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巴噶举（Shangpa Kagyu）文化是中国西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佛教文化跟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它源自印度，历时千年，有着自成一体的辉煌文化，是中印两种文明交汇后的智慧结晶，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的“藏戏”便源于香巴噶举（Shangpa Kagyu）文化。

千年间，香巴噶举（Shangpa Kagyu）文化孕育出藏戏大师唐东嘉波等光照千古的伟大人物，曾得到宗喀巴大师的高度评价。在历代文化大师的辛勤耕耘下，香巴噶举（Shangpa Kagyu）文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成为当代文化中抹不去的人文景观。2009年10月，新华社发布消息称：“西藏自治区申报的藏戏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社会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高度认可，将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豪感，提升全人类对其文化价值的认知度，确保藏戏在藏区的存续，从而促进这一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

正是沐浴着香巴噶举（Shangpa Kagyu）文化的光明，笔者才从农家孩子成长为得到广泛认可的作家。《我的灵魂依怙》和《大手印实修心髓》也是在香巴噶举（Shangpa Kagyu）文化的滋养下结出的果实。它们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而让更多的人沐浴到香巴噶举（Shangpa Kagyu）文化独有的智慧光明。

但正如某位大师所说的那样：任何文化都有光明，有光明必然会有阴影。

因为时代的诸多污染和各类诱惑的日趋强烈，国内外许多文化开始走向低谷。时下的香巴噶举（Shangpa Kagyu）也不例外，也进入了一个历史上最为复杂的时期。对此现象，我进行了深入地调查和研究。

通过分析，笔者认为，抛开一些以人员、地域等因素形成的复杂格局外，整个香巴噶举（Shangpa Kagyu）文化信仰者大致可分为三个阵营：

第一个阵营，是香巴噶举（Shangpa Kagyu）中的落后势力。他们如汤锅中的老鼠，如机体上的癌胞，人数不多，但危害极大。因其精于权谋，不择手段，做事没有底线，总能在某个时期占据重要位置。要是机缘成熟，其淫威总能波及整个教派。

从一些大师初到汉地传播香巴噶举（Shangpa Kagyu）文化开始，这类落后势力便如附骨之蛆般存在于香巴噶举（Shangpa Kagyu）的肌体中。他们的目光总是瞄准上师身边，他们心中的对手总是某些上师身边的侍者，或是“红人”，或是他们眼中威胁其利益的人。这类人擅于权谋，总是能不择手段地“搞臭”对手，然后再被对手不择手段地“搞臭”。这类人进入香巴噶举（Shangpa Kagyu）的目的不是为了信仰，不是为了解脱，而是为了谋利，或为贪财，或为猎色，或为了掠夺资源，或为了篡夺所谓的法王之位。教内许多不符合佛教精神的罪恶，大多是他们所为。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毁坏书籍，非法集会，摧残文化，架空上师，践踏人权和法律尊严，制造宗教恐怖，成立非法组织，效法武大郎开店，比自己高的都不要，致使教内诽谤成风、小人当道，使大好的正教滑向邪教的边缘。

除了上面提到的那诸多的愚蠢行径外，那股落后势力还做出了许多令正人君子所不齿的行为，有的已触犯刑律。不过，当他们恶贯满盈时，自会有国家法律将他们绳之以法，此处不再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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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巴噶举（Shangpa Kagyu）的第二个阵营，是善良的迷茫者。他们人数众多，但无正见指导其行为。他们所依托的，往往只是对上师盲目的虔信。于是，许多时候，一些打着所谓上师旗号的别有用心者便会利用其虔诚，以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我研究香巴噶举（Shangpa Kagyu）的十多年间，这类信众就至少几十次被坏人利用过。久而久之，香巴噶举（Shangpa Kagyu）便会陷入一个怪圈难以自拔：当坏人之恶行最终大白于天下的时候，这类迷信盲从者往往会信根毁坏，远离香巴噶举（Shangpa Kagyu）。九十年代中期，在甘肃、内蒙古等地有数以千计的香巴噶举（Shangpa Kagyu）文化信仰者，至今大多不见踪迹了。这类人中，多盲目迷信，大多陷入低层次的信仰。因为缺乏正见，不明白佛陀所说的三不依，即“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于是，只要一有人打着上师的旗号行事，这种人便不分真假，盲信盲从。他们的信仰之墙很容易倒塌，老是一哄而起，一哄而散。若是不幸遇上邪教，这类人往往会成为牺牲品。

