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学派产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形成于西欧国家。这其中流派众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文化研究学派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理论家趋于忽略宏观层面上媒介运营的社会、政治语境，他们关注个人和团体消费流行文化内容的方式。他们研究的结果是，越来越怀疑精英们推行的霸权文化的能力。政治经济学理论学派重点关注的是宏观的社会秩序和媒介精英所有权，注重对“谁”在传播，传播者受到什么影响（如政治的、经济的）？是什么目的导致其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向公众传播特定的信息。政治经济学理论学派认为，经济上的优势地位会导致文化上的优势地位。
    例如，水门事件让美国传媒人自豪——是媒体将总统拉下了马，认为这是新闻自由的象征性事件。而在批判学派看来，这并没有什么令人自豪的，因为向记者提供资料的是另一股政治势力，记者、媒体不过是这场政治斗争中被利用的工具。
    再比如：比亚迪的公关公司发布信息说，2009年10月比亚迪F3销售突破3万辆大关，达到了30008辆，而根据公安部统计的注册登记数，F3的上牌数只有18253辆。而且，比亚迪公布数据与上牌数存在差距的问题并非一个月的偶然事件，而是连续性的。厂家发布这种信息的目的，无非是要告诉消费者：F3是同级别车中销量的冠军，以此带动消费；对比亚迪的投资人说，见到比亚迪汽车销量猛增，无疑将增强他们投资比亚迪的信心。而绝大多数记者因为拿不到汽车的上牌数，因此无法鉴别数据的真假，只能善良地相信厂家说的是真话。而当选车网（www.chooseauto.com.cn）披露了比亚迪数据的问题后，该消息被众多网站所转载，媒体、记者发现自己被愚弄了，比亚迪的宣传也因此陷入了巨大的被动。比亚迪的行为显然是具有商业目的的，是应当受到行业的规范，而且其以后发出的宣传稿应当引起媒体的关注，认真核实其真伪；同时，媒体也应当以此为戒，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准，扩大自己的信息源，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否则难免被人利用。值得注意的是，还有很多的媒体对此保持了沉默，有的媒体不知道该新闻的发生，这属于新闻敏感性的问题；最令人遗憾的是，有的媒体则是为了吸引比亚迪的广告，而怕得罪了比亚迪，因此保持了沉默。这种商业利益大于媒体社会责任的行为，对公众是危险的，对媒体自身的发展也是危险的。
    对于各种势力是如何操控媒体的，阿特休尔有这样的描述：“在官方形式中，报刊、电视广播内容是由规定、条列和法令决定的。有些新闻媒介可能本身就是国营企业，有些可能受政府规定支配，还有些可能被一整套限制措施所操纵。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摆脱官方控制，所不同是，准许范围的自治程度不同而已。在商业形式中，新闻媒介内容反映广告商及其商业伙伴的思想观点，这些人常常本身就是新闻媒介的所有者和出版商。甚至在计划经济中，一些商业影响仍然有所表现（尽管这种影响只是通过间接途径产生的）。在利益关系形式里，新闻媒介的内容反映金融企业，或政党、或宗教团体、或追求特殊目标的其他各类组织的利益。在非正式形式中，新闻媒介的内容则以反映亲朋好友的利益为目的，他们或直接提供资金，或运用他们的影响来确保人民能聆听到吹笛手演奏的乐曲。”
    汽车媒体是大众媒体中的一部分，是为关心汽车资讯的人提供服务的公共平台，因此其行为也无法摆脱媒体所处的大环境。在今天的中国，汽车进入家庭正成为一种潮流，从沿海向内地汹涌而来，从大城市向小城市、向农村逐渐蔓延。在这个过程中，公众对汽车资讯的需求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此时商业的介入不可避免，媒体和广告商形成了互为生存环境的共生关系——媒体争相恐后地向公众提供更多、更好的资讯，以吸引更多的读者，广告商借机将自己的广告和信息通过媒体平台向读者传播。由于有广告商的资助，公众可以以最低廉的价格获得信息。以前，一份8个版报纸的价格是1元；后来，报纸的价格没变，但报纸变成了16版、24版，甚至更多；互联网出现后，公众获得的资讯就更廉价了，但公众在享用免费资讯的同时，还必须接受广告商的广告，不管读者是否喜欢这些广告。同时，对于商业对媒介的影响，公众是无能为力的，更无法回避众多的商业性信息。
