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2010年“两会”上，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汪苹说：“大学的‘行政化’是多年来形成的，教育部管得太多，每次改革之后，教育部门就管得更多了、管得更细了。其实只要经费到位了，其它要少管。”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副院长赵进东认为：“教育改革需要一定时间，但不能老去‘折腾’它，中国的学校被‘折腾’的太厉害，所以才办不好。”赵进东没有介绍“折腾”的具体所指^[1]。

汪苹和赵进东两位教授，算是代表全国高校管理层和教师们说出高校的苦衷。这样的真说、实话，只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敢说，其他任何人只敢在私底下说说而已，没有人敢在公开场合说出来。

赵进东教授，没有介绍“折腾”的具体事例，其实，他也不敢真的扳着手指头数出来。因为，他点了什么项目，教育部就有可能不给他所在学校这个项目。赵进东教授也不敢背负北大可能受到损失的罪责。作者就做回“二百五”，把它列举出来。但也要声明：“是以个人名义，绝对与本人服务的学校无关”。这里就帮汪苹和赵进东教授数一数。不全、不对的，请读者指正。

 

国家为了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先后启动了几大建设工程。这本是探索发展中国家如何从国情出发，集中力量、重点建设高水平大学之举。其动机没错，本是高等教育的大事、好事。但在实施过程中，也有不妥之处，尤其是选拔进入工程建设计划的高校过程中，把一部分高校“折腾”得死去活来，树立的先进、典型、示范，基本没有普遍意义，谁也学不了，其他高校只有干瞪眼，是典型的政绩工程，国家财政投入的收获与成本是不对称的。

1、“211工程”。

“211工程”自1990年开始酝酿，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并在此基础上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使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以及一批重点学科在教育质量、科学研究、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益等方面有较大提高，在高等教育改革特别是管理体制改革方面有明显进展，成为立足国内培养高层次人才、解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基地。

1995~2006年，共投入370亿元完成了前两期建设，2007~2011年是第三期。到2009年1月，进入“211工程”建设大学有108所^[2]。

事实证明，“211工程”建设学校，并没有起到高教改革的引领作用、示范作用，仅仅是国家给了钱，学校做了事而已。

2、“985工程”。

1998年5月，江泽民同志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教育部自1999年起分别与部分省、市地方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分批将39所国内知名高校，列入国家跨世纪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名单，由国家、地方以及相关部委共同出资建设。

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教育部领导建议，今后连续3年，政府每年拿出中央财政收入的1％，作为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资金。以当年财政收入测算，“985工程”总投入将在300亿以上。最初，只有北大和清华被确认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两校各自获得教育部18亿的拨款额度，分3年以每年3、6、9 亿的进度执行。

2000年，中国高校合并重组结束后，全国十几所大学都把奋斗目标定为“世界一流大学”。到2001年底，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共5 所高校获批进入985工程，每校都有总额达10～12亿不等的财政拨款。不同的是，这5所大学划为中央与地方共建范围，教育拨款由教育部和地方等额支付。此外，中国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分别获得教育部、学校所在省市和所属部委的两方或三方等额拨款。这9所高校的“985工程”签约日期均在1999年内完成，国家给予它们的办学定位目标也高于其它985高校，它们形成了中国的常青藤院校联盟。

3、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工程。

2006年11月13日上午，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在教育部北楼二层报告厅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启动“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两部联合向新闻界公布了“建设计划”的主要内容、实施步骤和具体要求。2006—2008年三年分三批，共批复108所高职院校进入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每所示范性建设高职院校都获得各级财政拨款2000到8000万元以上。

在高职院校中，深圳职院是全国所有高职院校中财政拨款最多的院校，该校曾以2000元/月的工资待遇（除城市资源外，不可思议），吸引到硕士毕业生进校任教，现有100多名博士毕业生在该校任教。到2008年止，深圳职院有省级精品课程53门，国家级精品课程41门^[3]，其中国家级精品课程数，比西北五省区所有高校所获精品课程门数还多。

这里，不是认为国家不应该实施这样的工程，而是认为：一个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世界第一高等教育大国，的确需要“锦上添花”培优，但更重要的是“扶贫助弱”。这种“锦上添花”式的工程建设，一方面，高校没有在真刀实弹的竞争中优胜劣汰，而是在评审与博弈中使出千奇百怪的手段与怪招；另一方面，使占绝大多数的高校失去了平等竞争的前提与平台，没有了争上游的进取心，使高校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其中，在争取、准备进入工程建设的高校里，倾全校之力、调动所有资源、发掘所有的人脉关系，展开高校之间的博弈。评上的学校，就进入没完没了的检查验收、阶段性评审，被“折腾”得死去活来。那些第一批或第二批没有上的学校，更是挖各种关系、找各种可能的途径，打探消息，诉苦报怨，上报材料再加工，总认为自己走的路子不对、太保守，“牛”吹的不够大、不够响，千方百计、百计千方争取挤进去。而教育部，从来不把话说死，总给高校以希望，这回不行有下一回，使得许多高校干脆在北京设办事处，常年“跑步‘钱’进”。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许多高校根本不走教育部正常路径，直接找财政部的关系人，反而一举成功。嫌教育部“折腾”得不够，还要拉上财政部一起“折腾”高校。

其实，中国不仅有基础教育的公平问题，高等教育一样也是“只培优、不助贫”、政府“嫌贫爱富”等不公平问题，而且比基础教育更严重。因此，国家教育大政策和办高等教育的理念，不能没有“绵上添花的工程”，更不能没有“雪中送炭的措施”。前者，只能是个别的、暂时的、阶段性的，后者，才是长期的、机制的、法定的。

