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杆子”治国的困境
文/范海辛
【一】
这里说的“二杆子”乃枪杆子、笔杆子之谓也。把笔杆子与枪杆子并列的，是我朝太祖毛泽东。我朝的江山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由法国布朗基首先提出、后经意大利墨索里尼发扬光大、最后由老毛成功实践的口号，深深影响了跟随其打江山的革命队伍，因此从上到下重武轻文，重视枪杆子与实物，轻视笔杆子所代表的文化思想。
1962年老毛在针对小说《刘志丹》的批示中说道，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进而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从此重视对笔杆子的控制被提到了关乎政权稳定的高度。林彪对此概括为，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还要靠这两杆子。实际我朝建立后，对笔杆子就实行了垄断控制，但在思想上，一帮打仗出身的革命干部对文化并不十分重视，总认为文化就是唱歌跳舞、娱乐轻松的。自老毛指出“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后，文化不再被视为唱歌跳舞，而是变为与枪杆子一样的杀人利器了。自此，“二杆子”治国，成了我朝统治的不二法门。
“二杆子”治国，就是对二杆子的垄断。国家对枪杆子的垄断，乃天经地义，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国家对笔杆子的垄断，却非如此。现在国际上如我朝这般对笔杆子与枪杆子一样实行高度垄断的国家并不多。政治学上，把对笔杆子实行垄断的政权称为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委婉一点的称全能主义。学过英语的都知道total这个单词的含义。按直白的解释，极权主义就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按四人帮的说法则是“全面专政”。改革开放后，我朝的极权统治开始后退，臣民获得了有限自由。于是有专家跳出来说，现在已经不能称极权了，顶多是“开明专制”。但按照政治学对极权主义的定义，只要对笔杆子仍旧实行国家垄断的，就是极权主义。何也？因为通常的专制统治仅限于对公权力的垄断（枪杆子由私人或小集团控制），人莫予毒；私权利（经济、文化、思想、信仰、娱乐等）是放开的。而我朝尽管放开了臣民的经济权利，但文化思想言论娱乐仍受到政府的高度管制。因此，我朝现在政权性质仍属极权，然而因为经济权利部分放开，故也可称后极权、后全能主义。
但尽管是极权统治，统治者对于他人利用思想言论自由的私权造舆论颠覆政权的担心仍是合理的。问题是，能否在思想言论自由的私权与公权稳固统治之间找到一条合理之路？为此我们不妨看看已经找到这条合理之路的西方社会历史，看看人家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
西方一向是政教分离的，“耶稣的事归耶稣，凯撒的事归凯撒”。这里，凯撒泛指世俗王权。教会管理灵魂（文化）方面的事务，世俗政权则管理军事、法律、税收等世俗事务。教会与王权井水不犯河水，大家相安无事。
这是中世纪解体之前的西方社会。但在中世纪晚期，在教会与王权间，渐渐发展出了一个市民社会，成为了继僧侣（第一等级）、贵族（第二等级）之外的第三等级。所谓市民，按
然而到了20世纪初期，由于印刷、通讯、交通等现代技术的发展，世俗政权获得了对上述事业进行垄断的能力，于是极权主义诞生了。他们是德国纳粹、意大利法西斯及苏联的斯大林主义。
极权主义的实质是为了效率而牺牲人的价值。在极权主义看来，人不是目标，而是某种实体的工具。因此极权主义政权在短期内确实具有极高的效率，这一点是我国极权主义者至今还津津乐道的。但极权主义因为不具价值的合理性，故最终表现为一条抛物线——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西方民族是一个讲究理性/合理性的民族，特别是德国，可说是理性主义的大本营。所谓理性主义，实际就是利益最大化的别称。追求效率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但何以理性的德国人从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出发，却得到了利益最小化的结果？毛病出在哪里？原来毛病还是出在理性上，是理性的狭隘，即忽视了价值理性。
什么是价值？价值乃方向、目标。方向目标的不合理，效率越高，岂不是摔得越重？极权主义在西方从勃起到衰亡不过60－70年（从一战后到苏联崩溃），这一历史时期内，英美法的民主宪政提供了极权主义的对比参照物。
民主宪政是民主之治，但民主之治不是真理之治、科学之治，而是人民之治（贺卫方，2009）。所谓人民之治，就是以人民为目标，不仅权为民所授，而且还要允许人民犯错误，不能以限制公民权利来追求效率。价值方向上的错误是最大的错误，民主之治下会有许多效率上的错误，但决不会出现希特勒、文革与北韩那样的人道主义灾难。
