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2010年一套黄金时间开年大片《奠基者》原著——
长篇报告文学《部长与国家》连载

第六章（2）
何建明

    关键时刻，还是黑龙江老书记欧阳钦同志出了个好主意。余秋里因此生前深怀感激地这样回忆道：“有一天，欧阳钦同志对我说，有一种办法可行，就是东北老乡搞的那种‘干打垒’。这种房子一可以就地取材；二可以人人动手，来得快；三可以节省木材；四是冬暖夏冷。于是我们就立即派人到农村考察，了解当地居民的住房情况。又找民间泥瓦匠，调查当地居民住房的用材、设计和施工情况。经过调查，发现附近乡镇除主要公用建筑为砖木结构外，居民建筑主要是砖框土坯房和当地称之为‘干打垒’的房子，它除了门窗和房檩需要少量木材外，几乎全用土垒筑成。墙壁是就地取土，装入活动木夹板内，用木锤、铁钎分层夯实而成。房顶不用瓦，把当地的羊草和芦苇等绺成草把子作垫层，上覆碱土泥巴抹光而成。取暖则用火墙或火炕。这种‘干打垒’房子看起来很土气，但墙厚实，房顶密实，结构也严实，防寒性能比较好，夏天也不太热，适应居住。且施工简单，操作容易，随时可建，便于广大职工人人动手，能够很快地大面积地建设起来。我们一致认为搞‘干打垒’这个办法可行！”
    瞧，大部长对这土房子的认识水平如此专业！如此专业的不至他一人，参加会战的五万多干部职工每个人都对“干打垒”很专业。大庆的老一辈告诉我，他们中的每一个都会建造‘干打垒’。“不会建干打垒的，没住过干打垒的，就不是真正的大庆人。”现今二十岁以上的大庆人，他们也非常骄傲地这样告诉我。
    “干打垒”是大庆历史上第一批居住的建筑。也是永远留存在大庆人记忆中的那种不可抹去的一种象征，就像延安窑洞一样。虽然现在我们上大庆市看到的都是高楼耸立的现代化城市，但在二十多年前的漫长岁月里，这儿的人，无论是部长市长，还是司机、炊事员，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是住在这些用泥、羊草和芦苇等垒起的原始式建筑内。
    余秋里是将军，是熟知中外战争史上曾经发生过多少因孤军深入雪域疆塞之后，面对茫茫廉冰雪旷野、奇寒聚至时将士不战而倒、坦克大炮如同一堆废铁，最终铁骑雄师溃不成军的悲剧。因此他在雨季尚未结束之际，就向全线提出“以建干打垒为中心的冬防保温工作是确保会战存亡的一个政治问题。”各单位必须“第一把手挂帅，建立必要的组织机构，制定长远规划和每月、每旬、每日的计划，抽调专人负责这项工作，定期检查规划执行情况。与此同时，开展一个轰轰烈烈的大搞冬防的群众运动。”而且他把这样的全体动员、人人动手的建屋战斗，形象生动地搞成了“七手八脚，七嘴八舌，人人动手，个个献策”的为自我生存而战的大比赛。
    纵观余秋里一生，我们不难发现他的一大工作特性，就是他娴熟的搞“群众运动”本事。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什么事离开了群众，将一事无成。余秋里在领导军队和地方经济工作中之所以能够几度出色和辉煌，与他这种娴熟“群众运动”的本事密不可分。余秋里与毛泽东的区别在于，他似乎不曾有过独立的用“群众运动”进行政治路线斗争上，相反在每次不得不执行中央号召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政治“群众运动”面前，他余秋里反倒变成“迟钝”和不积极。
    在进行生产实践和科学实践上的“群众运动”中，余秋里每一次都是创造不朽业绩的常胜将军。
