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后到冷战结束,短短四十多年日本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近几十年来，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的日本，一直在构筑政治大国的梦想。80年代，日本提出了实现“世界政治大国”的国家战略目标，90年代以来日本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加速推进大国战略，谋求成为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的一极。2007年1月9日，日本防卫相久间章生(前右)与其他官员在首都东京为防卫省的牌子揭幕，由此日本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防卫厅长官升格为防卫相。在跨入新世纪的世界政治进程中，日本已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日本的政治走向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笔者本文主要讲讲日本谋求成为政治大国的问题，重点讲三个内容：
一、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目标的再定位
二、日本推进政治大国战略的主要举措
三、新世纪日本朝向政治大国发展面临的问题
下面，开始就以上三个问题逐步讲解。
一、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目标的再定位
1、八十年代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的提出
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基本战略，是由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正式提出并加以确立的。中曾根康弘1982.11.27就任日本首相后不久，就明确地提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所谓“战后政治总决算”，就是公开向战后的“政治禁区”挑战，摘掉战败国的帽子，彻底清算不适应日本走向国际社会的政治体制和国民意识，改变日本“纯经济大国”的形象，确立走向政治大国的新的国家战略。
1983年7月，中曾根康弘在对他的家乡群马县选民的讲演中，毫不掩饰的提出“要加强日本在世界政治中的发言权，日本不仅要做经济大国，而且要增加日本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它的政治大国论引起了在野党和许多亚洲国家的警惕，迫于国际国内压力，以后将政治大国的提法改为“国际国家”，但其实质就是要成为政治大国。中曾根康弘所做的这些动作无疑给日本政治寻求大国的道路做了一个铺垫。那么，日本想成为政治大国有哪些具体的目标呢？
2、冷战后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目标的再定位
自从中曾根康弘提出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以后，日本的历届政府也都把成为政治大国作为日本的国家战略加以推进。特别是冷战后日本对于政治大国地位的追求更是不遗余力，相对于80年代相对笼统的政治大国战略进行了再定位，提出了相对明确的战略目标。
那么，日本想成为政治大国有哪些具体的目标呢？主要有三条：第一，是日本成为在亚太地区起主导作用的国家；第二，是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第三，使日本在国际舞台上拥有与其他大国同样的地位和发言权。
有了政治大国的发展要求，有了战略目标，剩下的就是采取具体的行动措施的问题。这就是我所要讲的第二个大问题。
二、日本推进政治大国战略的主要举措
为了实现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日本不断地调整其内政外交，从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举措。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内政治生态及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日本追求“政治大国化”目标的意识愈发坚定。
1、以增强经济实力为基础，提高其经济影响力
经济是政治与外交的基础。雄厚的经济实力既是日本确立政治大国战略的基础，也是日本推进大国战略的重要手段。经过战后初期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到70年代，日本已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有了雄厚的经济资本后，日本十分注重利用经济手段，展开经济外交，扩大日本在世界上的影响，为其政治大国战略奠定考古的经济基础。1994年7月18日，非自民党的日本总理大臣村山富士在日本第130次国会的演说中说：“今天，在和平解决国际社会各种问题以及是世界经济得到发展与繁荣方面，世界期待着我国发挥过去从未有过的积极作用。在以强大军事力为背景的东西对立时代已经结束的今天，我国应该做出进一步的贡献，充分发挥经济力与技术力的作用，消除成为冲突原因的国际间的相互不信任及贫困等问题。”为此，日本提出了科技立国的方针，积极推进经济全方位国际化，减少政府对民间经济活动的限制，培育自由经济；建立内需经济，促进经济发展；利用经济手段表明其鲜明的政治立场，改善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缓和同美国、欧洲和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矛盾和摩擦；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以提供援助和合作来扩大自己的影响。日本依靠不断提高经济、金融和科技的综合力量，使自己具有足以驱动世界经济的实力。
2、以扩大外交关系为途径，提高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分量