这个阵营也可分为三类，除上面谈到的迷信盲从不知解脱为何物者外，尚有一类人追求解脱，渴望得到清凉的智慧甘露，以解脱热恼，以断除烦恼，以证得究竟。但由于落后分子的阻挠、宗教恐吓、制造违缘和颠倒黑白，这类人没有得到应当得到的亲近善知识的机会。要是没有具有正见的善知识的点拨和引导，这类盲从者便会被邪恶污染，渐渐异化为第一类人，从而成为罪恶的细胞。不过，要是这类人机缘成熟，得到善知识的点拨，他们便可能“进化”为精英人物，进而成长为觉悟者。

不过，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过去的香巴噶举（Shangpa Kagyu）并没有为这类人提供系统地学习真正的佛教知识的机会。近来，更有人严令他们不得读书、不准讨论、不准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样去参学了。长此以往，这类人的命运是很令人担扰的。

还有一类人，虽然对第一阵营的落后、邪恶和愚蠢也能心知肚明，但他们大多觉得与己无关，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或闭关自守，专事清修。他们并不知道，在关键时候，尤其是在正义面临生死存亡、善良者遭受污陷、真理被无耻扭曲、文化遭到粗暴践踏、邪恶反倒四处横行时，退缩和沉默等于助长罪恶。这行为本身也是罪恶。我没听说过有自私自利而证得究竟佛果者。

纳粹时期的幸存者尼莫拉牧师在临终前说过一段话，发人深省。他说：“当他们(纳粹)抓犹太人时，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抓共产党人时，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当他们来抓贸易工会主义者时，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贸易工会主义者。当他们来抓我时，已无人留下替我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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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阵营也就是香巴噶举（Shangpa Kagyu）中的文化精英，他们被称为“新香巴人”。

这类精英也分为三类。

第一类，我曾在《我的灵魂依怙》中写到过：

“除了宗教所诏示的意义外，香巴噶举（Shangpa Kagyu）那独有的文化传统，还能为我们这个时代提供一些灵魂的营养，如唐东喇嘛穷一生心力为百姓修桥，诸上师的广行布施、维修寺院、保护文物古迹等，香巴噶举（Shangpa Kagyu）诸弟子之放生、为藏区牧民施药、为山区孩子捐书等诸多善行，无不给我们以启迪。人活着，不能只为了自己。生命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我们应在有限的生命时空里，给这个世界奉献更多的光明和温暖。当世界充满贪婪、仇杀、血腥和暴力时，我们能否尽自己的心力，为我们的星球贡献一点慈悲？贡献一份祥和？贡献一份博爱？贡献一份无私？以便让这个日渐‘困难’的世界，能因为我们曾经的生存，而变得相对美好一些。”（见《我的灵魂依怙》第422页）

时下的香巴噶举（Shangpa Kagyu）中为人称道的许多善举，多是此类精英所为。他们的无私奉献，为香巴噶举（Shangpa Kagyu）赢得了很大的声誉。他们或供僧，或修庙，或救灾济民，或助印善书，或维护保护国家文物。香巴噶举（Shangpa Kagyu）信仰者使用的许多法本和佛像，均是这类精英无偿助印；一些上师对诸多寺庙的供养，大多依托这类精英人物的发心。这类精英以 惠州某居士为代表，她捐资三百万元为格鲁派祖庭夏琼寺捐供了文殊殿金顶；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她又捐出三十万元用于救灾。为了将他们跟前面那落后和蒙昧的阵营区别开来，我称之为“新香巴人”。他们效法唐东喇嘛，用实际行动实践着香巴噶举（Shangpa Kagyu）崇尚的利众精神。

