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 黄冈   438002)

 

 

标题摘要：

●     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不必考虑对股市的影响；

●     人民币升值，填补不了贫富国家间价格水平差距；

●     市场经济体制，不等于一切消费品都要商品化；

●     政府主导的中国经济发展，层级政府间也要有分工；

●     中央与地方利益矛盾，要创造出中国的协调机制；

●     中国是产能过剩与产力下降、资源分散与垄断共存的经济；

●     “国营就是社会主义，民营就是资本主义”观念必须改变；

●     工业化过程的城市化，需要系统的政策创新与设计；

●     中国社会，要改“GDP主义”为“国民幸福主义”；

●     “人的生产”，是提高民族与社会品质的关键所在。

 

中国社会的经济体制，虽然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的任务还没有彻底完成，但在理论上是市场经济制度了，指导国家宏观经济思想和理论基础尚没有明确，事实上，都是按“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思维方式在实施，但产生于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在中国有“水土不服”问题。

因为，中国古代和近代社会没有产生系统的市场经济实践与理论，新中国建国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占绝对垄断地位。目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与实用主义、自由主义、技术主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并存，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学理论还没有定论。这种状态下的经济学思想、理论的不确定性，带来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的具体问题，普遍存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现象，共识难以形成，给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带来不确定性风险。

有些常识性的经济现象，在中国以其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可能造成理论与实践上的争论，莫衷一是。尤其是新出现的经济现象，很大程度上可能出现认识的偏差与判断失误。因此，我国宏观经济思想也有一个“调整结构”问题。下面。就联系中国经济社会实际，从宏观层面谈谈实用经济学必须认真研究的十大经济问题，并给予初步解读。

 

1、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不必考虑对股市的影响。

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经济是本，股市是末。因此，国家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大可不必考虑其对股市的影响。但往往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们，老是怕对股市造成影响，似乎股市的涨迭就是经济的动荡。其实，即使是出台对股市有直接影响的经济政策，也没有必要过份重视股市的涨落。

中国股市还不十分成熟，以股市为代表的虚拟经济体系尚不完善，股民本质上不是社会弱势群体，股市短期内涨迭太过频繁，短期股指的涨迭无关大局，即使宏观政策变动对股民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也没有义务把股民的利益放在宏观政策层面照顾其利益。政府天然的义务是限制强势群体的利益过份膨胀、照顾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政府只需要对股市长期低迷与高涨，做为经济指标意义关心外，它不是国家制定整体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依据。

虚拟经济在中国，尚没有成为国家经济的高端产业，但其发展端倪已现，政府应该如何看待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二者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层面，应如何对待，孰轻孰重，需要借鉴华乐街的实践与教训，谋划中国未来的虚拟经济框架与模式。

另外，也不要把“热钱”和外国政府的金融政策两个因素，作为制定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依据，只能作为参考因素，不能作为决定因素，尤其是人民币不是世界货币、资本项目下不可自由兑换条件下。

 

2、人民币升值，填补不了贫富国家间价格水平差距。

一国货币的汇率高与低，孤立地看，它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只是一个数字的换算问题。但一国在经济交往频繁、规模比较大的情况下，汇率越稳定越好，其比率变动和变动幅度的大小，直接影响一国经济的对外经济交往的竞争力。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商品的价格水平与结构与发达国家的商品价格水平与结构，不是一个量级。因为，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就是经济社会“漫性通涨”过程，企业成本、费用、工资、物价相涨过程，长期、渐进地形成发达国家目前的商品、服务价格水平与结构，它与中国的的价格水平与结构相比较，仅从量上若用百分比来描述，起码是百分之几千的差距。所以，中国在加入WTO之后，年外贸增长率在20%以上，其根本原因是成本、费用、工资、价格优势。中国的外贸品的低价格是发达国家不可企及的，但发达国家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价格，往往都是中国人普遍认为的高价格。这种价格差，靠人民币升值不可能填补其差距，也不可能在现阶段解决的问题。这就是中国出口商品的比较优势所在。

