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政治经济学”的作家何建明

胡殷红

我和何建明太熟悉了。想想这一二十年来到底给他做过多少次新书访谈，真的记不清。只记得第一次约他做访谈，那时他已出了十几部报告文学，我把他当名人大家“仰视”，可他显得太年轻了，一副帅气、精力旺盛、春风得意的样子，实在端不起架式来。这么多年过去了，数数他送给我的书，有40部了。近些年来我们不用再郑重约谈，经常都能见到他，“老气”不少，“横秋”已见：疲惫、消瘦、衣冠不整，沉稳有余，偶尔的激情再现也是在谈他的“大事”和表达雄心壮志的时候。

5·12大地震那阶段我接到他从四川发来的短信，说把他现场写的报告文学发我，让我立马挂到中国作家网上，好让文学界的朋友们早些了解地震后重建工作的紧迫需要。我回信说，我已见到你从《中国作家》杂志调任作家出版社社长的任命通知了，你怎么又跑到地震一线去了？何建明没回信，大概在那人命关天的地方没功夫理我。他回京后，开会时碰面，我说，今年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重点之一是进行出版社的体制改革。你临危授命，大量的改制工作和必保的出版发行任务是你职责所在，还能写你的报告文学吗？他只说了五个字：双肩担道义！据我所知，图书出版业被电子媒体顶得是日薄西山了，虽然有一些出版社实行了转制和改革，但像作家出版社这样的单位，却还是保留着带有鲜明计划经济色彩的事业型体制。

何建明一副似笑非笑、苦中带乐的模样，但口气却蛮大地说，我们出版社的管理思路、管理体制与管理方式确实面临新的挑战。我到地震一线去，一是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我说服不了自己不去关注。二是在那里我最大的感受是：我也要以“异地重建”的精神开创新单位的新局面。我看出了何建明“疲惫”却乐观地摆出了新的姿态，有很强的继往开来之意。但对他来说，作家出版社的“掌门人”之差事，对一个作家并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决非我一往情深地认为，“政治经济学”原理在他身上可以成功地实践和运用，何建明自己也把自己定位于一个既写作又管理的人。出任作家出版社社长，不能说何建明不兴奋。他想表现出他有比写作更卓越的另一种能力。看着他的“倒霉催的”神情，我把一句真诚希望他保重的话说成：有人“前赴”，你得“后继”，我赞成你英勇献身，担心你“死而后已”。

我知道何建明是真累，“朝七晚七”的坐班，余下的时间也顾不上老婆孩子，为了每天再写几千字，就差头悬梁椎刺骨了。我说你不是声称“双肩挑”吗。何建明的脸跟苦瓜似地说，双肩不够用啦，真恨不能再长出三头六臂。我说，报告文学作家都这德性，以为自己的作品有解放全人类的能量，你们都成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又怎起多大作用呢？何建明执拗地说，我是个作家出身的“官”，深知来我们出版社出书的所有作者都把最终成为一名作家当作自己的理想。你说，我是不是除了自己的创作，还承担着为他们努力工作的责任。我不客气地说，你更多的是想赚钱填你那百十号人的“海口”吧。他眯着眼睛笑说，我当然知道水涨船高的道理，但好作品越多，我们对社会的贡献越大，赚钱越多，大家的日子才好过嘛。我说，你内心压力大了去了，又想当“拯救世界”的报告文学作家，又总是想把“正五品”厅局级的事干漂亮，看来，还真得豁出命去啊。

我继续啰嗦，你自己少写一本书就少赚不少“版税”啊，自己的收入亏多啦。何建明言：所言极是，但屁股决定脑袋，只能让自己连轴转。

今年10月的一天，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说，何建明作为中国作家群体的唯一代表，获选中国工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我听后哈哈大笑，我告诉他：你认为你的消息会让我惊奇吗？这年头儿，脑力劳动者也被称为劳动者不是新鲜词，扛大包、耍榔头是工人阶级，用手指头干活儿的也是劳动者，这是相当公平的定位。再说了，我曾随中直机关和中国作协领导年年春节去慰问这位全国劳动模范，何建明参加个工会代表大会就成新闻啦？这位朋友改口说，“他的作品紧扣时代脉搏，生动讴歌了民生国事和当代社会的深刻变化历程”。我知道她是在给我念她手中何建明的资料呢。放下朋友的电话，我打给何建明，坏笑过后口不对心地嘲讽他这个工人阶级一分子。何建明不会幽默，口气讷讷地说，你趣笑我干嘛？我就是个干活儿受累的命嘛。