第二类是文化精英。近年来，由于《我的灵魂依怙》产生了广泛影响，已被翻译为英文，影响已波及到海外。《大手印实修心髓》也被国家权威部门批准公开出版，一些崇尚香巴噶举（Shangpa Kagyu）文化、远离宗教名相、信奉利众精神的知识分子便将自己归入“新香巴人”的行列。他们提出“大善铸心，和谐社会，造福人类”的倡导，以研究和弘扬香巴噶举（Shangpa Kagyu）文化为己任，远离制度化宗教的诟病，立志于发扬以唐东喇嘛为代表的香巴噶举（Shangpa Kagyu）独有的“当下关怀”精神，推崇“人生佛教”和“人间佛教”，实践“行为瑜伽”和“心灵瑜伽”。在世间法上，强调人格的完善；在出世间法上，追求解脱和超越。发愿在有限的一生中，为世界带来全新的善美和清凉。

第三类，许多原香巴噶举（Shangpa Kagyu）的信仰者，因为不满意充斥于教内的某些恶行，羞于与邪恶为伍，不愿同流合污，也自命为“新香巴人”，以彰示自己跟邪恶制造者的区别。他们净信奶格玛和历代上师，实践传统的香巴教法，并愿为弘扬香巴噶举（Shangpa Kagyu）文化贡献自己一生的心力。

“新香巴人”的阵营日渐壮大，人数与日俱增。他们爱读书，爱思考，支持文化事业，有一定的正见。他们遵守国家法律，不搞非法组织，破除封建迷信，发愿要对和谐社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在我采访时，一些“新香巴人”明确表示，他们坚决抵制宗教恐怖和精神控制，不承认某些“委员会”之类的非法组织，否认其非法文件的合法性。他们远离纷争，远离诽谤，远离迷信和盲从，远离陷害和窝里斗，反对对上师的架空、隔离和控制，否定文化和真理的私有化，愿意以文化为载体，承载利众精神，建立优良的文化传统。他们希望每个具德具量的如法信仰者都要变成火炬，去传递光明，去驱散黑暗，去照亮世界。

广州的某位“新香巴人”说，那些大德上师将光明的种子传入汉地，此举伟大胜如琼波浪觉大师，其功绩不可抹灭，其地位不可动摇，其形象不容亵渎，其教法不容玷污。但时代在发展，香巴噶举（Shangpa Kagyu）必须与时俱进，那承载香巴噶举（Shangpa Kagyu）普世性精神的载体，也必须与时俱进，必须远离那些与时代风貌极不相符的一系列有损于宗教精神的诟病，才能给世界带来真正的善美。时下弥漫于教内的那些阴暗，不该再任其继续了，否则，香巴噶举（Shangpa Kagyu）将会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因为懂得法律，这类“新香巴人”对某些违犯国家法律的行为非常反感和担扰。他们不希望大好的传统文化被异化，不希望许多正信者受到被邪恶者违法者拖累的威胁。于是，他们希望我能于此文章中明确宣布：时下和今后那些打着“香巴”旗号的所有违犯国家法律的行为，均跟“新香巴人”无关，二者不负任何连带责任，希望社会各界不因此而否定历史悠久的香巴噶举（Shangpa Kagyu）传统文化。

有识者称，“新香巴人”的出现，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象征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迈出了划时代的一步。

笔者认为，虽然香巴噶举（Shangpa Kagyu）文化也面临着历史和时代的严峻挑战，但其前途是光明的。香巴文化中的优秀基因不会因为邪恶的存在而丧失其利众价值。随着广大信仰者的日益觉醒，随着“新香巴人”阵营的越来越强大，优秀的文化传统定然会在香巴噶举（Shangpa Kagyu）中扎根、开花和结果。乌云虽然能得逞于一时，但太阳的光明却迟早会透过云缝，激射而出，终而驱散乌云，照出朗朗晴空。“新香巴人”更会与时俱进，对这一传承了千年的优秀文化，进行有益的继承、发展和弘扬。健康的时代风貌和利众精神也会影响整个香巴噶举（Shangpa Kagyu），进而超越时空和地域，为民族、国家、甚至人类带来有益的影响。到那时，在健康土壤的滋养下，在优秀文化氛围的熏陶下，香巴噶举（Shangpa Kagyu）这一人类文明的奇葩必将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