站在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立场上看，人民币升值，还不及降低出口退税率或取消出口退税政策，更不及提高出口商品中的劳动者工资含量。在采取这两种提高出口商品价格措施之后，再考虑人民币升值。但这些措施在短期内实施的结果，必然打击中国出口企业的竞争力，使中国对外贸易处于休克状态，赶走外国采购商，降低甚至消灭中国外需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力量，窒息中国经济发展。同时，美欧等国的进口商和消费者也不会答应，如美欧等进口商仍然从中国进口商品，中国政府和人民倒是十分赞成这件事，可是，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以美国为首提出的人民币升值，不是一个简单的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市场的交易价格变动问题，实质是通过政府间汇率博弈，试图抑制中国经济发展，防止中国挑战其霸权。

国际贸易，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提出了以绝对优势为基础的贸易理论，强调贸易双方各以自己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进行贸易，双方都能获利。后经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进行完善，进一步强调两国贸易时，即使一国产品不具有绝对优势，只要有相对优势，双方也都能获利。20世纪70年代后期，有“战略贸易理论”、“竞争优势理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新增长理论的国际贸易观”，以及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论”等，我们要用这些理论与原理，向发明这些理论、原理的“老师们”重复、多次地讲，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请他们尊重世界分工与中国比较优势的客观现实，遵守国际贸易原理与规则，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用“自由贸易说”和国际贸易理论反击美欧“反自由贸易”行为，而不是单纯的抵抗与妥协。

 

3、市场经济体制，不等于一切消费品都要商品化。

市场经济体制本身，不否定国家经济计划，不等于一切消费品都要商品化，都要通过市场竞争实现有效供给。不能或不宜全部商品化的物品，也交给市场供给，对消费物品类别不加区别的市场化，其后果必然是促成经济“病灶”的生成。

社会消费物品有三个层面的分类：

第一个层面是：社会消费品分成公共消费品与私人消费品，公共消费品由政府提供，私人消费品由市场提供。关于公共产品理论，己有十分成熟的论述。

第二个层面是：关系到国家生存、发展战略性物资和居民生存、发展的关键性消费品，必须由政府有计划地尽可能利用市场，不能利用市场功能的，就由政府生产、供给，政府“有形的手”必须发挥应有的作用。例如：国家核原料、黄金、稀有金属等战略性物资的生产；军事、航天、新能源等高科技工业的研发；居民的吃、穿、住、行；国民的教育、医疗、社保等。

第三个层面是：根据本国国情与经济发展阶段，政府特别对某一类或某些商品、资源实行计划供给或有控制的供给。例如：中国城市化过程住房用地等资源节约，城市扩张占用宝贵的农地，生产与生活对环境的污染，资源高效利用，有限就业岗位的就业门槛，特大城市的人口结构等。

“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其天生的缺限。市场的缺限靠政府来弥补，政府的缺限靠社会科学管理来弥补。

由于政府与市场的分工理论不明确，中国的教育、医疗、住房、社保等公共品供给，过去的60年，己经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经济“病灶”，没有像“医改”一样系统的再设计、再改革，很难根除己经形成的“病灶”。

 

4、政府主导的中国经济发展，层级政府间也要有分工。

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是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不排除行政手段的使用。中国政府与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比较优势就是行政执行力强。近30年来，中国各级政府的行政手段在经济领域里的促进作用，越位明显，抑制作用，缺位突出。尤其是1994年财政体制改革，形成“地方财政饥喝”，更强化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积性。这是近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产能过剩、浪废资源同在的根源所在。

市场经济体制下，不是特殊情况，慎用行政手段，是接受历史教训，但政府决不能缺位。计划经济时期，国家管理经济以行政手段为主，往往行政措施有力、有效，但只能取得一时之效，后遗症比较多。其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把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融合在一起，把政行与政治意识混为一谈，尤其是始终没有走出“打击民营，保护公有”的思维定势，经济发展没有从长远、全局、统筹、合理、可持续方面考虑，造成有时不得不矫枉过正，为统一认识牺牲局部利益。

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手段是利益引诱，行政手段是建立在经济利益基础上的强化执行力，经济调控的行政力不能逆经济利益方向而行，二者是互补关系。逆经济利益而行政，是过去计划经济手段主要特征，顺着经济利益而行政，是市场经济体制行政手段的特征。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行政，也有一个行政转轨问题，不仅仅是依法行政，还有一个科学行政，人性化行政问题。在体制、规则上，实现支持不包办、参与不得利、放手不旁观、监督不揽权、帮助不越位的高效服务型政府。