民主宪政的体制下，思想言论自由的私权与稳固统治的公权的间的合理之路终于被找到，这就是依法治国，或称法治。注意，这里所说的“法治”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法制”有很大的不同，“法治”的含义是“法律的统治”（取rule of law，非rule by law）”而“法制”的含义则是“法律体制”（law system）。法治的实质是法律的统治，不仅要依法而治，而且统治者本身也要受法律的约束。自此，国家不用对民众管头管脚，民众也不用揭竿而起、啸聚山林。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都可以在法律的框架内用和平理性的方法解决。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的成功经验，值得东方治国理政者借鉴。以非理性的情绪主义盲目排斥西方的有益经验，一定不是合格的执政者。
【二】
非常不幸的是，极权主义传到东方后，如鱼得水。因为东方有着专制主义深厚的土壤，又无西方的政教分离的文化传统，因此一旦落地，马上生根繁殖，长得根深蒂固、枝繁叶茂。
然而国家对笔杆子的垄断，绝对是损人不利己的蠢事。
四人帮时期，统治者认为，放任百姓乱唱歌、乱穿衣都会亡党亡国。因此国家公权力必须渗入民众私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人民实行全面专政。但后来邓氏改革颠覆了这一神话。然而现今的统治者仍然认为，国家对意识形态的垄断绝然不能放松，否则错误思想就可能毒害人民，发生颜色革命。
现今国家对笔杆子的垄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育；2）舆论传媒；3）哲学、社科与人文领域的学术研究；4）文化娱乐。
让我们从价值中立、价值无涉的立场来看看，国家在这四个领域的绝对垄断是不是损人不利己的蠢行。
1）教育
“钱学森之问”最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为何民国的大学能培养出诺贝尔奖得主而红朝的大学不能？这是一个地球人都知道、唯有统治者整不明白的问题。这就是国家对教育的垄断。因为党要领导一切，故而教授治校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于是违背科研与教育的客观规律，官员治校，搞起了教育行政化。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教育科研成为行政的附庸，大学于是成了培养奴才与匠人的流水线。
当今世界已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迈入知识经济的时代。农业经济时代，生产的核心要素是土地，工业经济时代是资本，而知识经济时代，生产的核心要素是创新。因此，当今是一个创新竞争的世界。知识创新的前提是思想与学术的自由。教育、科研的行政化，就是用带兵的办法来管秀才，这必然造成对创新能力的扼杀。统治者为保江山扼杀自己的创新能力，这无异于自宫，难道不是损人不利己吗？
2）舆论传媒
舆论传媒可说与军队一样，也是处于“绝对领导”的控制之下。然而舆论传媒除了有颠覆政权的功能，还有稳定政权、巩固政权的功能。不遵从舆论管理的客观规律，一味对传媒实施高度垄断，固然使反对派无法利用现代传媒来煽动颠覆，但同时也使传媒稳定、巩固政权的功能萎缩。譬如，有的统治者往往喜欢媒体报喜不报忧，可是堵住大道堵不住小道。老百姓的口口相传往往是更具杀伤力与公信力的“传媒”。文革中，四人帮对媒体实行高度垄断，于是小道消息满天飞。后来英明领袖华国锋之所以能“一举粉碎”，应该说小道消息功不可没。正如网上屁民总结，老百姓没有知情权，就有造谣权。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治国理政须顾及社会的方方面面。然而对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政府资源有限，不可能时时事事亲力亲为。社会三百六十行，企业千千万万家，难道政府来个人盯人的监督管理？这时候须要借助社会资源。文明社会中，媒体是最有力的社会资源。它所履行的是官府与民众的监督权与知情权。然而当下由于新闻管制，且又由于无新闻法，故此监督处于无序混乱之中。被监督的行业企业，既可以拒绝监督、拒绝披露应该披露的信息，又可以收买记者，误导官员与民众。
媒体不仅是传达信息的管道，也是民意宣泄的管道。把这个管道堵起来，表面看好像和谐了，实际可能孕育着更大的危险。新疆7.5事件，爆发前汉人一无所知，一爆发就是几百条人命。如果有这么一个管道能使新疆维族人宣泄民意，也许后果不会这么严重，疆独分裂分子借广东维汉冲突所造的谣言也不可能煽起维族人这么强烈的仇恨；至少，能使汉族民众有个心理准备。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实际就是把民众视为敌对势力，其结果是把本来没有敌意的民众，逼上敌对的一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80后的韩寒。作为独生子女的一代，韩寒一开始只是一个有着逆反心理的青少年。后来他要办杂志，不得不和政府高度垄断的笔杆子打交道，于是苦头吃尽。按韩寒的话来说，“我的东西很大，他们的很紧。”政府的管制就是这样催生了一个青年反对派。
当下境外媒体进入中国已成不可阻挡之势，然而由于对境外媒体的长期封锁，现政府还不习惯与他们打交到。最近发生的谷歌事件很能说明问题。尽管政府在此问题上有充足的理由，但是不要忘记当初引进谷歌这类境外媒体的初衷——那就是希望人家客观忠实地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信息。我们一方面希望境外媒体能把中国的正面信息传递出去，另一方面又要求人家不能传递负面信息，人家又不是五毛党，这种不切实际的单相思怎么能够行得通？。
