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美国市场利息实际为零，人民币加息空间遭受到明显的限制，因此，提高存款准备率仍将成为中国央行的首选政策工具。

　　殊途同归，提高存款准备率与加息一样可以达到“从紧”货币政策之目标，但二者显然有较大政策效果上的差异性。这便是央行货币政策选择的艺术性之所在。

　　加息，无疑会直接作用于资金需求方，它会直接加大借款人的融资成本，因此，加息可能会“一刀切”地抑制所有的资金需求者，这叫做“一棍子打死一竿人”，这对于实施行业性差异的产业政策调控是极为不利的。比方，目前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节能减排，严格控制“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增长，但我们必须加大节能环保产业及高科技产业的资金扶持力度。因此，在宏观面“从紧”的货币政策导向下，如何从微观层面上让银行主动“择优”放贷，并严格控制“产业政策”限制的行业贷款，这是加息政策无法达到的另一种政策效果。然而，提高存款准备率则正好弥补了加息手段的这一政策劣势。

　　提高存款准备率，央行将“从紧”的“难球”踢给了放贷的金融机构——银行；提高存款准备率，央行拧紧了商业银行的“水龙头”，即从总量上控制了社会信贷总规模。银行在可贷资金规模受限的前提下，它将更加珍惜贷款投放，在放贷对象的选择上，它将更加慎重而谨慎；在信贷总量不变的条件下，银行将会积极主动地优化自身的信贷结构，比方，如何严格限制对不受产业政策欢迎行业的贷款，优先选择产业政策大力扶持的行业放贷，这将又是银行成功经营的一门艺术。因此，央行提高存款准备率，不仅可以紧缩货币供给，抽紧社会银根，而且还可以间接地通过银行贷款渠道贯彻产业政策调节经济结构之意图。这是中国央行的智慧，也是货币政策运用的大胆创新与再创造，真可谓一举两得之高招！

　　众所周知，法定存款准备率的变动，引起货币供应乘数变动，从而影响货币总供给。在西方经典的货币银行学表述中，他们一直公认存款准备率是一种立竿见影的政策工具，但他们又同时认为存款准备率作用过猛、震动较大，正是基于存款准备率调整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极其敏感，因此，各国央行一般不常动用这一政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