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在推着巨石爬山

 

    人类带着工业革命与科学进步的丰硕成果迈入二十世纪，可是人们的生活图景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加美好，反而是连续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规模空前的战争，规模空前的灾难改变了世界格局也左右了哲学的发展走向。一批思想家延续叔本华、尼采开拓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在前所未有的困境中审视世界、思索人生，从而痛苦而无奈地宣称：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荒谬的！他们，就是重塑二十世纪西方精神面貎的存在主义者。

    加缪，法国著名作家、哲学家、评论家，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同时也是令人敬慕的存在主义代表。他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既揭示了这个世界的荒谬，也指出了它的另一面：人消除不了世界的荒谬，但能够尽可能地享受你现在拥有的一切，比如青春、生命、爱情和欢乐。

    1913年，加缪出生于法属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城。一年后，他父亲作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阵亡，只好随母亲移居到阿尔及尔贫民区的外婆家，生活十分艰难。从那时起，死亡与贫穷的阴影就与加缪始终相伴，这使他深切地体会到了世界荒谬和怪诞。他靠奖学金读完了中学，1933年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在阿尔及尔大学攻读哲学，他的毕业论文题为《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缪投身地下抵抗运动，从阿尔及尔来到巴黎，主编《战斗报》。在反抗德国法西斯的同时，他还反对歧视北非穆斯林，援助西班牙流亡者，同情斯大林的受害者……因此，他又是一个典型的人道主义者。

    加缪从1932年开始发表作品，1942年因发表中篇小说《局外人》而名声大震，1947年又凭借长篇小说《鼠疫》广受好评，获得法国批评奖，两年内就再版八次，从而奠定了他在西方当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1951年，他发表了自己的长篇哲学论著《反叛者》，由于宣扬纯粹的、有界限的反叛，批评革命的暴力，引发了与萨特等左派知识分子的激烈论战，以致这两位曾经有着深厚友谊的朋友最终走向了决裂。

    1957年，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常务秘书安德斯·奥斯林特在《授奖词》中这样评价他对当代思想界的贡献：“他被一种真正的道德感激励着，全身心地探讨人生最基本的问题，这种热切的愿望无疑地符合诺贝尔奖为之而设立的理想主义目标。他不断地确认人类处境之荒诞，然而其背后却非荒芜的否定主义。……他因此而创造了一种价值。”

    1960年，加缪在一次车祸中不幸身亡。《纽约时报》对此发表评论称，这是一次荒诞的车祸，幸亏现代社会已经接受了加缪的哲学思想，它将长存于人们的心中。

    生于北非，长于北非的加缪是地中海的儿子，他所主张的是地中海思想——正午思想：明知黑暗终将降临，明知世界冰冷，仍然要尽力燃烧！作为一个存在主义者，他洞彻了这个世界的反面：令人心酸无奈的荒谬；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他也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正面：生命、爱情和欢乐。在他看来，这正反两面互相依存，相反相成：“没有对生之绝望，就不会有生之爱。”

    《西绪福斯神话》和《局外人》构成了加缪的创作母题，而是《西绪福斯神话》更是加缪哲学思想的集中表达，它不仅影响了二十世纪的西方，也渐渐影响了世界思想界。

    关于这个“西绪福斯神话”，加缪是这样讲述的：

    神判处西绪福斯把一块巨石不断地推上山顶，石头因为自身的重量又从山顶上滚落下来。他们有某种理由认为最可怕的惩罚莫过于既无用又无望的劳动。

    ……

    人们已经明白，西绪福斯是荒诞的英雄。这既是由于他的激情，也是由于他的痛苦。他对神的轻蔑，他对死亡的仇恨，他对生命的激情，使他受到了这样无法描述的酷刑：用尽全部力气而一无所成。这是为了热爱这片土地而必须付出的代价。……（《局外人·鼠疫》94页）

    加缪这个《西绪福斯神话》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西绪福斯。“起床，电车，四小时办公室或工厂里的工作，吃饭，电车，四小时的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总是一个节奏，大部分时间里都轻易地循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们每个人都像西绪福斯那推着自己的巨石，“一生中每一天都干着同样的活计，这种命运是同样的荒诞。”

    西绪福斯神话是荒诞的，也是悲壮的。加缪更加深入地写道：“他知道他的悲惨状况有多么深广”，然而，“没有轻蔑克服不了的命运”。

    西绪福斯不仅是悲壮的，甚至是幸福的。因为，“幸福和荒诞是同一块土地的两个儿子。他们是不可分的。”

    在荒诞中发现幸福或快乐，是加缪对深陷困境的人类作出的卓越贡献。瑞典学院常务秘书安德斯·奥斯林特，在授予加缪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中这样评价他的《西绪福斯神话》：

    在希腊神话中，西绪福斯把石头推上山顶，又滚下来，如此反复，永无休止。这西绪福斯在加缪的一篇论文中，已经成为人类生活的一个简洁象征。但在加缪的解释中，西绪福斯的内心深处是幸福的，因为这推石上山的愿望本身已经使他满足了。在加缪看来，最重要的已经不是追问人生值不值得活，而是必须如何去活，其中包含着承受因生活而来的痛苦。

    宗教以一种忘我的崇高精神训导人们以苦为乐。无论是想步入佛教的极乐世界，还是想跨进上帝主宰的天堂，只有经历苦难，只有苦苦修行，灵魂才能得到最终拯救。

    哲学则使我们提升了思想力度，获得了思辨能力。它让我们通过思索认识到，荒诞与幸福、痛苦与快乐本来就是人生中相反相成、互相依存的两面。它们是密不可分的，都是我们人生中所要经受的必然。没有死亡，就没有新生；没有寒夜，就没有黎明的曙光；没有痛苦，快乐也就无从谈起。

 

    苏格拉底说：“我们中间以学习知识为主导思想的人具有最快乐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说：“许多快乐是互相冲突的，那是因为它们不是在本性上快乐。只有那些对美好的事物的人来说的快乐，才是在本性上的快乐。这就是永远合乎道德的行为。”

    叔本华说：“人生犹如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摆来摆去。……自从人们把一切痛苦和折磨变成地狱的概念之后，留给天堂的就只有无聊了。”

    尼采说，快乐是“我的玫瑰”。

    加缪说：“幸福和荒诞是同一块土地的两个儿子。他们是不可分的。”

    从古至今，西方的哲学家把幸福或快乐作为一个问题，对它进行了长期而反复的思索。每一次思索都会得出一个阶段性的结论，每一个结论却似乎都无法让所有人满意。因此，这便成了一次没有终点的精神旅行，势将伴随人类所走过的每一个时代。

    2009年夏天，又一个流行语开始在我国各地广泛流行起来：“寂寞”。各种以“寂寞”构成的句式铺天盖地充斥着人们的视听：“我呼吸的不是空气，是寂寞”；“哥玩的不是游戏，是寂寞”；“晒在地上的不是阳光，是寂寞”……一切都不是别的，只是“寂寞”。

    从2005年的“郁闷”，到今天的“寂寞”，构成了近年中国人的情绪标志。难道这一切真的如同叔本华所说的：人生犹如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摆来摆去？我们为什么不能接受加缪的思想，从荒诞中发现心灵的幸福和快乐？（未完待续）

 

下篇：杨黎光·《我们为什么不快乐？》之九  权力与财富沉迷的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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