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过去政府的精英教育办学模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高校也需要公平与公正。

 

1、高校评估。

教育部2004年10月，正式成立了“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高校综合水平评估的目的是促进政府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的转变，是为了加快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但实际上，高校综合水平评估，助长了腐败之风，造假之风。它已经完全背离了初衷，一次次评估已经沦为一场场假戏和闹剧，非但起不到验收教学改革成果、评估学校办学能力、优胜劣汰的作用，反而助长了弄虚作假的歪风，败坏大学声誉，造成很大的浪费。

五年一轮的高校综合水平评估，是最“折腾”高校所有教职员工的典型事例。谁都知道，行家一看基本情况，就知道这所大学处于同类高校群的位置，但按评估条目，一项项地评、估，极少有高校的结论是不合格的。这种评估，其收益只其占“折腾”人和面子工程投入成本的百分之几，负面效应大，无它比有它的社会效益与效果更好。

2、各类竞赛。

涉及到大学生的竞赛项目，不胜枚举。一般情况是，各种、各级学会等教育机构组织的竞赛，一般都是层层选拔，学校交费。有的还从竞赛中谋私、盈利，各高校都是选择对应专业几个顶尖学生强化训练，多则半年，少则一月，集中精力专门训练，作为工作重点高投入，教师重点辅导，学生日夜苦练，参加全国或全省竞赛，争取得到名次，作为各高校的办学成果，宣传展示，对整体教学没有效益，对大多数学生来说没有意义，对学校来说是劳民伤财。

3、各类评审。

高校里，不仅有综合水平评估，还有专业水平等多种单项评审，其本质与众所周知的综合教学水平评估没有太大的区别。其中，专业评审、课程评审、实验室评审、教材评审、科研项目评审等等，基本上是长年不断，任何单项评审，一样要看材料，以材料准备为依据，材料标准、样式年年变，测重点每期更新，评审依据、具体操作不公开、不规范。“折腾”起来，没完没了，没始没终；方案是千奇百怪，方法是千变万化。

 

近几年来，为了提高高校教学质量，许多提高教学质量的举措不断出台，大致上有：1、精品课程。2、教学团队。3、基地建设。4、专业建设。5、改革试点。6、名师工程。7、各类评奖。8、课题申报。9、检查验收。10、各类报批等十几项。

高校的教务处、教师处、科研处等业务部门，基本上像过去农村大集体时期的生产队长一样，从早到晚在“催收催种”，学校督促院系，院系督战团队，团队负责人在督导教师，层催促，学校文件制出表格，列定时间，报精品课、建设网站、找材料、写总结、寻成绩等。没一个处长是在做本职工作范围内的事情，基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思考教学方面的问题，从早到晚、从年初到年末，都是为争取学校项目建设成绩而奔忙，组织多批中层干部，到先进院校去参观、学习、取经。

在高校，教师们不仅没论文评不上职称，没有做这些评审的项目，待遇就很低，教学就没有成绩，职称材料就没份量。而且，各单项评审关系到学校的名誉、声誉，各高校都与教师个人收入分配挂钩，不做这些事，领导不爱，家庭不和，职称不上，事业不顺。

高校教师，被这些评比、竞赛、评估、评审事务“折腾”得疲惫不堪。

 

1、开会收费。

教育整个系统，除教育行政当局主要领导布置工作之外，各种业务与学术会议、讲座等，都是收费开会，越是高层会议收费越高，会务事项都由会务公司运作，主办单位与会务公司之间进行会务收入分配。现在已经发展到，一些会务公司已经掌握了其中的奥秘，请几个知名专家，主动联系学校召开各种形式的讲座等学术会议了，形成会务经济新产业。这些会议，以各级各类学会、教育部附属机构为名，以旅游为诱饵，收取高额会务费，从中盈利。

2、学术组织。

教育系统的学术组织较多，而大多数教师很少有外出参加会议的机会，只有本专业的学术机构组织的会议，才有机会可能参加，这种会议的专业交流十分重要，参会老师大多非常珍视这样的机会，有的为会议准备了实践中遇到这样或那样问题，想与同行们多交流。可实际上，普通老师很少有机会参会，即使参会了，在会上也没有机会发言，一般都是会期短、要讲许的人多，只能听几个“顶尖”专家自说自话。有的学术组织被少数人垄断，学术霸权现象十分严重。教育系统从上到下，基本上没有学术讨论、争论的氛围，禁忌多，创新式思维没有空间，批判或独立思考根本不允许发声。                        

3、期刊收费。

学术期刊收费的经济基础是教师要评职称，不是学术需要。学术需要是免费，关键要看论文质量、选题、视角、观点、规范等，是学者，就应该索取稿费。可是，教育学术期刊，不收费的是极少数，而且，一般人、一般学校的文章很难发表，只有权威人士、关系人员，才有机会发文章。而那些收费期刊，只要给钱就给发。

更让人接受不了的是，还搞出各种类型的核心期刊，一个期刊一旦“核心”了，收费就以千元为单位。其中职业教育有一个近百年的核心期刊，它收费干脆与直接学校联系，搞什么理事和理事单位，以万元为单位，再免费发文章。学校除关键领导外，谁能从学校拿出几万元可想而知。从这种操作方法看，这个百年的职教核心期刊就不会有“核心”的品质了。

期刊收费，是中国社会学术繁荣的毒瘤，也是“折腾”高校教师的重要经济手段。

    综上所述，中国高校行政化，不仅仅是高校行政级别问题，它是一个系统，这里列举的事例，是把本应属于高校内部教育管理与学术事务，收归教育行政系统的职权行为，该作为的不作为，不该作为的乱作为的典型事例，教育部（厅、局）成了高校行政化系统的帮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