各级地方政府都是发展经济的主体力量，而且，任务也没有科学分解，省、市（地）、县、乡、“村”各级政府间也没有分工，那一级政府是规划主体、协调主体、监督主体、调控主体、经济实体没有明确。人类做任何一件共同的事业，都是建立的分工合作基础上进行的，唯独中国经济发展事，在政府间没明确的分工与合作机制，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整体上是在无序与竞赛中进行，必然埋下“重复建设、产能过剩、浪废资源”的祸根。

因此，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最好再不要直接干预到微观经济层面，宏观调控职责，也要在中央与省级政府间合理分工，明确各级市与县人民政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与实体，市、县以下行政机关为执行机构（副省级以上特大城市，可明确为区级行政机构）。市，为城市经济主体，县为农村主体。中国社会长期在二元体制下运行，“解铃还得系铃人”，实行与过去逆向、有差别的“二元政策”，逐步实现“二元”融合为“一元”。

 

 

5、中央与地方利益矛盾，要创造出中国的协调机制。

中国的经济结构极不合理，当然有历史原因、经济发展阶段的原因，更有中国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以及利益集团结构不合理的原因。

社会利益集团的存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任何时候否定利益集团的存在，不是唯物主义者的世界观。“利益集团”若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看，就是阶级或阶层）。目前，中国只能称其为“利益群体”，还没有成为“集团”。但中国最为核心的、长期存在的、我们视而不见的中央与地方利益矛盾，是最为亟待解决的社会矛盾。这种利益矛盾集中表现在投资结构矛盾与财政利益矛盾。

中央与地方利益矛盾，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不必大惊小怪，是现代国家的普遍现象，只是我们把它当作政治问题隐去了而已。当把中国经济社会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时，不得不认真面对的现实问题。

西方发达国家，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利益矛盾是通过政治、法律手段（联邦、民选、经济与立法相对独立等）与分税制解决的，我国的中央与地方的利益矛盾，两千多年以来，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新中国建立后，是靠强大的政治统一性使其不致浮出水面，在“政治挂帅”年代，其表现不明显，在“经济挂帅”年代，它就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了，事实上是存在的，尤其是财政利益调整治期间，因为它并没有在法制层面彻底解决。

历次中央经济宏观调控，都受到地方政府不作为的抵抗与消极应付的力量抵消，有时甚至要上升到政治层面才能得到暂时的缓解。因此，一方面，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中央与地方利益矛盾存在的现实，并认识到，中央政府有执政压力、平衡协调的责任，而地方政府只有个人任职的压力，地方领导人并不关心中央政府执政地位问题、平衡协调的责任问题。另一方面，中央政府要用法律手段，尽可能掌控更多的社会资源，利用社会资源的公平、公正、合理地分配机制，引导地方政府的行政行为，而不是目前的行政审批权的垄断与事实上的安抚、寻租。

中央与地方的利益矛盾，表现的最高形式就是财政体制改革的矛盾，其根源是中国各级政府的分工不明确，事权来明确，加上低级地方政府财源拮据。如：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责任分工、医疗卫生责任分工、社会保障责任分工、住房供给责任分工等等，都没有上升到国家法律层面进行科学化分工，公平、公正、合理地分派。

中国“政府现代化”、“社会管理现代化”应该提上议事日程，而不仅仅是预算公开、信息公开这么简单，而是要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中央与地方利益矛盾协调、管理机制。

 

6、中国是产能过剩与产力下降、资源分散与垄断共存的经济。

我国目前的经济态势，只知有产能过剩，不知有产力下降；只知有资源分散，不知有垄断盛行。在中国，产能过剩是一个相对概念，而产力下降却是个绝对概念。

如钢铁产能过剩，是相对钢铁外贸需求下降而言，粮食生产力下降，是绝对的事实。过去的“鱼米之乡”，粮食外调省份却变成了粮食自给自足省份。

资源分散与垄断是中国经济的两个极端状态。如钢铁、汽车等需要高度集中的行业，反而高度分散，而教育、医疗、银行、市政、文化、烟草、食盐等行业，本应分散却高度垄断。这种服务业高度垄断状态，极不利于扩大就业，政府可供掌握、调控的就业岗位资源不足。