外交是日本争当政治大国的重要一环。近几年来，日本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利用舆论工具，在各种场合积极宣传“日本大国论”“日本要承担国际责任”“日本要积极为国际事务多做贡献”等等。就日本开展外交活动的总体情况来看，他是以亚太地区依托，立足亚太，面向世界。而联合国则是日本进行外交活动的中心。下面让我们首先来看看日本以亚太地区为立足点的外交。
（1）以亚太地区为立足点，密切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
日本针对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化，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确立了“立足亚太”的基本战略思路，把亚太地区作为实现其政治大国目标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力争率先成为亚太地区的领头国家，力图确立日本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日本的做法是：
首先，以扩大经济援助化加强经济关系为先导，进一步发展同亚太地区国家间的关系。自80年代末以来，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60%集中在亚洲地区，日本海外直接投资得到70%也集中在这一地区。1995年，日本与亚太地区的经贸总额占全部对外贸易总额的70%以上，几大主要贸易伙伴都集中在亚太地区。1995年从亚洲进口的产品已经占进口额的40%以上。日本和亚太地区双边经贸关系的加强是日本立足亚太的物质基础。
其次，加强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外交攻势。90年代，日本主动调整亚太战略，展开了全方位的外交攻势，日美关系改变了90年代初期矛盾尖锐的局面，政治军事合作不断加强；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在调整中继续发展；和俄罗斯的关系呈现出不断改善与发展的态势；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得到了加强；日本在发展与韩国合作关系的同时，积极谋求改善同朝鲜的关系；以能源外交为龙头，日本同中亚国家的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同南亚国家的关系也有了新的发展。除了加强与亚太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外，日本还注重发挥在一些地区性组织或机构中的作用。比如，日本在积极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等区域性组织的过程中，经常提出一些重大的政策主张，对这些组织的运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近几年来，日本还以东京为舞台，经常召开一些国际性和地区性政治安全合作与磋商会议，对国际事务和地区事务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日本在亚太外交，具有与美国争夺主导权的考虑，同时明显还有削弱崛起中的中国影响力的战略意图。
再次，加强军事外交，扩大军事影响。日本在展开全方位政治外交的同时，十分重视亚太地区的军事外交，1992.6日本政府首次提出了建立亚太地区而全对话机构的主张，强调建立亚太地区安全保障机制，是实现日本亚太战略的重要条件。1994年，日本不但展开了同中、俄、韩的安全保障对话，还提出了建立包括日、美、俄、中、韩、朝六国参加的“东北亚地区论坛”的设想。1995年以来，日本全面展开对俄、中、韩等国的军事外交。日本1997年7月出版的《防卫白皮书》，首次就建立稳定的恩全保障环境问题编辑了特辑，再次强调要在亚太地区通过军事外交，建立像东盟地区论坛那样的多边安全保障体制。
亚太地区是日本外交活动的立足点，而联合国则是日本外交活动的中心。
（2）以联合国为舞台，开展联合国外交，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日本是1956年12月18日加入联合国的，也就是从战败国重返国际社会。就在日本加入联合国的第二年，日本外务省首次发表《外交蓝皮书》，把“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自由主义各国相协调”、“做亚洲一员”的外交政策作为日本外交的三大支柱。
然而，在美苏严重对峙的历史时期，联合国成为美苏争霸的场所。当时的日本采取的是对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九十年代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日本外交决策层认为，为了在冷战后的国际社会中作为一个真正的大国而得到承认，就必须在联合国中取得支配地位。为此，日本政府打着为国际社会作贡献的旗号，于1990年提出了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目标， 1991.9中山外相在第46届联大上直接代表日本政府提出了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要求。
为此，日本采取了以下步骤：第一步，尽可能留在安理会内，获得“准常任理事国”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的决策。经过多年的外交努力，迄今为止，日本是当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职位最多的国家，而且还是在联合国各主要机构中担任要职最多的国家。。
第二步，要求取消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以摆脱战败国的不利地位。所谓“敌国条款”即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如果在二战中与盟国为敌的国家再次发动侵略，联合国成员国无需经安理会批准即可使用武力予以制止。日本政府认为“敌国条款”等于是套在头上的“紧箍咒”，始终摆脱不了战败国的阴影，在国际上低人一等，无法理直气壮地进行活动。1995年12月联大通过了重新考虑联合国宪章，取消“敌国条款”的议案。