    石油大会战中的防寒之战，余秋里依然稳操胜券。为此，他亲自签署三条命令：
    一， 不管西伯利亚的寒流如何凶猛，会战队伍一定要像解放军在战场上一样，坚守阵地。一个也不许撤走，一步也不准后退。钻井一刻也不能停，输油管线一寸也不能冻。人一个也不能冻伤。
    二， 由油田建设指挥部迅速调查总结当地老百姓“打干垒”的施工方法，油田设计院提出“干打垒”的标准设计，供应指挥部负责木材、木房架、门窗、芦苇、油毛毡及砌火墙和炕口的红砖。
    三， 各级领导干部分工负责，充分发动群众，在搞好油田生产建设的同时，抽出一切可以抽出的人员和时间，开展一个人人搞干打垒的群众运动。和老天爷争时间，为国家原油自给争速度。
    真是军令如山倒。七月份开始，“干打垒”之战在不影响石油开发和勘探主业的前提下，全线开战。顿时，在轰鸣的钻机林中，一座座、一排排大营升帐而起。到9月，历时100天的为生存而战的“防冬保温”战斗胜利完成，全线建起30万平方米的干打垒，转眼间百里亘古的荒原上如从天上撒下繁星般的村落。除了人居住的居室外，车库、机房、食堂，甚至干部办公室、职工学习室和卫生所等也沾了“干打垒”的光。于是，一个个“铁人村”、“群英村”、“八一村”等地名也从这个时候开始进入大庆的历史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入冬时，会战全线基本做到了“人进屋，菜进窑，机器车子进库房”。但绝对不要把“干打垒”想像得成天堂一般。泥垒草杆房毕竟是原始式的，更何况所谓的“火墙”也不是那么精制。加上当时根本没有通风通气的必要设施，取暖所用的也尽是大伙儿从井场上拣回来的废油残渣。这油烟的污染和毒气自然不少了。特别是南方过来的干部职工，打小没睡过暖炕。睡时往暖炕上一躺挺舒服，可一睡下去半夜常常不是背上被烧脱了一层皮肉，就是衣服棉被化成了灰烬。更有甚者，由于通风不够，焦油熏出的毒气，也不乏有人在不注意时第二天再没醒过来。。。。。。后来成为石油部副部长的李敬同志就有过如此险情。那是这年的11月12日早晨。照例北风怒号，滴水成冰之寒。第二战区的两名机关干部有事向时任副指挥的李敬请求。可当他们来到李敬同志办公兼宿舍的干打垒前见房门紧闭，便猛然紧张起来——因为这两名干部知道平时他们的副指挥有起早的习惯，不会像今天这个时候还不起床。于是俩从立即撞开房门，顿时里面冲出一股浓烈的油烟味和皮毛烧焦的气味。再看电话机上，尽是呕吐之物。。。。。李敬出事了！俩名干部去看床上的李敬时，见他已皮焦肉烂，惨不忍睹，早已失去知觉。“医生！医生快来——！”电话铃立即响彻战区。李敬被送到急救地。经诊断：为一气氧化碳中毒。在一番紧张的人工呼吸等抢救措施后，李敬终于得救。石油战线后来才有一位诗才横溢的“诗人部长”——李敬写过许多诗篇，也出版过诗集，可称石油高官中文采最好的一个。这是题外话。
    尽管“干打垒”差点使石油战线少了一个“诗人部长”，但它总究还是救了余秋里和五万会战大军。之后的若干年里，大庆人每年都要动手筑起一批又一批干打垒，以满足日益发展和壮大的队伍。现今年轻一代的大庆人，他们虽然不曾像前辈人亲手参与那火热的建村盖房之战，但他们却多数是属于“干打垒”里哇哇落生的“小大庆”，而且“干打垒”还诞生于大庆第二、第三代。
    呵，大庆会战多艰难。多艰难是因为那个荒原的特殊地理环境，还因为会战岁月偏偏遇上了共和国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期。
    那年10月，会战的五万大军尚处在脚跟未稳、半饥半饱之中的激战时刻，黑龙江省委和省政府来了一个要命的电文：素有中国米粮仓的黑龙江省的储备粮已过“危险线”，大庆会战人员的粮食定量必须按国家规定全线下调。
