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2010年一套黄金时间开年大片《奠基者》原著——
长篇报告文学《部长与国家》连载
第六章(4)
何建明
有一次张文彬在余秋里面前吹牛,说那天他和李敬等人下基层检查工作,半路他见草丛里有一处什么东西在蠕动,便立即让司机停车。然后端起59式步枪,推上子弹,扣动板机,“砰——”一声枪响,那草丛里蠕动的东西不再动了。李敬刚要奔过去,嚯地草丛里飞出一群大鸟,“扑哒扑哒”地飞上天空。
“砰!砰!”又是几声枪响,那鸟儿应声落地。
李敬喜得手舞足蹈:“老政委!老政委你的枪法不减当年啊!”他手里拖着几只血淋淋的鸟儿,其中一只有十几斤重。
张文彬没有吹牛,他的枪法确实不错。
余秋里和康世恩都不服,说论打枪你张文彬还嫩着点。官大一级压死人,张文彬笑着不跟他们争,便说:好,二位部长。我们正好要成立一个狩猎队,你们谁任队长吧?
康世恩笑着看看余秋里,谦逊地:要跟余部长比我还差点儿劲,我视力不如他。
余秋里一本正经地:你老康别不服!你摘了眼镜也不如我嘛!
众人听了哈哈大笑,说康部长摘了眼镜就成瞎子了!
余秋里回过神,笑得比谁都开心。
独臂将军在北大荒上竟然当了回“狩猎队长”。余秋里对张文彬的安排和康世恩的谦让十分满意。除了抽烟,怕狩猎是他余秋里最感兴趣的爱好了。人家枪法准嘛!俗话说“独眼龙”胜过千只眼,他独臂举枪就是比两只手瞄得准嘛!这叫“精力集中”。
“打!”独臂伸出,子弹“砰砰”出膛,再飞跑的猛兽鸟鸨也无处藏身。
吉普车在草原上飞奔,野山鸡、野兔子,还有野狍子,不是累倒,就是累死。不是中弹,就是断头穿胸。。。。。。不要说我们的将军凶残手狠,那会儿《人民日报》在头版还发过《开展冬季狩猎》的社论呢!全国饥荒,别再装斯文了!此一时彼一时嘛!
打了几十年仗,可解放后就没有正经玩过几回真枪。余秋里这回真有些过了瘾,不过最高兴的还是会战的职工们。每一次狩猎队载着满车“战利品”归队时,各食堂就会热闹好一阵,大伙儿的嘴巴上也多了些油腥味。
北京急电:令余秋里速回开会。
中央会议。北边的“老苏”一步逼一步,毛泽东和中南海的领导们终于愤怒至极:中苏要正式摊牌了。习惯于把中央工作会议搬到外地开的毛泽东,这回一改主意:会议就在北京召开。1961年的此次会议,从5月21日一直开到6月12日。除了研究中苏关系的对策外重点讨论了毛泽东提出的四个问题:调查研究、群众路线、平调的物资退赔和平反问题。工业问题是在最后讨论的。
毛泽东在此次会上心情既沉重又有些对自己错误的认识和释放:“今年的形势跟过去大不相同。现在同志们解放思想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呢?一个客观原因,就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零这两年碰了钉子。有人说‘碰得头破血流‘我看大家的头也没有流血,这无非是个比喻,吃了苦头就是了。”毛泽东在此次会议上,还作了一个重要的指示:“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见《毛泽东传》第1165页)。
会议还没有开完,会战前线又叫急的电话一个接一个。这是怎么回事?不是浮肿病消灭得差不多了嘛?
余秋里真着急了。康世恩和张文彬报告说:黑龙江省来电说,储备粮仓库见底了,原来供应的粮食供应要断一个月。六、七、八三个月只能有两个月的粮食供应。
“我们种的东西接得上吗?”
“不行。至少得到深秋才有收成。”康世恩、张文彬那边回答说。
余秋里直抓毛发:这可怎么弄!一个月没吃的,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更可怕的还在后面。康、张报告,说这些天擅自离队离岗的人跟前几个月患浮肿病的人一样多,足有五六千人了!
“什么?他们又要当逃兵啦?”余秋里跳了起来。“老、老康你听着,马上召开电话会议!我要再次强调:任何时候,我们不许任何人离开会战!不许有人当逃兵!喂喂,老康你听见没有?”