第三步，实现联合国改革，正式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此，日本拟定了有关改组安理会构成的方案，要求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主张按财力分配权力，即按照负担联合国经费的比率，日本和德国进入安理会任常任理事国。从1986年起，日本成为联合国第二大财政负担国，对联合国普通预算的分担比例为13.95%，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后几年提高到15.6%。同时日本还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提供了大量援助。
日本将联合国作为提高本国国际地位的重要舞台，把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其实现“政治大国”的标志。然而，日本要在近期内成为具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并非易事。这不仅涉及到现有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决策机制，而且还取决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态度。目前五大常任理事国只有美、英表示支持，其他几国都不同程度地对此持有疑议。此外，日本要成为常任理事国还需要得到联合国成员国中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二战中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亚洲国家，对日本进入安理会任常任理事国持有戒心，韩国就曾公开表示反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希望日本做更多的“国际贡献”，主要是在提供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援助上，至于对日本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虽然认为有必要加以考虑，但主张不宜操之过急。目前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埃及、尼日得来等国也要求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拥有席位。他们反对只有日、德等发达国家才有资格成为常任理事国，而主张要考虑发展中国家，以人口、经济规模和地区代表性等为标准决定常任理事国的入选。
3、以军事战略的调整为先导，大力扩充军事实力
调整军事战略，是日本加速走向政治大国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战后军事实力仍然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以实现政治大国为基本目标的日本来说，寻求加强军事实力是必然的。事实上，日本军事战略的调整是伴随着政治大国战略的加快推进而逐步展开的。90年代以来，日本既将扩充军事实力作为走向政治大国的坚强后盾，又将它视为实现政治大国的先导和内容，表现出了浓厚的军事色彩。
日本军事战略的根本性调整，是以新的《防卫计划大纲》的颁布和《（1996~2000）年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的制定为基本标志的。新大纲调整了防卫对象，确立了积极防御的基本方针，规定了自卫队介入亚太地区事务和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新任务，规划了未来15年将自卫队建成一支现代化军队的蓝图。它的问世，标志着日本新军事战略的基本框架已经确立。《中期防卫计划》是日本自卫队发展的指导性文献，对日本自卫队的防卫方针、编制体制、武器装备、经费保障（军费均保持在500亿美元左右）等等问题做了详细尽的阐述。《大纲》和《中期防卫计划》的颁布，使日本确立了新的军事战略，开始加速向新的军事体制过渡。日本新军事战略的总体框架是：以积极防御为基本战略方针，以新的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为基础，以强化质量建军、加速武器装备的高技术化为重点、调整防卫对象、扩展防卫职能，扩大防卫区域，改革编制体制，将自卫队建设成一支装备精良、具有快速反应能力和一定远洋攻防能力的现代化军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新军事战略的支撑点是日美新型军事合作关系。1997年9月，日美发表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它的出台标志着日本面向21世纪的军事战略方针已基本确立。
与此相关的和引起周边国家高度警惕的，是日本新“指针”相关法的出台，它使日美联手干预亚太安全事务合法化。由于新“指针”中的部分内容与日本现行法规有冲突，1999年4月和5月，日本出台了三项新“指针”相关法案——《周边事态措施法案》、《日美相互提供物质与劳务协定修订案》、《自卫队法修订案》。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第一，关于“周边事态”的定义，提出所谓“准有事”的概念，即“如置之不理则可能发展成为对日本的直接武力攻击之事态等。”这一概念的提出进一步扩大了“周边事态”的外延。第二，对最为敏感的“周边事态”的划定上，相关法仍沿袭新“指针”的说法，称不是“地理概念”，但“周边事态”包括中国的台湾和朝鲜半岛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第三，自卫队将有可能直接参与战事，相关法规定，自卫队在执行后方搜索救护、后勤保障及撤侨等任务时，为保护人身和武器装备的安全，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器。这意味着。第四，自卫队为美军提供的后勤保障中包括运送武器、弹药和必要补给品。这些所谓的后勤保障行动已属于军事行动的一部分。第五、相关法规定，战时是否出动自卫队参与上述行动，原则上要经过国会审议批准。但紧急情况下首相可先斩后奏。事实上，“周边事态”多为紧急突发事态，因此这等于在事实上架空了国会。