    “下调到多少？”此时正在北京的余秋里一听就大嚷起来。
    北京——萨尔图的电话专线里，张文彬向他报告：“钻工从每月56斤减至45斤，采油工从45斤减至32斤，干部、专家和机关人员一律减到27斤。而且每人每月还要省下2斤爱国粮。部长你看怎么办？咱们会战的同志多数是干体力活的，原本的口粮也刚刚够大家填饱的，这一下要降这么多。。。。。。”
    “。。。。。。”北京方面没有回答。
    张文彬着急地：“余部长，你在听吗？”
    片刻，电话线里终于有了声音：“我听着呢！”从来声如宏钟的余秋里第一次在电话里变得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
    张文彬不敢大声了，小心翼翼地补问了一句：“余部长你看还有啥办法？”
    这一头的余秋里长叹一声，无比沉重地：“知道吗？主席也从10月份开始不吃肉了，总理和中央领导现在都不吃肉了。。。。。。。”
    张文彬不再说什么了，他想放下电话，又怎么也放不下。
    “文彬同志啊！现在会战的同志情况怎么样？千万千万要稳住啊！有情况随时向我报告。部党组正在召开会议研究对应措施。”余秋里焦虑万分地叮咛着。
    “是部长。”
    张文彬放下萨尔图——北京的专线，会战各战区求救的电话却早已四起，震耳欲聋：
    ——不好啦，张指挥，我们这边有工人因为没吃饱饭，结果从卡车上掉下去摔死了！
    ——不了得不了得呀，我们这儿也有因为几天饭没好好吃东西，今早上班一不小心掉在油池里淹死了。。。。。。
    ——总指挥部吗？我是油建食堂呀，这儿有30个同志因为吃了发霉的豆饼中毒了，你们快来救救呀！
    ——哎呀你们领导快想想法子吧，我们队上已经有好多人得了浮肿病，现在连正常上班的人都排不出了。张指挥你说怎么办呀？
    “我、我又啥办法呀？”张文彬冷汗淋淋，最后连电话都不敢接了。这可怎么是好？
    “快向北京报告吧！赶紧给余部长他们求救呀！”会战指挥部里挤满了各战区的头头脑脑们，他们个个都在蹬腿拍脑袋。
    被吵昏的张文彬仿佛刚从噩梦中省悟过来似的，重新扑到萨尔图——北京专线电话上，操起话机，便火急火燎地：“立即给我接北京！”
    “文彬同志，慢慢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头，余秋里在寻问。
    “部长，我、我们工作没做好，今天已经发现356个职工出现了全身浮肿。。。。。。”张文彬几乎是含着眼泪在说话。
    “什么？356个？就一天之内倒下了这么多？”电话机里，余秋里的声音震得全指挥部的人都听得一清二楚。
    “是。他们有的已经被送到医院，有的还在干打垒里躺着，有患病的同志还坚持要上班，结果半道上跌倒了又被人抬了回去。。。。。。”张文彬的声音在哽咽。
    “。。。。。。”北京专线再度沉默。
    “文彬同志，从现在开始，你每天向我和部里报一次。听清楚了没有？每天报一次！”余秋里终于说话了，声音是沙哑的。
    第二天，张文彬在电话里报告说，会战前线患浮肿病的人已经超过600多，几乎是前一天的一倍。
    余秋里听到这个数字硬忍着。第三天，浮肿病的人数达到800多。。。。。。
    余秋里听后还是强忍着，但心已经在焚烧。
    第三天，浮肿的数字过了千人。
    “不行！这样下去还了得？”忧郁沉闷多日的秦老胡同，终于爆发出余秋里无法排泄的焦虑和痛苦疾号。“老康，你赶紧过去！一定想法和阻止和扼制浮肿病的延漫，同时务必要稳定队伍！”