“。。。。。。”那边没有声音。
“老康!老康——!”余秋里的喊声震得石油部大楼全都听得一清二楚。
“老康”终于说话了,声音小得很,完全是一副无能为力的姿态:“我马上去执行,可是。。。。。。”
“可是什么?没有可是的!会战队伍不能散!决不能!”余秋里火冒何止三丈。
这这,这老康他们也信心不足了啊?!
不行。我得去!我得去前线!余秋里火速星夜再度赶到前线。
这回他是不是真的要架起机枪上萨尔图、安达火车站去挡“逃兵”呀?石油部机关的干部和前线会战指挥部的领导们都在捏把汗。
将军从吉普车上下来时,那颗硕大的头颅光亮光亮——看得出,是离开北京时新剃的。
本来一只“嗖嗖”生风的空袖子就已经够吓人的了,这回又加了个光脑壳,到哪儿都是一闪一闪的,像道雷电,像把利剑,让人平添几份生畏。
阿弥陀佛。将军没有带机枪,也没有带手枪,而是带了毛泽东刚刚在中央会议上下达的四个字:调查研究。
“大家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作些调查,看看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为什么有这么多离队的人?他们离队后到哪儿去了?回来怎么办?不回来怎么办?留下的同志怎么办?下一步工作又怎么办?眼下又怎么办?。。。。。。”
将军留下一连串“为什么”“怎么办?”,让干部们一个个回答。
干部们被问得大汗淋淋,并不亚于挨子弹那么难受。
在之前,余秋里有过公开在大会上讲的大庆会战“不许上、不许下”的话,而在与康世恩、张文彬等领导之间的电话中则确实也有过“谁要当逃兵,我就在火车站架着机枪挡他回去”的话,跟随他的秘书李晔同志(后任胜利油田指挥、党委书记,山东省人大副主任)也向我证实了此事。现在逃兵真的有了,且非常严重——我从已掌握的历史资料中获悉,最严重时擅自离开会战前线的总人数高达五六千,等于十分之一左右的兵员!
“有些单位甚至超过这个比例。”有单位汇报。
“王进喜的队也跑了不少人。”
余秋里的眼睛竖了起来。说:“我要上铁人那里去看看。”
吉普车开到英雄的1205钻井队。
王进喜一看部长来了,忙气喘嘘嘘地从井台上下来迎接,可是一向风风火火、走路疾如飞的他,这回变得步子异常缓慢。。。。。。
“老铁,你是不是也得了浮肿呀?”余秋里觉得王进喜不对头——王铁人出名了,余秋里他们慢慢不叫他名字了,干脆叫“老铁”。
王进喜不好意思地:“没有没有,就是浑身没劲。”
余秋里稍稍缓了一口气:“没病就好。得注意哪!生产又那么紧张。。。。。。”
“部长放心,我们队上这个月的任务又提前完成了。”王进喜以为部长又来检查生产进程的,便要报功。
余秋里抬起右手,往前一挥:“今天我来不是听你汇报生产进程的。我要看看你们的生活情况和人员战斗力。”
一听这,王进喜的脸色出现苦色。因为他手下的四个班长全都得了浮肿,而且还在坚持一线工作。不过,他嘴上说:“没事部长。就因为他们太‘富’了,所以才长得胖。”王进喜想给部长一点喜事。早在玉门时,余秋里头一回与王进喜见面,就曾说过:“进喜进喜,这个名字好啊,你也给我们的石油工业进点喜吧。”这不,王进喜今天还是想给肩上压着比泰山还要重的部长一点喜。
四个班长的名字真巧,都有个“富”字:王作富,马万富,樊玉富和王德富。
余秋里看着浮肿非常严重的四个“富”班长,挨个跟他们握手,但这回王进喜的话没能让他脸上有丝毫的笑意。他的眼睛落在工人床头的那些酱油瓶上:“每人一个酱油瓶,干啥用?”
王进喜如实报告:“大伙儿吃不饱,就买酱油充点开水填填肚子。。。。。。”
余秋里长叹一声,对在场的工人们说:“实在累了饿了,就要注意劳逸结合。老铁你要给大家合理安排好。”
“行。我一定照办。”
出“干打垒”,王进喜扯了一下余秋里的右胳膊:“部长,我知道你也是天天跟我们一样吃野菜团子。今天你就留在我这儿吃顿饭吧!”
余秋里侧过头,笑问:“你有啥新名堂么?”
“不是新名堂。是我听说你要来,就派人上老乡家买了头老母猪。中午我们杀了它改善一下伙食。”王进喜以为今天要吧“拍”一下部长,哪知碰了一鼻子灰。
“老铁啊,你赶快给人家退回去!”余秋里皱着眉头有些恨铁不成钢的神情,声色俱厉地:“你是英雄,怎么能这样呢?吃人家的老母猪,你也太狠心了嘛!”