中国希望国际社会不要对中国“妖魔化”，为此我们不但引进谷歌这样的境外媒体，同时还走出去，在世界各国兴办孔子学院。如果我们小肚鸡肠，连一个谷歌都无法容忍，怎么能要求人家公平对待孔子学院？对舆论传媒的高度垄断，其后果就是中国被妖魔化的不可避免。
政府对新闻出版业全面垄断的另一弊病就是腐败。由于垄断，新闻记者在中国成为一种官职，含金量不容小觑。由此各地常有冒充记者的新闻。记者本身利用职权敲诈勒索，也是寻常之事。此种现象，全球恐怕闻所未闻，为中国一大特色。出版业的书号，与新闻业的假记者、有偿新闻如比翼鸟、连理枝一样，共同为中国特色添加异彩。出书要书号，于是书号成为有价商品。掌握书号的官员，将书号管理于黑箱之中，个中猫腻，也是审计之禁区。此种管理方法，难道不是损人不利己的蠢行吗?
现代科技使信息传播如水银泻地，已达无孔不入的程度。电视广播报纸出版等传统媒体可以封锁，互联网能封锁吗？如果互联网也封锁，那还有长着“小耳朵”的卫星电视与手机。如果不改革此种损人不利己的蠢行，统治者只能回到石器时代。
3）哲学、社科与人文领域的学术研究
表面上看这个领域的管控不如对传媒那么严厉，但管控依然存在。现在民间可以申办成立科学技术研究所，但要成立哲学研究所或学会，恐怕还无成功先例。20世纪前，中国百姓不能“私习天文”，因为封建统治者认为，其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于天，因此天文须由官家垄断，民众私习天文那是僭越，是意图谋反。
四人帮时期，对哲学社科人文研究的垄断一如封建时代对天文学的垄断，因为那是他们合法性的来源。现在后极权时代，对此的敏感度下降，但仍是一个官府不愿民众涉足的领域。虽然现在民众私下研究不再被视为犯罪，但若想成立这么一个研究文史哲的团体，官府是绝对不能同意的。
此举的后果造成我国哲学、社科、人文领域的水平与国力相比严重落后。我国目前可说是经济大国、政治大国，但文化方面并不比与非洲国家高多少，令国家的综合实力大打折扣。这个领域的官方专家常常成为网民耻笑的对象，在国际上基本没有地位。哲学社科人文领域是一国理性水平的标杆，这个领域的落后，不仅是国家软实力羸弱的表现，也是该国官民智力水平低下的表现。四人帮时期对此的绝对禁绝造成的后果是全体国民的傻与疯，现在虽然有所进步，但智力水平距成熟还有差距。因此一泱泱大国的言行举止，常引起友邦的私下窃笑。
现在中国的情形，有如一成长中的青少年，肌肉骨骼已发育成熟，心智则处于发展中。要完善心智的发育，政府就不应禁绝哲学社科人文领域的研究自由。
政府对民间学术社团的禁绝，一是担心会产生谋反思想，二是担心会出现谋反组织。对于第二点，实际是对公民结社权的禁绝。此举的副作用在于阻绝了社会发育。
极权统治下，是一个有国家、无社会的怪诞结构。民众离开政府就是一盘散沙。其好处是，政府是唯一的权威，坏处是，事无巨细，离开政府什么都不转。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政府要管理的社会事务越来越多——青少年教育、环保、婴幼儿保健、空巢老人、禁烟、低碳经济、垃圾分类、农民工问题、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性工作者问题等等、等等。这些事情在西方，大多数都要由社会组织承担，政府则充当最终裁判。禁绝民众的结社权，政府必然大包大揽，结果导致政府机构庞大，“十羊九牧”，致使民众不堪负担，最终是统治的不可持续。
4）文化娱乐
文化娱乐是民众的权利，政府行使管理、服务职能无可厚非。但政府若要像管枪杆子那样管文化娱乐，极端的情况就是文革——八亿人民八台戏，百花萧瑟百家泣。现在据说是百花齐放了，文艺也呈现出某种繁荣的景象，但民风溃败、世道浇漓也是无奈的现实。
有人也许会问，当下的民风溃败怎么与政府的文艺政策有关？社会风气是一个社会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非政府文艺政策所能左右。但政府对文化娱乐的高度管制，为社会抵抗这种沉沦颓唐设置了障碍。
美国著名学者赛缪尔 亨廷顿先生在《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一书的前言中说：“关于文化在人世间的地位，最明智的说法或许就是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汉尼的两句话：‘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见该书<前言>P.3,新华出版社2002年2月第一版）
我国当下社会的沉沦是由文化的沉沦造成的，文化的沉沦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由文化政策造成的。这就是对笔杆子垄断的专制主义。文化决定政治，政治改变文化。专制主义既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政治制度。造成文化沉沦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实用主义与机会主义的哲学理念。这是文化政策之外的因素，也可概括在广义文化的范畴内。正是这种理念的泛滥，造成潜规则盛行——“说的不做，做的不说”。但专制主义这种理念本身，对文化事业的危害也很严重，一是宣扬腐朽反动的奴才思想、反对普世价值，二是对先进文化的封锁与打击。哲学理念与文化政策的双重因素，造成了社会风气的严重溃败。
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密切相关。没有百家争鸣，何来百家齐放？没有百家争鸣，人民何以识别香花毒草？正是由于思想文化领域政府的管制（对思想言论出版自由的限制），使当下文艺领域出现香花与毒草齐放，鸦片共美酒杂陈的局面。