    “行，我明天一早就走。”满脸忧云的康世恩猛地从沙发上站起，低头就往院子外面走，步子如箭一般。
    余秋里抬头扫了一眼留下的几位副部长，异常沉重地说：今天有人告诉我，说机关也有同志出现浮肿。
    “再怎么着，坐机关的人勒勒裤腰带，接电话、写文件时少花些力气能对付。可会战那边得把机器发动，得把钻杆提起来嘛！人要是都没了力气，机器就全得瘫在那儿。。。。。。”李人俊说。
    一直沉默不语地周文龙嗡声嗡气地冲余秋里寻问一句：“要不我给中央起份求援报告？”
    余秋里摇摇头：“没用。主席和总理要管全国几亿人的饿肚皮问题，一些省的情况比我们还要严重。。。。。。”
    “河南、安徽等不仅出现了成批成批外出要饭的了，而且已经有不少死人。。。。。。”
    要饭？死人？！余秋里像触电似的身子一颤，两眼发直地看着天花板，站在那儿一动不动。那一刻，他的那只呼风唤雨的右胳膊，也像左袖子一样，无力地垂贴在裤缝上。。。。。。
    康世恩很快到了会战前线，又很快了电话：今天一到这儿，我就上各处转了转，情况比我想像的还要严重。油田医院和地方医院都已经住满了我们的人，多数患病的只能住在自己的原单位。要命的是患者还在成百成百的增加。。。。。。
    余秋里：再怎么着，也必须保证能让患者有医治。发动各个战区建小医院和临时救护站。
    康世恩：现在关键是要稳住暂还没有倒下的人和继续在战斗岗位上的同志，想法能让他们吃饱些。
    余秋里：粮食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康世恩：短缺太厉害了。本来定粮就少，可不少职工们还要顾远道而来的家属，一份定粮有的要给三四个人吃。。。。。。
    余秋里：家属？什么时候让来家属嘛？
    康世恩：没人说让家属来过。可她们都是在家里过不下去了，才拖儿带女投奔到油田来的。
    余秋里不语，片刻又问：有多少家属？
    康世恩：没有一万，也有七八千吧！
    余秋里粗气直出：让所有的干部万万要注意，就是自己饿死，也不能让那些来队的家属和孩子饿死一人！那种情况一出现，军心就会全乱套了！
    康世恩：我已经布置各战区了。但我最担心的还是照这样下去，会战的队伍稳不住了。今天到工程指挥部食堂，听他们的党委书记季铁中说，前天他在食堂帮厨，看到一个青年工人端着饭盒，大口一张，人还没有离开卖饭的窗口，一大粥就没了。老季好心，又给那青工盛了一勺，结果后面一大帮人涌到窗口要加粥，食堂师傅急了，说哪有那么多粥嘛！上百个人差点大打出手。
    余秋里长叹：都到这地步了！
    康世恩：老季还说，有次食堂蒸了馒头，工人们敲着碗又叫又嚷，恨不得把食堂掀翻。老季问一个工人说你到底能吃多少个馒头。那工人说，你给多少我吃多少。老季想验证一下，便把自己的钱和粮票都掏了出来，一共给那工人买了八个馒头、半斤苞米楂子和两份菜，结果那工人没五分钟全部倒进了肚子，回头又咧着嘴冲老季笑笑，想还要点。老季不好意思地说他自己这个月的口粮也没了。那工人才朝他鞠了一躬，说：季书记，谢谢你这顿饭，我会保证拼命会战的，要不对不起领导。。。。。。
    余秋里感慨道：是我们对不起他们啊！
    康世恩：余部长，我还是把到今天为止全线患浮肿病的人数报告一下：现在已经过了2000多人了。。。。。。
    余秋里无语。
    康世恩：我还要报告另外一个情况：已经有几个队报告说，他们那儿已经有人擅自离队。。。。。。
    余秋里警惕地：干什么去了？
    康世恩：逃回老家去了。
    余秋里震惊：什么？当逃兵啦？他们怎么可以当逃兵呢？那会战还搞不搞了？啊？
