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给两会公开讨论的话题)
为什么我们社会的创新越来越难?
文/汪华斌
今天到一家企业讲创新的课题,结果企业老总问我‘为什么现在创新这么难’;这时我想起了2007年政协会议上一位政协委员的话,‘创新难,不创新是死路’。虽然我们的历届两会上,自主创新都是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但中国社会的确创新难,因为我们的创新没有为我们的民族正名;中国品牌依然是低档产品的代名词。同样我们的创新没有为我们创造出知识经济的天下,我们依然还是生产力低下的建筑业经济框架。现在不是要求代表委员们建言献策如何创新的问题,而是探讨为什么中国社会创新难的问题。
我们知道日本的创新来源于他们的全面改进,因为‘逢修必改’是日本人革新的原则;所以日本人引进一条生产线,决不会允许它按标准化维修而存在。他们是探索为什么同一条生产线,会有的部位或设备会先损伤;于是对这些新损伤的部位或设备改进就成了他们研究的目标。通过研究与改进后,这些部位或设备的使用周期延长了;于是另外的部位或设备又不同步地出现了损伤,自然他们又对这些部位和设备进行研究。就是这样的局部改进,它使整个生产线在几年后全部创新了。所以说日本人没有创新能力,但他们却通过自己的改进能力来实现创新。这也是日本经济强大的原因,也是日本品牌能真正屹立于世界之林的奥秘。
然而我们中国人一方面聪明,另一方面却又是惰性;看我们社会是师傅探索教徒弟,而徒弟却是模仿师傅的经验来维持。这就是我们的民族特性,使我们习惯于标准化的生产;结果我们的生产线能够几十年不变。为什么没有创新,因为中国人习惯于稳定;没有改进的欲望是中国人的普遍心理,从而也就没有动力进行创新或改进。虽然我们中国人普遍存在不愿意创新的心态,但改革开放前我们社会的创新依然是举世瞩目的;如此说来创新难应该是改革开放后带来的社会问题。
本来我们处在一个改革的年代,我们创新的速度应该比平常更快;然而可惜的是,我们的改革开放上去了,我们社会的创新却停滞了;从而出现我们的创新速度竟然比任何国家都慢。为什么,原来是我们的改革观念出了问题。我们的改革是从上至下的指示,所以我们的创新也是接受自上而下的指令。在这样的社会文化下,我们全社会都成了当初计划经济时代农村生产队的模式;全部是听命于生产队长的安排。生产队长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干成什么样的也是生产队长说了算。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我们不仅难有改进;所以创新也就成为了我们社会的历史。因为这不是创新文化,而是限制创新文化的枷锁。
当我们放眼世界时,人人都说‘自主创新,迫在眉睫’;可当我们回归到我们的现实时,个个又是高唱‘听领导的话’。就是这样的社会文化,使我们社会的各级领导成了救世主;他们的意志就是战略和发展方向。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社会的各级领导满世界地跑;因为我们社会的创新来源于他们的思想。如果没有他们到处跑,他们能产生改进的念头吗。看我们现在的领导忙,忙得不分白天黑夜;也没有节假日。因为他们要主宰我们社会的创新,所以一年365天世界游都难以满足;结果出现了家属世界游代替领导的亲力亲为,成为领导观念更新的又一个重要途径。
由于我们现在是领导一言堂的社会,所以政策是领导说了算;技术还是领导说了算。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的领导是行政职务与技术职位一肩挑。如今的老百姓就是领导的螺丝钉,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拧;如果不需要,你这颗螺丝钉只有下岗的命了。所以创新成功了是领导的,创新失败了是摸石头过河的成本;也就是说,没有你老百姓的事。正是这样的社会环境,使我们社会到处是歌功颂德;即使是失败了,竟然也能评奖。如我们的三鹿奶粉本来是毒奶粉,竟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现在的两会年年提倡创新,可我们社会改革30多年了还是没有形成‘创新的主体’;为什么。不是中国人不聪明,而是我们的社会体制已成为制约我们社会创新的瓶颈。我们社会现在统计的创新大都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实际上这里面有相当多的是论文的抄袭;所以说是成果,实际是纸上谈兵的成果。至于来自于企业的创新成果,同样也是相关领导的光环;就如同三鹿奶粉明明是毒奶粉,可它竟然是国家科技进步奖的成果。这就是说,我们如果不转变观念的话;我们社会永远是统计的创新成果,而难有形成世界生产力的创新主体。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是我们一言堂的体制和官本位的技术机制造成的;因为领导是上帝,所以上帝的子民是不能越雷池半步。
除了领导体制和官本位的技术机制外,还有我们社会的官本位成果机制;看我们当今社会,“红包一发,嘴角一擦,一个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就诞生了”。纵观各国,没有谁有我国这样如此大规模的、频繁的科技评价“运动”;每年都席卷全国数百万科技人员(注意这里可不是老百姓,全部是有行政职务的领导;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是专家学者)。为了获奖和完成指标,我们的科技人员也被逼得浮躁起来了;所以我们社会弄虚作假和仓促撰写论文的比比皆是,有的甚至还伪造实验结果。在这样的成果鉴定中,成果等级基本是按照参与领导的等级确定;所以参与领导级别最高的成果最后自然等级也最高,因此国家级的成果全部被院士们包了。为什么我们的科技进步奖得主的产品没有占领市场,为什么我们的发明奖得主的专利无人问津;为什么我们自然科学奖得主的论文没有多少人引用。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成果是按照领导级别定的;而生产力却不能依然领导级别来自然产生。所以中国的成果始终只能是在国内的成果,而国际上并没有人认可我们的成果;这就是成果机制的问题,它把我们的成果鉴定完全官本位了;所以我们沾沾自喜的成果依然在世界上无名,因为它是中国内销的特产。
为什么我们社会的创新越来越难,原来是一言堂的领导体制加上官本位的技术机制;最后还有一个官本位的成果鉴定机制,它使得我们社会的创新越来越难;而且还在持续增长难度,这就是我们社会创新越来越难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