日本军事战略的调整是战后以来最为深刻和全面的根本性调整，由此日本进入了军事实力扩充的新阶段。日本依靠扩充军事实力加速走向政治大国，这是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背道而驰的，其战略目标的实现必然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过去，由于受到种种限制，日本主要凭借“经济能量”而非“全面手段”来追求政治大国地位。冷战结束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国内“正常国家化”路线的推进以及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需要，军事因素在日本对外战略实施中的运用日趋活跃，分量逐步增加。日本政府已从多个层次入手，开发和借重军事因素这一战略资源，其中包括上述举措。其作用除了整合体制、增强军力(如升格防卫厅、设立“国安会”)之外，更直接的便是让自卫队走向世界，积极参与国际军事和安全事务(如联手北约、允许自卫队在海外先发制人等)，其目的就是改变日本“专守防卫”的基本方针，使日本的军事战略转向“主动先制和海外干预”，扩大日本在国际安全事务中的发言权，为实现“政治大国化”目标增添筹码。
在对“政治大国化”目标的追求上，二战后出生的新生代政治家显示出比以往日本领导人更强烈和执着的政治意愿，战略部署也更具系统性和权谋性。有分析认为，日本对华政策呈现两面性，为达到深远战略图谋而施放某种“战术烟幕”，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面临变数。为了东亚的和平与繁荣，中日两国应共同致力于消除战略疑虑，采取切实步骤实现政军关系的互信与合作。
三、新世纪日本朝向政治大国发展面临的问题
政治大国战略的实质，就是要求在全球范围内实行权益的重新划分，因此，它不能不触动各方面的既得利益，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所以，日本在推行这一战略的道路上将必然遇到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经济的持续不景气
在整个90年代，日本的经济出现了持续的不景气，进入新世纪后也没有出现明显的转机，从而暴露出日本经济上的结构性矛盾，同时在新一轮由信息技术为先导的新经济中，日本已经明显落伍。这些问题反映了日本经济政策上的失误，而调整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经济的不景气将直接制约日本在国际舞台上作用的发挥。
2、国内政治尚未走出冷战后的调整时期
冷战结束以后，日本国内政治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化，其本质是一次对冷战时期日本政治的再认识和重新改造。首先，日本政党改组尚未结束，各党内部不稳，具有新的分化和组合的可能，而且内阁变动频繁，影响了国内政局的稳定。其次，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内政治思潮趋向保守。目前，在日本国内存在着的能够影响日本政治走向的思潮主要有以下几种：否定侵略历史的思潮；修改宪法的思潮；（日本现有的《日本国宪法》是1946年日本处在美国占领下，由美国一手包办制定，经日本政府稍加修改和日本国会审议后施行的。当时是为了废除日本的独裁专制，防止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的。从50年代开始围绕着宪法要不要修改的问题，日本国内政治力量进行了一场争论，进入90年代，日本国内修改宪法的议论在此升温，争论的焦点是日本能否在国际上运用军事力量以及如何运用的问题。在日本谋求成为政治大国的背景下，修改宪法恐怕是迟早的事情）反映日本极端民主主义的右翼思潮。应该说日本国内出现的这些保守思潮与时代发展的主题不合拍的。这必然影响到日本政治的未来发展。
3、不能正确对待历史
在日本历届政府，从未能彻底清算过对亚洲国家发动侵略战争所犯下的罪行，从未间断过对历史反攻倒算的企图，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妄图摸去侵略的历史，由此还带来军国主义复活等问题。如何正确对待历史问题，是关系到日本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日本同中国以及东亚国家关系前途的原则问题，一意孤行，只能是严重伤害别国人民的感情，严重影响过于国之间的关系。也使人们对日本走上政治大国抱有戒心。
4、大力扩充军事力量引起了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
近年来，日本增加军费开支，扩充军备。现今日本每年军费均保持在500亿美元左右。日本政府打算在1999——2004年的五年期间，将军费开支维持在2500亿美元以上。目前，日本自卫队武器装备的高科技化和现代化在世界上可谓首屈一指。同时，日本还通过调整新的军事战略，走上了军事强国的道路，特别是日美发表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新“指针”相关法使日美联手干预亚太安全事务合法化。日本军事力量的存在以完全突破了本土防御的范围，形成了对周边国家安全的威胁。这不能不引起世界特别是亚洲国家的高度警惕。
5、日美关系的制约
日美关系是战后日本外交的基础，也决定了美日主从的格局。冷战结束后，日美关系经历了重新评价和再定位的过程。1996年4月美前总统克林顿访日发表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确认了新形势下的日美关系，即把日本继续置于美国的安全保护之下，而对日本提高政治地位的要求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满足。目前，日美都坚持要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行事。但从中长期来看，不能排除日本有修改宪法的可能，这将改变美国的亚太战略和亚太力量结构，从而导致美日矛盾的表面化。
日本鸠山内阁成立后，本打算至少用半年时间专心应对内政问题。出乎意料的是，日本外交方面首先遭遇难题，而首当其冲的竟是日美关系。事实上，日本出现历史性的“政权更迭”后，美国早有日美关系出现矛盾的心理准备，眼下日美关系的确正处于磨合期。在某种程度上，日美两个民主党政权处境相似，两者面临的内政问题都要比外交问题更繁杂、更棘手，而日美关系出现问题对双方都不利。如何处理新形势下的日美关系，成为摆在日美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声明：转载需经本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