花费大量公帑炮制出的主旋律的文艺作品可谓用心良苦，但实效究竟如何值得商榷。除此之外是大量浅薄媚俗甚至宣扬陈腐观念的商业性文艺作品，正是这些缺失高尚灵魂的东西，成为政府向民众提供的唯一精神粮食。
【三】
上述这四个方面的困境，其产生的原因是什么？难道仅仅是因为统治者担心江山不稳吗？随着老百姓吃饱穿暖后，民众对于统治者限制自己思想言论、知情表达
方面的权利日益不满，正是这种不满成为江山不稳的一大原因，这一点，统治者当然明白，但为何仍要死死控制着对笔杆子的垄断？
窃以为，统治者在这里有两点误识。
其一是政教合一，其二是所谓的专政理论。
1）政教合一
政教合一对于中古时期的中国来说，具有合理性；也正是西方的政教分离，使欧洲大陆长期落后于中国。政教合一在马克思那里是没有影响的，这从马克思与欧洲工人运动的关系可以证明。无论是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还是后来的第一国际与第二国际，马恩二人虽然一直是精神领袖，但不是行政领袖。国际工人运动的行政领袖不会对马恩发号施令，马恩二人也不会对行政领袖指手画脚。就是在精神领袖方面，国际工人运动内部还有许多人，譬如布朗基、巴库宁、普鲁东、拉萨尔等，其影响力号召力都不在马恩二人之下。这个传统到了列宁那里被终结，列宁以“常识”为由，构建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金字塔，这个金字塔内部当然是政教合一的。按列宁的说法，“ 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成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见列宁所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所谓主持，就是把全部权力最严格地专制地集中在领袖手中。这种权力，首先是枪杆子，其次是笔杆子。
政教合一的实质是权力出真理、真理出权力，权力与真理的合二而一。在这种体制下最高权力的掌握者垄断了真理，因此必须实行“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核心”的严格纪律。为何必须如此？因为组织掌握了真理、上级掌握了真理、中央掌握了真理、核心掌握了真理。如果放弃了对笔杆子的控制权，那就放弃了对真理的垄断权。没有了真理，仅仅有枪杆子，岂不成了土匪？
政教合一的传统，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形成。《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指祭祀，为意识形态或笔杆子，“戎”指战争，为枪杆子。可见这个二杆子治国在华夏是有着悠久历史的。
政教合一的制度，在农业经济时代有合理性，但进入工业经济、特别是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后，其合理性已丧失殆尽。不认识政教合一制度的荒谬性、落后性与危害性，是很难与之切割的。
2）专政理论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虽然首先是由马克思提出的，但在恩格斯晚年根据德国的现实，已经放弃了专政这一策略手段，转而走上利用民主普选制为手段的议会斗争道路（但恩格斯未放弃暴力革命诉求，以防资产阶级放弃民主实行专政）。也就是说，专政在马恩那里，不过是策略手段，不具根本性的意义。但到了奉行布朗基主义的列宁那里，专政由策略手段上升为根本手段。列宁提出，不仅承认无产阶级革命，还要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革命家，否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
当下中共对专政的理解存在着明显错误，一般党员干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把专政等同于镇压，“对你实行专政”，就是对你实行镇压的意思。这显然是错误的。我们对杀人犯、纵火犯当然要实行镇压，但这与专政无关。因为刑事罪犯无论在古今中外都要受到国家暴力的镇压，难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刑事罪犯的镇压是资产阶级专政？
按列宁对专政的定义（列宁曾是帝俄喀山大学法律系的学生），专政有双重含义
a: 独裁——对公权力的独占，不许他人染指，通常以一人或家族形式独掌大权。现代以来，以一党或一个集团、一个阶级的形式出现。这也是拉丁语独裁的原初含义（英语：dictatorship;拉丁语：dictature）。
b: 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统治。
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的解释是：“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法律或规章制约而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引自《列宁全集》12卷，人民出版社58年版，Ｐ.289）此为列宁在1906年所言，其后在十月革命时期所写的文章——《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及《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等文章中反复强调了专政的这一不受任何约束、可以为所欲为的本质特征。