王进喜两眼巴睁巴睁了半天,伸长着脖子,非常不解地问:“那你不吃了?把母猪退了?”
“退!马上就去退!”余秋里的声音提高了一倍,吼道:“你们这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坏行为!王进喜啊王进喜,你是不是英雄我今天不管,但你这种行为我要记你一账,记你一辈子!”说完,那只空袖子重重一甩,上了吉普车。。。。。。
英雄王进喜这回成了“狗熊”一个,耷拉着脑袋,站在原地好一会儿。他心想,我要是把前几天自作主张将井上的“落地油”偷偷拿出去给大伙儿换了吃的事说出来,我王进喜这辈子可真的就完蛋了呀。
“队长,这部长真是凶啊!”有职工走到王进喜身边,轻声说道。
王进喜气不打一处出:“什么凶不凶?部长说的在理!赶快把老母猪退了!”
经过几天调查,余秋里的心头装满了许多他在北京根本想像不到的事:
有一队,四十多名钻工中,跑了近一半。而且跑的人中党员团员的为数不少,甚至连副队长和指导员都带头跑;油建指挥部的一名藏族工人,身高马大,平时干活力气大,可就因为吃不饱。该职工就把队上的东西拿出去换东西吃,队长知道后狠狠在会上批评,让他罚站。这藏族职工第二天就再没见人影。有位钻工带着自己积蓄的20块钱偷偷跑到附近的小镇上想换点东西吃,于是有位老乡拎着一个麻袋,说我有一只兔子可以卖给你。一阵讨价还价后,最后那钻工交了20块钱,拎回了那只口袋。回到队上,他得意地当着指导员等打开口袋,说我们今天有好吃的了。哪知口袋打开,那“兔子”噌地窜走了。指导员等人说,那哪是兔子嘛,是只野猫呀!白花了20块冤枉钱的职工为这哭得好不伤心。第二天,队上的人再没见他。。。。。。采油队为了防止职工跑了,发动党员干部,实行“一盯一”的严密看管制度。这一夜老孙等几个干部暗中盯住三个有逃跑苗头的职工,白天不用说,想跑也跑不掉。晚上下班后,几个党员干部轮流值班,直到想逃跑的人都“呼呼”睡下了才能歇一歇。第二天该上班了,可这几名职工怎么还睡在炕上呀?干部们揭开高高隆起的被子一看:哪儿有人呀!是几件衣服伪装的!又是一群人跑了。。。。。。
唉,跑就跑吧。可跑掉的也有回来的。
你瞧,这人是回来了,但他是被公安人员押回来的。一问,人家公安局的同志还是四川来的呢!原来这个被押回来的工人逃到了老家四川,可他刚从成都火车站下来,就被公安人员逮住了。他叫喊着问为什么抓他。人家公安人员说:你肯定是越狱的劳监犯,不抓你抓谁?那工人连忙掏出自己的工作证,说我们石油工人,在黑龙江搞会战呢!怎么回是劳监犯嘛?你们抓错人了。公安局的人看看工作证,又看看这位满身油乎乎的、头发又长、又身穿胸前别着“农垦”两字的杠杠服棉衣。就给了那工人一拳:说你别再装葱了,拿伪造的证件想隐瞒你越狱劳监犯的身份?休想!那时大庆油田没有对外宣传,为了保密需要,油田职工对外都叫“农垦”战士,他们穿的衣服上也都标着“农垦”字样。外界的人哪知道这些?他们知道只有“吃官司”的人才去“农垦”改造的。所以,这位四川籍石油会战逃兵就这样被当作越狱劳监犯抓了起来。他算运气的,当地公安局非常认真地把他带回大庆进行核证。但核证后,他回到单位还是哭得死去活来,说什么也要回老家,说你们看到了没有,我们当石油工人的饿死累死在这儿先不说,人家竟然还把老子当越狱劳改犯。要不就叫我们是“叫化子”,其实我们连“叫化子”都不如。。。。。这人这么一说,在职工中影响极坏。后来他又偷跑了,并且还带走了两个四川籍职工。
据我在大庆采访当年的老同志回忆,说像这种情况还不止一个。有人逃跑后,被地方公安局当越狱劳改犯抓起来甚至关了几个月的都有。。。。。。
恐怖。
余秋里的队伍现在就是这个样。怎么办?景况就是如此刻不容缓!