虽然何建明不会开玩笑，但他还是能听懂我这正话反说中的祝贺之意。凭心而论，何建明作品的主要特点是揭露矛盾、寄托理想，不少作品在引起社会轰动的同时，对社会改革、党政建设都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但也有人批评他的作品是急就章，“率尔操觚”。尽管如此，他的大多数作品不仅有读者，而且得到了专家的肯定。我粗略数一下，他得到全国大奖十一次。掐指一算，我采访他还真不止十一次了。

2003年“非典”期间，他放着女儿当年高考不顾，坚持在第一线进行采访，创作出了北京市抗击非典的全景式报告文学《北京保卫战》。那阶段我还在《文艺报》工作，除了每周一天去报社做版面，其余的时间在家哭天抹泪地看电视实况，天天给他打电话记录他口述采访的日记。因为纪录有时不准确，见报时有误，这对他没什么，他成了“作家不能缺席”的英雄，我却成了工作失误的“狗熊”。今年抗震救灾期间，他主动请缨，先后三次深入灾区，创作了《来自龙门山的报告》、《不屈的山脊》、《生死承诺》，我激情满怀地把作品推介给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应听众要求电台让我约他去做实录对话。何建明用从没有过的简单生硬对着电话说：哪有那闲功夫。他这一句话，把我“蹶”了，也把人家“晒”了。就在“神舟七号”飞船顺利升天不久，他的新著《天歌》又出版了。我收到了新书，在我们网上发了消息。说好听的是没打扰他，说难听的是没搭理他。心想：忙吧，写死算！

我之所以那么恨恨地“咒”他，实在是我深知我们年过五十的人，怎么能和年轻人一样“玩命”。为此，我曾多次提醒何建明，而他却说，“我还想写30年，当我过世的那一天，如果我‘躺’在写作台上的时候，我认为这才是我最完满的人生”。我说，何建明，你那点出息，就是写到最后一分钟也是“趴”在写字台上，咋也得混个躺平的待遇吧？何建明苦笑，毫无办法地、很无辜地看着我说，我有口音，你明明懂得我的心思，知道我视报告文学创作为生命，非要调侃我。

何建明在我眼里他就是一台上足了发条的机器，只不过机器烧的是油，他燃的是血。我觉得可笑的是他总说自己是个“革命浪漫主义者”。我说，你倒真是挺革命的，就是看不出浪漫。就说毕飞宇吧，人家认为最浪漫的事，是想把自己“慢慢写老”，而你，50岁写了40本书，你是透支生命，老得不快才怪呢！

这些年我和何建明平日联系不多，但他的每一部作品我都是最先得到的人之一，尤其早年他没担任刊物一把手时，没那么忙，我们常有机会坐而论道、“隔山骂皇帝”，也算得上相知的“哥们”，我们之间的任何交往是不用说“谢”字的。所以我了解他，也挺心疼他，只是我不会像和蔼可亲的大姐姐一样好好地表达，急了就往狠里说，气了就往死里骂。

在这个圈子混久了，常见一些人在不同场合假模假式地表现出不拿当官当回事的模样，实际上“洪运当头”之前这些人很难掩饰“焦躁”的猴急样。而何建明从不否认自己“想当官”。十年前他就和我谈过这个话题。他认为，在其位就可谋其政，就可以实现更多的理想。十几年过来，他无力掌握自己的“仕途”，但他把握住了自己的创作。据我所知，他从来没有一个完整的十天静下来写作，这是他的痛苦所在，也是他的无奈之事。

每当谈到这些我都会说：呸！我只能理解为：你想当一个有大作家名头的“官”。何建明不正面回答，说：我到现在认为我自己就是一个业余作家，我的作品也是业余水平。我接着呸他：拿遍了全国奖还说业余？！你的业余无非是白天工作算专业，夜里写作算业余！唉，他拿我没辙，只能冲着我苦笑。

岁月是亲，时光是近。多年来，我们之间习惯了他苦、我乐的对话方式。几天前我又打趣他：嗨，最近又有记者把改革开放30年和你文学创作30年连在一起谈，你不觉得“把事搞大了”吗？何建明这回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弯弯的小船，说，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你爱怎么想怎么想，这个年龄的人谁能越过这三十年？我是总结出了一条经验，不管是当官还是当作家，都必须具备：政治素质、思想素质、社会学家素质、百姓情怀、写作能力。

写到这里，似乎看到了何建明既牵着马，又挑着担在路上苦兮兮的样子。我说啥也白搭，只盼着他取到真经后，在告别苦行僧般的日子里，把自己作品中的那些革命浪漫主义留点给生活中的自己，别总挨他那一帮子“年过半个世纪”的老姐们的“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