提高产业集中度与优化产业结构，是为了提高一国经济在世界上的竞争力，它与反垄断是一孪生兄弟。如何平衡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现代宏观经济的重要问题。通常情况下，以世界市场为主的产业，重在产业集中度的提高；以国内大众为主要消费者的行业，以分散经营为主要选择。但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基本没有这种区别，任何行业都有一个集中度的问题，如饮料业、餐饮业、零售业这些典型的可小规模经营业的行业，都有跨国大型链锁经营的企业。任何行业既要有高度集中的大公司，也要有高度分散的小公司。如银行业，一国不可没有几家世界级的大银行，也不可没有专为中小企业服务中等银行，更不可缺少为大众服务的小银行，还不可没扶贫助困、政府特别支持的政策性银行。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对社会垄断行业与垄断行为的管理，是现代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之一。从理论上讲，只要市场是充分竞争状态，交易一般都是公平的，出现交易不公平现象，往往都是卖方处于某种优势地位，消费者处于绝对弱势地位，不公平交易，就可能成为普遍现象。市场经济造成不公平交易的罪魁祸首是垄断。

在中国，有些商品和服务，因为历史和管理、人为的原因，垄断在中国经济社会普遍存在。往往普通消费者，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购买商品和服务时，本来地位就不平等，不仅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力，而且，往往购到质次价高的商品和服务，还被告蒙在鼓里，还以为这是中国特色。

政府社会管理的现代化，其切入点，就是反垄断。反垄断，并不是反对一切垄断，消灭垄断。而是取消不必要的垄断，对不能消灭的垄断，如自然垄断等，对其进行必要的限制和管理，政府如何限制、管理垄断行为，应该有系统的理论，科学的方法，健全的法制，还要有中国特色。

 

7、“国营就是社会主义，民营就是资本主义”观念必须改变。

国营企业，实质上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为单一投资主体的企业。目前，中国纯粹的国营企业，基本上不存在，一般都股份化了，只能称其为“某政府控股企业”或“某政府有股份的企业”。若是真正的股份制，“央企”就是历史概念。

国营与民营，在本质上没有多大区别，都是以盈利为“第一要务”。它们的区别，体现在法律义务上，但我国目前还没有一个“国有、国有控股企业社会责任与义务”法律规范。没有这一规范之前，国有、国有控股企业与民营、私营企业之间，在法律意义上，基本没有区别，只有靠企业法人个人良心与道义上的责任来维系。

从经济责任看，各级政府预算，应单列一个“政府控股企业税后利润收支预算”，年年向本级人大报告。政府对控股企业长期不收取税后利润，让辖区人民享受到政府对控股企业的盈利好处，其存在的经济意义就会消失。

国有和政府控股企业，必须履行与民营企业不对等的法律、经济义务，否则，其占有优质社会资源、事实上的垄断地位，就会失去道义上的理由。尤其是一些占有优质社会资源、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和政府控股企业，用高价格、高利润为本系统职工谋取高收入、高福利、集团低价购买商品房等行为，实际上是向广大肖费者的新型剥削。

因此，原有的“国营就是社会主义，民营就是资本主义”观念是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观念。现在的国有和政府控股企业，起码应该明确，在经济上让其承担起弥补社会保险等历史欠帐的责任。

 

8、工业化过程的城市化，需要系统的政策创新与设计。

所谓工业化即是指机器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发展并达到占统治地位的过程，即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以农业占统治地位向工业占统治地位的转变，它使一个国家由传统的农业国变为现代化工业国。

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促进。不同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道路及其起步早晚、水平高低存在差异。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较低或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往往通过优惠政策，鼓励少数有条件的区域先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国社会工业化过程中，却没有出现城市贫民窟的普遍现象，这是得益于中国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

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是由点到面的逐步扩张的，目前已初步形成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大都市圈、城市群。

