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危机是“裸官”成群的根本要害

                    鲁宁：2010年2月24日东方早报社评

昨天，监察部官网发布《国家预防腐败局2010年工作要点》，为该“要点”配发的核心提要内容很多。但引起我们格外关注的是众门户网站对这条新闻的处理规格：在“要点”核心提要中明显被置于次要位置的一句“将研究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的具体落实”的话，经过网站编辑的处理，被冠以《中国部署新一年反腐， “裸官”成监管重点》的醒目标题，一度被众多门户网站置于头条作突出处理。

把“裸官”地位提升到如此高度，固然与门户网站之间拼抢“点击率”有关，但它的确再次刺激了民众对“裸官”的极度鄙视，刺痛了民众承受腐败现实日益脆弱的焦灼神经，无数言辞犀利、义愤填膺的新闻跟贴直陈民心背向。

改革开放32个年头，外逃贪官无数，卷走民脂民膏无数。其中包含大量的“裸官”。客观论之，“裸官”作为当下社会一个特殊既得利益群体，并非个个都是贪官，也并非天性就是为贪而做先做”裸官。但不可否认的是，近年间确有大量“裸官”在东窗事发前外逃成功，其中卷走民脂民膏以10亿元人民币计的，莫过于中行黑龙江一家县级支行的前行长高山最为了得。

近年未及外逃就遭查处并被公开披露的“裸官”更多。如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福建省工商局长周金伙、河南烟草专卖局长蒋基芳等一长串。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是当政官员选择“赤裸”的最爱国。迄今中国虽已同31个国签署双边引渡条约，但美、加、澳却偏偏排斥在外。未来，这三国也不可能与中国痛痛快快签署引渡条约，个中原因包括背后包藏的祸心，皆因欢迎直至怂恿更多中国官员作“裸官”，是西方和平演变的又一张“大牌”。

跨国家庭----一家两制，脚踏两只船，身穿“救身衣”。在国内心安理得领取优厚待遇，享有体制提供的终身保障，一旦贪污罪行败露，拔脚就可开溜。还有一种看似危害烈度稍轻，但却动摇社稷江山根基的情形，哪天中国出现形同11990年代初“苏东集团”灰心烟灭的“雪崩”，甚至哪怕只显现于危机加剧阶段，大量“裸官”就会抛弃“社会主义的船”而登上“资本主义的岸”。

儒家传统讲信仰，信仰有社会、文化、道德、价值判断和政治之分。对于国家，官员群体的政治信仰是国之良心，关乎国运，关乎天下苍生对未来的心理预期，关乎执政之民意根基。

1980年，以潘晓笔名问世《中国青年》的那篇《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的文章，可说视作当代中国信仰危机浮出水面的一个标志。从那个年代起，当代中国社会如何重塑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尽快跳出信仰危机的泥淖，始终困绕着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

毫无疑问，当代中国的信仰失缺、残缺、荒芜直到残存信仰的进一步削弱，其危害最大者莫过于政治信仰的危机。而官员政治信仰的危机，其危害性又甚于社会其它阶层的政治信仰危机。还原逻辑关系，“裸官”群体在中国社会的出现并发展尽管成因复杂，且不能一味将其视作“全负面”的社会存在，但却系整个官员群体由历史铸就的政治信仰日渐流失衰竭的真切写照。

仅以改革开放划线，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共高层，皆对政治信仰危机的杀伤力有清醒认知，历年所采取的各种遏制危机蔓延的举措也数不胜数。仅就直面“裸官”现象的挑战而言，十七届四中全会是道分水岭。于是颁行“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五年工作规划”，于是才有“要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的承诺公诸于世......

管控“裸官”治本之道是加快“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及加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治标的应急之举是坚决落实针对现有“裸官”管控的各项限制措施。有点遗憾，除了深圳等个别地方已出台“配偶子女移居国外官员不得任正职”的措施并公布“暂行办法”全文外，普通民众还搜索不到更高层级的管控措施全文。要只争朝夕呀，越拖管控难度越大，成本越高而麻烦越多，越难下狠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