    康世恩似乎没有发现电话对方的声变，继续汇报着：离队的人数大有激剧上升之势。
    余秋里跳起来了，声音冲出房顶：你让他们听着：谁都不能当逃兵！不能！谁还要当逃兵，我就扛着机枪，上萨尔图火车站把他们挡回去——！听清楚了没有？你，老康，还有张文彬他们，都跟我上火车站，把那些逃兵统统挡回去——！
    “哐！“铁拳砸在办公桌，压板的玻璃粉碎，震落的电话耳机掉在桌边晃荡着。。。。。。余秋里无法自控内心的焦虑与愤怒。他是将军，他绝不允许自己的将士在任何成为逃兵。时下他虽然已是石油部长，但他的骨子里依然把自己的会战队伍看成是当年打鬼子、推翻蒋家王朝的钢铁部队。
    当晚，余秋里登上了北去的列车。最危急时刻，他知道自己必须在前线亲自督阵。
    “呜——！”列车在北风的呼啸中似乎非常吃力地行进着，仿佛也像没有吃饱似的老牛。专列软卧里的余秋里无法入睡，干脆走出卧室，站在列车走道里大口大口地抽起烟来。一支接着一支。。。。。。
    “首长，您怎么还没有休息呀？”列车长走过来轻声问道。
    “嗯？！噢，睡不着啊！”一闪一闪的烟火透亮着一副严峻的脸庞。“小同志啊，这趟车怎么这么慢哪？”余秋里有些烦躁地寻问。
    “对不起首长，刚才我们接到上级的通知，说是关外最近经常有人卧轨，所以要求我们减速行进，以免不测。”
    “谁敢卧轨？是阶级敌人想破坏？”将军的眼睛瞪大了。
    列车长的眼睛惊慌地左右扫了一眼，见没有人，便小声回答：“首长，可不是阶级敌人，是讨饭的老百姓。。。。。。”
    “老百姓？老百姓卧轨？怎么回事？”
    “唉，都是关内逃难的呗！有人饿了，跑不动了，干脆就往轨道上一坐。。。。。。险啊！我们上次走的一趟就差点砸了一堆人。您看，这不都是逃难的嘛！”列车长借着车内暗淡的星星光亮，指着窗外的铁道沿线，让余秋里看。
    可不，成群结队的灾民。在列车的窗口外闪过，有人甚至举着双手在向火车窗内做着乞讨的动作。余秋里的眉睫顿时紧琐，不由情不自禁地想起前些日子的西北之行——
    九月，余秋里奉周总理关于加强和提高西北石油运输能力之命而专程来到甘肃的敦煌。石油部的运输公司就在这儿。当时的运输公司在石油部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因为大庆油田尚未开发之前，国家的天然原油主要在西北。余秋里任命了原石油师师长张复振任运输公司的党委书记兼公司经理。上运输公司后，余秋里本来是检查如何提高运输能力的问题，结果摆在他面前的竟然是职工们日益严重的生活问题。
    “我这儿已经患浮肿的已经有2000多了！”年长于余秋里七岁的张复振像做错了事的孩子，战战畏畏地站在余秋里面前，低着头汇报道。
    余秋里一听都快跳起来了：“2000人？你公司总共才有多少人嘛？”
    “我们。。。。。。”张复振知道余秋里的脾气，他本来想说“已经都到这个份上，你再让我们提高运力”，可后面的话他不敢说。
    余秋里看着身穿补丁军装、一副憨厚相的张复振，便降低了嗓门：“你先带我去食堂看看。”要看职工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看食堂是余秋里的一大工作方法。
    上运输公司的路上，给余秋里开车的司机是个典型的西北汉子，又是当过兵的老战士，遇上自己的部长也不拘紧，大大咧咧地跟余秋里攀上了话，头句话就是个顺口溜：“进了食堂门，稀饭一大盆，盆里照见碗，碗里照见人！”这苦涩的顺口溜让余秋里和随行人不知是笑还是哭。
    “你觉得吃这样的食堂还能开得动车子吗？”余秋里关心的是这个。
