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坏了”需要体制性修复
杨于泽

　　全国“两会”上，教育部门被批“产业化”，医院被批“一切向钱看”。在全国人大广东团6日的分组讨论上，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欧广源批评：“有些医院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人民币服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汪洋更直斥一些医生“良心坏了”。
　　说某些医生“良心坏了”，这是一种很严重的指责，好像没有医生出来自证清白，没有人出来反驳。其实，要真让老百姓出来说话，他们可能会把“某些医生良心坏了”的说法，修改成“很多医生的良心坏了”。也因为情形如此，领导和媒体才会在评价医生这个职业群体时表现出明显的“片面性”，没有打官腔，说什么“主流是好的、良心坏了的是少数”。
　　为什么某些医生“良心坏了”，或者更坦率地说，为什么一个行业的从业者会“良心坏了”？良心首先是一种个人的东西，但良心的个人属性是一种表面现象。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他的思想感情、价值观念是社会性的，也就是说，良心应当是社会性的。某些医生“良心坏了”，固然首先是个人的情感、观念出了问题，而从良心“损坏面”之大观之，良心的坏掉其实是社会之殇。
　　同样是在6日的“两会”上，上海方面反思了去年“钓鱼执法”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指出，“钓鱼执法”源于制度原因，问责具体执法人员并不适当。出了违法或者不道德的事，个人是不是毫无责任，这是可以讨论的。但制度和体制的责任，不能推给受制度约束的个人，不能把个人作为替罪羊。不反思制度和体制，不对大有问题的体制进行彻底改革，违法或者不道德的事就很难杜绝。
　　教育产业化，医院“为人民币服务”，如果归咎于从业者“良心坏了”，不如说它是一种体制之误。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地方政府因为财力不足，而把教育、医疗等公益事业当作财政袍袱，采取了一种“甩掉算了”的态度。“甩包袱”，甚至被推崇为一种改革与创新。这种“改革”也不是“六亲不认”，而是所谓“给政策”，在减少财政拨款的同时，允许学校、医院创收。后来，就出现了教育乱收费，医院“为人民币服务”。
　　对于这一段“改革”，我们不妨采取理解与同情的态度。当年政府财政差钱，而国家百废待举，国企脱困要钱，基础设施建设要钱，降低“社会福利水平”就在所难免。要上学，家长就得自掏腰包；要提高医疗水平，病人就得“凑份子”。但对于“给政策”造成的负责影响，也要正视和重视。“给政策”带来某种程度的“自负盈亏”，变成自筹资金盖楼，自筹资金分房，自筹奖金甚至工资。在很多医院，医生开一个处方拿一份提成，类似于农民工的“计件工资”。
　　现在，我们有了三个觉醒：一是人的道德觉醒，觉得再这样干下去不行了；二是权利的觉醒，大家一致认为，作为公民应当享受一些公共产品和服务；三是政府责任的觉醒，政府认识到自己应当办一些公益事业。更重要的是，现在政府财政逐年丰盈，钱多好办事，可以回应民众合理的权利主张了。
　　对于教育、医疗从业者的“良心”，当然要采取治病救人的措施，反思、批评和自我批评都应该用上。但作为前提，教育与医疗从业者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好的体制平台，让大多数人向善。也就是明确教育、医疗为国家举办的公益事业，给予这些行业以经费保障，把从业者从拿“计件工资”的境遇中解脱出来，也不允许他们再拿“计件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