性，恰恰是因为这个独立性让龚育之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也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有了很大的影响力。比如，他参与主持编辑出版了《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书信选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共13册）、《毛泽东早期文稿》等，他参与主持编辑出版了第一部邓小平著作选集《邓小平文选（1975-1982）》，写出了长篇力作《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读邓小平著作的笔记》，以及还参与了多次党代表大会报告的起草和修改工作等等。因此，有人说，龚育之是“走进中南海的智囊人物”。龚育之是共产党内当之无愧的毛泽东、邓小平研究专家。在这里智囊与智库具有同样的意义，其功能旨在促进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进一步说，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必须有三个特点，一是独立性，二是质量，三是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龚育之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他的学术研究态度使他的工作具有了较高质量，同样因为学术研究态度，使他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

     2009年在北京召开了全球智库峰会，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之后有多家媒体对我进行了采访，因为我是参加这次峰会的唯一一家民间智库。如果从智库的追求和努力方面来说，我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创办了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这个研究所采用了“民办非企业单位”，即非营利机构这种形式注册。我下海成立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之事，征求过龚育之的意见，龚育之曾明确地对我表示支持。我下海后，很多项目都是围绕民营企业、高新区、技术转移、创业、孵化等方面展开的。我经常就科技政策的课题与龚育之交流，龚育之作为中国科技政策领域的奠基者，给了我不少肯定、鼓励和帮助。我不但按月给他寄送《企业研究报告》，我还几次到他家汇报我的工作，邀请他参加有关研讨会。长城所成立后，龚育之一直是我们的支持者，现在想来，他们对我的支持也是对智库探索的肯定。

     如果说我与龚育之在智库方面有什么关系话，我实现了龚育之这一辈人身上无法实现的独立性。我一直在努力提高研究和咨询的质量，但是在影响力方面，我用一生的努力恐怕也只能望其项背了。在智库方面，我尽量做一些能影响经济决策的咨询项目。如果说，龚育之对初级阶段、中国特色、小康社会，这些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很影响的决策做出了很大贡献话，作为学生我下海后，也在创新经济、区域创新、自主创新等方面努力发挥了民间智库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