    司机立即腾出一只手，看余秋里看：“不瞒你余部长，我是很想开好车的，可您瞧，我这手捏不拢啊！”
    “怎么啦？”余秋里握住司机的手，细看起来。问：“也是饿的？”
    司机点点头，刚强的汉子竟然掉泪了。
    余秋里转过头，再也没有说话，也没有再想对运输公司的张复振说什么“快马加鞭”之类的话了。现在他最关心的是队伍生存。这是最要命的事。
    “走，上玉门去！”余秋里对随行人员说。
    那会儿，虽然大庆油田已经初见端，但玉门油田仍然在石油部的领导心目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不说别的，光松辽会战开始，他余秋里一声令下，时任玉门管理局局长的焦力人就前后带走了18000多人的队伍，其中干部就有6000多人，几乎都有能上前线的干部和职工都走了。当时玉门局一共才有49台钻机，上大庆会战去了48台，仅留下一台作为坚守后方阵地。自然不用说像王进喜和薛国邦这样的标杆钻井了。彭德怀派兵从国民党手里接过玉门油田时，就给康世恩和焦力人指示要把玉门矿搞成“中国石油的摇篮”。这一点上，玉门当之无愧。要不也不会留下诗人李季的著名诗篇：“苏联有巴库，中国有玉门。凡有石油处，就有玉门人”。
    余秋里对玉门的感情就像对自己家的大孩子一样，既严又慈爱。此次他来玉门自然最想了解的是现在油田到底有多大困难。
    双足未进油田，一路上的情景已经足够让余秋里吃惊的了：沿途，他接一连二地看到成批成批的讨饭大军在他车子的两边闪过。更有触目惊心的是，饿死于荒野的也不绝视野之中——叫余秋里甚感心痛的是，老百姓穷得连给死人穿衣服的钱都拿不出来了，能给死者身上涂点酒精擦擦干净、再卷上一块破布或者席子什么的往野地里一埋就已经算不错了。。。。。。
    “你到下面多转转。”一到玉门，余秋里就对自己的秘书说。这也是他经常采用的一种调查方法。
    秘书李晔现在已经也是“古来稀”的人了，他亲口给我讲了“首长”让他在玉门进行“微服私访”的两件事：
    一件事是“买粮”。
    那天余秋里在走访了玉门大小十几个生活基地的职工后，突然对李晔说：“你去执行一个任务。”
    “什么任务？”李晔问。
    “去买一次粮食。”余秋里说得很平静，然后一甩手：“我还要到食堂去。”
    李晔笑笑，心里明白了：首长来这儿当了一个星期的炊事员，现在他要为油田职工出口气了！
    刚出门的余秋里突然又从门外回过身，上下打量了一下自己的秘书，问：“你就这样去？”
    李晔手拿借来的粮本，不知出了什么问题：“那你说怎么去呀？”
    余秋里瞪了他一眼：“一看就知道你没当过侦察兵。你一身机关模样，完得成任务吗？”
    李晔恍然大悟，边笑着，边连忙脱下衣服。
    当李晔再出现在大街上的那个粮店前时，谁也不会相信这个穿着油乎乎一身旧军服的人会是北京来的部长大秘书。排队。买粮。李晔一点没碰到与众不同的事。
    当他领着一小口袋买来的米回到余秋里那儿时，余秋里早早地等在那儿。不等李晔开口，他的手就伸进了米口袋。
    一把“米”捏在拳里，然后再展开。余秋里的嘴唇立即颤抖起来：这就是买给咱职工们吃的“米”？
    几个干部凑过去一看：妈的，太欺人了，尽是砂子嘛！
    “去！你们去通知玉门市的市长、书记，还有那个——粮食局长！”余秋里胸中的火山终于爆发了。
    不一会儿，他带着玉门局的几位领导出现在李晔买粮的那个店面。
    哪来的大干部呀？北京来的！老百姓闻讯赶来，一时间，粮店前挤满了人群。他们本来对一只胳膊的人有种畏惧感，又听说他是北京来的大干部，并且如此怒发冲冠：今天有好戏！
