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国初步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这是一个基本上排斥市场机制的体制。这种体制实际上是我党自成立以来连续几十年征战的高度集权的军事机制的惯性作用在和平时期的必然选择和继续，也是当时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和环境的产物。这种经济体制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洗礼，逐渐得到强化，到80年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客观地讲，这种体制曾经发挥和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和成效。这种体制在各个层级决策结构上，实行中央集权控制，国家按照计划分配各种资源，将其集中到国家认定应优先发展的重点部门；在经济发展动力上，国家主要通过各级行政机构对各部门和企业的经济活动施加影响或直接下达指令，忽视物质利益的协调与刺激作用，实行“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依靠行政力量贯彻经济发展战略；在经济信息上，实行计划指令的纵向传递，全部经济活动都纳入计划的轨道，企业行为基本不受市场信号的制约；在所有制结构上，追求“一大二公”，甚至一些民营企业初期也要戴上“红帽子”。国有和集体企业只是政府的行政附属物，企业基本上没有预算，即便有，其约束也是软性的。企业既没有独立的利益目标，也没有自主权，更不承担经济后果，只是被动地执行指令，完成产值指标。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怎样生产都是计划控制。企业主要根据非价格信号了解各种资源和产品相对稀缺程度的变化，并采取相应的调节方式。由于企业不承担投资决策的责任，却可以从中获益，因此，企业和企业所在地的地方政府会通过低估预算成本、向上级施加压力或疏通各种关系争取投资资源，这使投资需求大大超过可供分配的投资资源，引起“投资热”和“引资热”。投资计划、投资品供应紧张和短缺是企业扩张冲动和投资饥渴的重要动力，从而进一步造成投资的周期性波动。伴随着不断加剧的资源和消费品的短缺，强制替代、排队、等待、配额和票证就成为当年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

    实践证明，这种超越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高度集权的体制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创新、社会经济的进步、知识的退化、人性的异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