譬如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中，列宁充满杀气，言之凿凿地写到：“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制约的政权。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见《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72年版，Ｐ.623）
有人认为列宁在这里所说的不受任何法律约束是指资产阶级的法律，而非指无产阶级自己制定的法律。但从形式逻辑来分析，列宁在这里所作的是一个全称判断，其着重号（粗体黑字和下面的黑点着重号）就是强调判断的全称性、绝对性和排他性。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列宁所说的“任何法律”，不仅仅是指资产阶级的法律，同时也包含了无产阶级自己制定的法律。
这就能解释毛泽东何以敢在文革中实行“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行为——自己亲手摧毁了自己制定的法律。严格地说，毛的这一行为并不违法，而恰恰是守法，守无产阶级专政之法。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就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俄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的老师与革命的带路人普列汉诺夫在其政治遗嘱中这样评价列宁与其迥异于马克思主义的专政学说：
“正如血腥的革命是不发达资本主义的伴生物那样，布尔什维克思想过去和将来始终是无产阶级不成熟，劳动者贫穷、文化落后、觉悟低下的伴生物。”“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以流氓无产阶级为取向的特殊策略、特殊意识形态。”“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策略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阶级恐怖为补充的布朗基策略……这一意识形态以‘野蛮的饥饿的无产阶级’……为取向。”“布尔什维克主义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和无政府工团主义难分难解的布郎基主义。这是布郎基、巴枯宁、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马克思思想折中主义的、教条主义的结合，这是伪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什么新东西吗？只有一个——不受限制的全面的阶级恐怖。……阶级恐怖作为实行布尔什维克主义十分倾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包含着巨大的危险，因为在俄国现有的条件下，阶级恐怖很容易演变为全国的恐怖……正如在恶的基础上创造的善包含着恶的幼芽一样，建立在欺骗和暴力之上的社会将带来恶与仇恨，因而也会带来自我毁灭的炸药。”（引文见 中共中央马恩著作编译局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0年第2辑）
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把国家类型分为三种，它们是君主制、共和制与独裁专制。他认为，君主制靠的是荣誉，共和制靠的是品德，专制靠的是恐怖。
笔杆子被视作专政工具之后，对笔杆子的管理必然走上非法之路。这里说的非法不是说不合法，而是指排除法律、脱离法律的非法律化。离开法律的管理，必然是一种恐怖的管理。事实也正是这样。我朝凡是涉及意识形态的领域（教育、传媒、学术、文艺等）的从业人员，基本都是生活在一种恐怖的气氛中——不知何时会遭到整肃、不知何时会敲掉饭碗或身陷囹圄。这并非统治者的无意疏忽所造成，而是故意为之。统治者就是要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终日悬在知识分子的头顶，才会觉得安全。
大家知道，还在上世纪80年代，制定新闻法、出版法就纳入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日程。但是80年代末的那场风波后，这项立法议程被叫停，叫停的原因是，党内某大佬说，就是不立法，让他们无法与我们搞合法斗争。这就是损人不利己的来源。
对笔杆子进行非法律化管理的理论根据，就是专政理论。但是专政理论本身就是一种恐怖主义的理论，这种恐怖主义与本 拉登的恐怖主义一样，都是建立在非理性、损人不利己的基础上的。
【四】
要走出二杆子治国的困境，关键就是要真正实行依法治国，不再把笔杆子作为专政工具。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恢复理性，废除那些损人不利己的糊涂观念，一句话，行仁政、废苛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