    在这个利益链中，媒体的行为有时候会出偏，尤其一些刚刚进入汽车圈、资金背景欠佳的媒体，为急于获得社会的认可、获得广告商的认可，有时其行为会偏离公正性，主动帮助厂家引导消费者的行为。例如，某厂家为宣传其定价的合理，出钱让某杂志进行“深入采访”，以揭露内幕的形式进行报道。文中涉及到一些利益纠葛，文章跌宕起伏，但背后却有一只厂家操纵的手。而最终，该厂商销售的顶级配置汽车的价格（市场指导价）比国际市场高出10万元人民币，此后经销商还利用“缺货”进行加价销售。值得庆幸的是，这家杂志已经倒闭了；在全球金融危机面前，中国汽车市场增长的时候，该品牌产品的销量反而下降。但毕竟有一大批消费者已经“隔山”买了“老牛”。显然，这家企业通过不正当的商业操纵获得了更多的利益，而为此付出代价的是消费者和媒体本身。
    随着传统媒体纷纷介入汽车新闻，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使得“精英”的数量成百倍地增多。以前，一个精英说句话或许能够引起公众对某个产品特殊的关注，如今无论你说好还是说坏，公众心中自有一杆秤。有的企业也以此为傲，认为：“我这个企业已经到了如此的规模，哪家媒体发条正面消息、哪家媒体发个负面新闻，对我都没有影响。”造成这种现象的客观原因在于，中国市场上的汽车产品太多了，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市场，目前国内销售的汽车品种的数量就有5000多种，媒体上充斥着对各种产品的溢美之词，媒体更是多得数不胜数。当公众不知道谁是精英的时候，当公众不知道哪个精英是站在中立立场说话的时候，公众相信的只有自己。这种现象，实际上是对传统的精英传播理论的否定，因为今天的传媒环境与精英理论产生的年代完全不同了。这种现象更符合文化研究学派研究的结论，所以，一些厂家在信息传播中更倾向于“地毯式轰炸”，而不是导弹式的“精确打击”。
    那么，中国汽车媒介被商业化的程度到底有多大？是否完全偏离了正常的轨道，回答是否定的，中国汽车媒介总体的状况是好的，尽管有一些偏离轨道的行为，但并不构成主流。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批批年轻的记者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有的记者已经可以冠以“车虫”雅号了。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辛勤的记者、编辑，以及众多的汽车媒体，才满足了大众对汽车资讯的需求。
    在多种媒体共存、数量庞大的情况下，企业首先要考虑的是，强调和挖掘信息的文化内涵，通过文化的认同寻求与消费者之间的共通，用文化构建品牌，因为文化是人类共通的语言；从商业角度讲，汽车的消费不仅是产品的消费，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的认同，因此产品文化尤其需要企业挖掘和有效地传播。其次，强调媒体运用中的协调性，形成本品牌信息传播中的关键词和主旋律，以减少搜索引擎中“杂音”的产生，在进入3G时代的今天，这个问题尤其需要引起企业的关注。第三，专家对消费者的影响还是要关注的，其一，不是所有的专家都是信息传播中的“精英”、“把关人”；其二，不要期望专家一句话就能立刻获得大规模的消费，要关注的是专家的话在消费者心中形成了什么概念，以及这些概念可能对未来的消费产生什么影响。第四，企业在与媒体打交道的时候，千万把握“真实”二字，媒体具有企业声音的传声筒和扩音器特性，可以帮助企业树立正面的社会形象。但如果企业向媒体发布虚假信息，当媒体发现自己被愚弄的时候，那么媒体的传声筒和扩音器特性，同样能够摧毁企业多年来构筑的社会形象。
    总之，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中，商业对媒体的影响无处不在。但厂商、媒体、公众三者互为生态环境这种关系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公众期待公正的媒体，媒体需要真实的信息，并公正地传播；同时，媒体需要商业的资助，以维持生存，但是对商业资助的倚重不能丢掉新闻客观、公正、中立的原则，否则将失去读者的信任。而厂商往往既是媒体的资助者，又是受众，因此过度影响媒体的行为，自己也将成为受害者。因此，当一则非常有争议的新闻出现的时候，无论厂商、媒介、公众都应该问一个问题：“谁是受益人？”媒介尤其要经常问自己这个问题，以此摆正心态，保持一个公正的身姿。如果发现公众已经不是受益人的时候，这件事情一定是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