其中，珠江边的东莞市是中国最典型“非特区”的快速城市化城市。它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口东岸，北接广州，南连深圳。1985年9月撤县设市，1988年1月升格为地级市，下辖28个镇、4个街道办事处，440个村委会，156个居委会。全市陆地面积2465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65.65万，港澳台同胞70多万人，海外侨胞20多万人，有超过500万的外来人口，占珠三角外来人口的25%，但越来越多的数据表明，东莞地区真实人口数最多时达1700人。另外，深圳市常住总人口已达1800万。

中国工业化过程的人口向城市集居的速度是世界上最高的，但大部分劳动人口却没有城市人的身份。同时，我国关于人口城市化的研究与政策却相对滞后，靠户籍一项制度逆向调节带来负面效应，给社会增加了不可估量的成本与损失。加上住房商品化、土地拍卖促成房地产价格高企，人为增加了城市生产、生活成本，势必挤出优质资源，尤其是高素质人力资源向中心城市流动。因此，我们要对工业化过程的城市化，进行系统的政策创新与设计。

一是人口流入政策设计。人口流入政策要另辟蹊径，要改以“管理型户籍”为“经济型户籍”政策为主，把缴纳个人所得税、社保缴费、拥有住房等条件，及时变流动人口为常住人口。

二是节约土地政策设计。土地政策设计方向，主要是针对中国国情，提高有限土地集居人口量，用经济手段限制独栋独院的别墅型住房建设，用税收手段限制一户拥有多套住房，用差别税收手段，限制大户型、人均居住面积高于50平方米的奢侈住房消费等。同时，对单位公务用房占地面积，也要明确奢侈型标准。

三是居民住房政策设计。居民住房供给要变单一市场供给为多元供给，把住房供给纳入社会公共政策设计范围来考虑，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理想目标。

四是城市在国土空间布局设计。城市是有级别的，但不是指目前的城市行政级别，是指城市经济级别，一个特大型核心城市，周边或快速交通带，要形成城市圈与城市带，产业带与产业链。依据中国人口规模，要把县城作为小城市重点规划与建设，让县辖市成为中国人口集居的主体形式。

五是城市功能地域布局设计。全国城市功能布局，总体上要有一个大致的分工。如金融中心，就有国际金融中心、国内金融中心、区域金融中心之分。现在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之一，上海也在打造国际金融中心，二者必须有明确的分工，北京就再不要争取国际金融中心了，把深圳股票交易所并入上海交易所，人民银行和北京所有金融机构总部迁入上海，沪港联手，在人民币没有自由兑换前后，通盘考虑如何发挥各自优势共建“沪港两地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架构。其他中心城市只能按区域金融中心来建设。北京定位为政治文化中心，上海定位为国际金融中心，珠三角城市群整体定位为信息技术与外贸加工中心等。

六是城市清洁生产、生活设计等。低碳经济就是未来城市清洁生产、生活方式。工业废物、废气、废水和生活垃圾、污水处理，以及沿海城市海水淡化利用等，有一个技术突破、设备实用、成本降低、习惯养成等一系列问题。

 

9、中国社会，要改“GDP主义”为“国民幸福主义”。

舶来的统计指标GDP，已成为举国公认的大国标志和改革开放唯一的成绩单，其迷信与追捧程度，几乎可称之为“GDP主义”。 GDP主义的本质，是把中国社会货币化、商品化，对经济社会发展与进步以GDP的增长率、总量、人均数为主要考核指标。GDP主义的核心就是用物质利益、职位升迁来刺激各级党政官员在发展经济方面的积极性。当初，如果没有物质利益引导，就很难冲破原来僵硬的体制束缚。但今天，当GDP成为“主义”后，其负面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专家、媒体对中国GDP何年可能超过日本，甚至还在计算GDP超过美国的时间表，接过美国学者的“G2”概念，谈论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应该如何如何。

据资料，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大清国的GDP占世界的33%，比美国加欧洲的总和还多得多，而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GDP只占世界5%。但中国没有瓜分欧洲，反被欧洲瓜分。即使衰落到1894年，大清国的GDP仍然是日本的9倍，不仅海战失败，还把台湾割出去，赔偿相当于日本GDP七倍的白银。GDP代表的“大”只是量而已，并没有“强”的内涵，GDP也有质量问题。大清国大数量GDP，都是茶叶、蚕丝、瓷器、土产而已，欧美和日本是蒸汽机、铁甲舰、大炮和工业品。因此，21世纪的中国，出于国力的积累和就业的考虑，中国需要一定的GDP数量，但绝不应该只看GDP数量不看质量，把GDP直接等同于国家强大，反而引来世界的一片疑惑和敌意。