    那个粮食局长肯定是个倒霉蛋了。
    果然，一只胳膊的人举起那只右手，从天而降地在粮食局长的脸前挥动着拳头：“你！你这做法叫伤尽天良知道吗？这粮店是谁的？是我们共产党的粮店呀！你把石油河里的砂子掺在米里，再买给老百姓，你让老百姓说我们共产党是什么吗？”
    粮食局长早已浑身像筛子似的在颤动，眼睛看着鞋尖，只感觉那只“嗖嗖”生风的空袖子像似根钢鞭一般地在抽打着自己。。。。。
    “你不配！你不配当人民的粮食局长！”一只胳膊说这句话时，在场的老百姓流着激动的泪水，发出一片“叫好”的欢呼声。自然，这个粮食局长后来为此丢了乌纱帽。
    李晔执行的第二件事，是在玉门矿上。
    这天，李晔来到一个仓库“微服私访”。他见一个看守仓库的汉子人高马大，但却骨瘦如柴。再看看这个汉子身边的那男孩子，长得眉青目秀，可在小孩转过身的那一瞬，李晔惊得半天没合上嘴：七八岁的娃儿，怎么屁股上一点肉都没有？
    “太瘦了！像块鞋底板似的！我从来没见过瘦成这个样的娃儿。”40多年后的李晔跟我说起这事时，仍然又摇头又叹气。
    “这娃儿是不是有病呀？快带他去医院瞧瞧嘛！”李晔对那汉子说。
    汉子抱过小男孩子，说：“没病。一天给他三个窝窝头‘病’就全好了。”
    李晔明白了。可又不明白：照说像眼前这位蛮有些岁数的老职工，应该还能养得起家人吧？
    汉子苦笑地转身从炕底下摸出几个玻璃框，让李晔看。
    噢，你还是老先进了！李晔有些意外。
    汉子长叹一声，说：那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我是刑满释放分子。。。。。。
    为什么？李晔紧张起来，因为那个时候，刑满释放分子跟地富反坏右差不多划为同类的“阶级敌人”。
    汉子便把自己的不幸境遇倒了出来：原来他是1949年就到玉门参加工作的“老油田”，名叫张子和。因为会些拳脚，矿上就让他看管仓库。表现好，所以多次评好先进分子。可有一回他在晚上值班，见俩个偷木柴的，便三下除二地给逮住了。一问，人家是党员干部。那俩个党员干部当场逮住，知道事情说出去麻烦大了，便乞求张子和放他们一码。张子和那天喝了些酒，心想这回逮住两个大贼，一定可以在领导面前立一个功。于是口气也大了，冲偷东西的人大声喝道：“你们别想美事了！什么共产党！我看跟国民党差不了多少！”那是什么年代，这话能乱说的？就这样，张子和不仅没拿俩个偷东西的党员干部治了，反倒被人家往上面一汇报张子和的言论，于是一顶右派帽子牢牢地戴在了他的头上，而判了两年刑。好在张子和表现突出，在坐监狱时也年年立功受奖。提前出狱的他，回到矿上，还算运气不错，重新安排在看仓库。只是工资变了，从学徒工算起。。。。。。
    “首长，救救那孩子吧！”李晔回到余秋里身边，带着吵哑的嗓子乞求了一声。
    余秋里半晌没说一句话，只是一支接一支地猛抽烟。突然，他把半截烟往灰烟抽缸里一拧，咬着牙说：“翻过来！”
    不用说，部长一句话，谁还敢违抗？那是玉门市和玉门油田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余秋里的话特别管用——张子和平反了。
    那一天，余秋里要回北京了，李晔正在忙着收拾东西。外面突然有人在敲门。
    “谁呀？”李晔开门一看，是张子和！
    张子和今天穿得很整齐，也好像变得年轻了不少。只见他手提两个口袋，说是自己上野地里采的野蘑菇，给余部长送行来的，并且希望见一面余部长。
    这时，余秋里正好从里屋出来。张子和见是一只胳膊的人，猜想肯定是他的恩人余部长，便“扑嗵”跪下双膝：“余部长，余青天哪！”接着是磕头声。。。。。。
    （李晔对我说，他后来与张子和家人有过接触。一次是1975年，他被部里派到大庆抓农副生产。见到了张子和的大儿子。张的儿子告诉李晔，父亲张子和已经去世，但父亲在临死时一直没舍得花掉余秋里当年给他的二块钱——余秋里当时留了张子和送来的两包野蘑菇，让李晔代他给了张子和二块钱。张的儿子对李晔说，他爸后来从报上得知余秋里回北京了，便领着全家人面朝北京方向，排成一列，跪在地上，连磕了三个头。他们这样做，说是感谢“余青天”救了他们全家。1999年，李晔又一次上玉门，这次他费尽力气想再找找张子和的后代，最后才找到了张子和的小儿子。小儿子告诉他一件事：父亲临终前有个吩咐，每天在他平反的那一天，他张家的所有后人都要向北京方向的“余青天”磕三个头。。。。。”
    余秋里本人并不知道后面的这些事。但那晚张子和夜访时，跪在他脚跟前所“扑嗵扑嗵”磕响头的情景让他意外和震惊。不是别的，是他作为一名共和国的部长、一名曾为共和国的建立几度连命都差点丢掉的堂堂大将军，怎么也不曾想到新中国成立十年多了，竟然还有那么多娃儿、那么多背井离家去讨饭甚至抛尸荒野的惨情。这一幕假如发生在热火朝天的石油会战之地，后果将是不可设想。可前线一份份求救的电报和电文，已经说明那儿的情况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时刻。
    想到此处，余秋里不由忧心如焚地在软卧车厢内走动起来。
    “首长，时间已经不早了，您该休息了！”余秋里回头一看是自己的秘书李晔。
    余秋里双眼盯着李晔，突然发问：“哎，你的娃儿现在身体怎么样了？”这几天余秋里的心头不咋的，经常有那些吃不饱、穿不暖的娃儿在眼前晃荡。这不见了李晔又猛然想起前几天的事：那天他不经意见着了李晔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娃。脸上皮包骨，肚子却大大的，两岁了，连路都不会走。余秋里见了心疼地直斥责李晔：“你是怎么养的娃的嘛？”当他得知孩子是因为营养不良造成的后，气冲冲地跑回家，让夫人做了碗红烧肉端到李晔家。这事让李晔非常感动，因为他对余秋里家的情况知道得一清二楚：余家的五个孩子也已经有很长日子没闻到肉腥味了。。。。。
    “好多了。您那碗红烧肉可是救了她的命。”李晔颇为高兴地答道。
    余秋里苦笑地摇摇头，然后默不吱声地进了软卧室，一头倒在铺上，扯起毛毯捂在胸口，长叹一声：“唉，天灾人祸啊！怎么会这样呢？”他想不通，也根本不曾料到。
    李秘书从一个小药瓶子晨倒出几颗安神药，又把暖水杯倒满放在茶几上，然后轻声说道：“明天到了大庆再说吧。”
    明天？大庆？这话更勾得余秋里一夜无睡意。
    。。。。。五万余会战大军，又添了近万名来队家属，这么大一群饿着肚子的人留在狗屎不拉的荒原上，真要有个好歹可怎么办？就说饿不死人，可这油田开发的会战又怎么个弄法？
    愁啊！愁死人啊！怎么比当年的长征还让人发愁呀？余秋里闭着双目，翻来覆去，可眼皮外晃荡的尽是那些讨饭的老妪和脸如树皮肚如鼓的小孩，还有就是一排排躺在干打垒里的石油职工。。。。。。
    “首长！醒醒，到站了。”不知什么时候，秘书李晔的声音又出现了。余秋里睁开眼睛一看，可不，那个俄罗斯建筑风貌的安达小站到了。
    站台上，康世恩等会战指挥部的干部已经久候在那里。老康怎么啦？几天不见，憔悴得快不成样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