由于中国在近代史上从最富裕到被掠夺得一干二净，今天的中国急于富裕和强大，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才是当今需要警惕的心理陷阱。

通过社会政策的改革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源，树立“人本主义”观念，建立“国民幸福主义”架构，以“和谐社会”为目标，取得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核心内容。

在经过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后，后国际金融危机倒逼之下的中国发展模式调整，已“刻不容缓”。继2009年12月5日至7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做好明年经济工作，重点要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功夫，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后，2010年2月3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在中央党校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其中讲到关于经济发展模式时，讲了八个加快，是最权威的诠释。即：第一，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第二，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第三，加快推进自主创新。第四，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第五，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第六，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第七，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第八，加快推进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同时，西方消费主义思潮也不可取，虽然在短期内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却是经济危机产生的诱因之一。尤其是过度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是以资源过度耗费、牺牲下一代人的幸福为代价的。消费主义思潮及其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反而在更深层次上引发了人类精神危机。

要实现国民幸福，必须倡导可持续的文明消费方式，引导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国民消费、经济增长、国民幸福和谐统一。把“国民幸福指数”作为一种衡量人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是社会主义国家调整社会政策的重要参考要素。关注国民幸福指数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之意，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是党的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10、“人的生产”，是提高民族与社会品质的关键所在。

人，从生到死，不过几十年，社会劳动时间不过30～40之间，“小”和“老”的时期需要别人的照顾。如何提高人的社会劳动动期间的劳动效率，是现代社会必须研究的问题。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计划生育是一项长期国策。婴幼儿的健康成长与子女的成人、成才问题，既是年轻父母的人生大事，又是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关键所在。

中国创造了人类农业文明的巅峰，但在工业文明时代落后了。先进国家已进入后工业社会，我们却在努力实现工业现代化。工业文明的核心特征就是“创新”，而中国社会并没有形成创新机制，更没有创新人才生存的环境。其原因多种多样，除社会政治、文化、意识传统与体制容不了创新之外，更多的是中国社会教育，也是不容创新的教育规范。

联合国认为，如果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以上，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2005年底全国1%人口抽样显示，我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10055万人，占总人口数的7.7%。按照联合国老龄化评判标准，我国已成为人口老龄化国家。在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下，中国一些特大城市人口老龄化现象更加突出。

人的出生，受人性与社会规范的双重制约。情爱自由、非婚生人口与家庭相对固定、计划生育婚生人口，是一对人类天然的矛盾。当精子与卵子会合，就应当具有人的意义。作为自私的人，强化其人的权力，故然没有错，但作为一个地球人来说，地球资源有限与人类繁殖无限的天然矛盾也是存在的。

处理这两对矛盾，在不同人口量与资源禀赋的国家里，其理念是不同的。在人口稀少的发达国家，人口生养质量相对有保障，没有生育量的限制成为可能。而像中国这样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人口相对资源贫贬，出生人口数量，需要计划，生育质量也需要有一定的社会保障。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的同时，强化生、养的社会保障机制，成为社会政策选择的必然。目前，我国只单方面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却没有强化人的生、养的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中国社会如何“爱‘小人’”、“育‘中人’”、“敬老人”三个方面，用科学观点看，都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

人有三次生产过程。人的三次生产是指人的生育生产（婚姻家庭）、人的劳动能力生产（国民教育）、人的健康生产（医疗卫生）。如第一个生产，人的生育生产的中国特色就是计划生育。其实“人的生产”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社会“产业链”。人的生产，应该包括：生育生产、婴幼儿喂养生产、思想品德的生产、劳动能力生产、健康生产和养老生产六个环节或称五个阶段。

要提高民族与社会品质，就是要提高人的“三大生产、六大环节”的品质。人类全部社会生产与服务，都要围绕提高人的生产品质进行，国家的强大、民族的昌盛、人民的幸福，就在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