漏雨的“干打垒”里,独臂将军办公室内的灯,彻夜长明。会战领导小组的成员聚集在最高指挥官那儿,急商当务之急。
“这次擅自离岗的人员中多数是转业军人。”烟雾缭绕中,康世恩吸着烟蒂,长叹短气地说着。
“嗯?”余秋里的眉睫猛地一挑:“有这方面的统计?”
张文彬连咳了几声后说:“有,有有。康副部长说的没错。跑的人中转业兵占多数,也是营团干部的。”为了缓和一下气氛,他后面添了一句:“不过咱们的人中本来从部队来的就占了百分之八九十。”
余秋里的眉毛立即竖了起来:“这也是不允许的!军人就得有军人的样子,军人当逃兵,是军人的最大耻辱!耻辱——!”一个接一个的拳头砸在桌子上,杯子和墨水瓶“哗啦”地倒在一地。工作人员进来帮着收拾,被余秋里赶了出来:“出去出去!我们要开会呢!”
空袖子甩得屋顶上挂着的那盏灯炮直晃动。康世恩和张文彬相视了一眼,默不作声。
会战的指挥官们,从部长余秋里,到康世恩、唐克、张文彬。。。。。。他们都是军人出身,而且是身经百战的军人。他们自然知道自己的队伍里出现数以千计的逃兵将意味着什么。
“逃兵”最严重的群体却是那些当过兵的转业军人。就队伍而言,什么问题最可怕?兵变!
一个国家的兵变,能让政权颠覆。
一支队伍的兵变,足可全军覆灭。
余秋里惊愕不已。这是怎么回事?作为军人,作为将军,作为指挥会战千军万马的部长,他怎么能容忍有这等事出现?而在他从军几十年的生涯中,他的部队都是指向那里就杀向那里的“硬骨头六连”式的钢铁队伍,他们从来都是战无不胜、所向披靡,绝不含糊的勇士,从来都是宁可抛头颅洒热血也决不向敌人和任何困难低头的。然而现在,他的队伍里竟然有十分之一之多的逃兵。这能不让他火气冲天吗?
我不止一次听人说,余秋里发起脾气来大为雷霆万钧之势和一片粗暴的“杀气腾腾”。但当我后来了解、熟悉他越来越多后,说句心里话,我真的特别喜欢他的这种骂声和杀气。他的每一次骂、每一次发脾气,都那么淋漓尽致,痛快惬意!因为这不仅让我总想起巴顿将军的形象,想起拿破伦的风度,而且余秋里的骂里有潜台词,比如他听说有人从会战前线逃跑,他说要在火车站架机枪把人挡回去。这话的潜台词其实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战不能停下来,停下来就会前功尽弃,对国家损失太大!退,就是对人民、对国家的犯罪!听听,那是多么明确的革命目标!几乎每一次他的大发雷霆,都会让他的人格得到一次最完美的表现。而这中间漾溢出的是冲天豪壮的革命意志、坚定不移的革命信仰和义无反顾为共产主义事业甘心鞠躬尽瘁的革命灵魂。
其实,许多人都向我证明:余秋里对干部严,严到可以真的如果你办砸了事,他会用拳头打到你脸上——我还没有证实有过此类事发生,但他把你骂得狗血喷的事是经常的。就连康世恩也并没有少挨“不打肥皂刮胡子”的命运。但他从不批评普通群众和职工,相反在群众和普通职工面前一副菩萨心。我同样还证实了一点:余秋里虽然脾气特大,可他从不无怨无辜地冲人发火,只有那些他认为不可容忍的错误和缺点时他会大发雷霆,意在让你记得刻骨铭心,再不重犯。他的性格以及他的全部喜怒哀乐,如果一定要用原则来作出判别的话,那便是:为人民办好事的,有利于实现奋斗目标的,对国家和党的事业有好处的,他会竭力主张和为之呐喊、为之振臂、为之叫好、为之鼓励。反之,他会迎头痛击,毫不留情,甚至不惜与之坚决、无情地斗争到底。再有一条是:如果不是为公的事、为公的利益,你想从他那儿得到点恩惠或好处——门都没有!
余秋里便是如此一位透体的人,纯粹的人——透体的革命者,纯粹的共产党信徒。他的优点和缺点,都在这种透体和纯粹中显现。
现在——是会战面临最最关键的存亡时刻。俗话说,兵败如山倒。逃兵现象如此严重,意味着全线军心出现大动摇、大混乱。此时此刻,稳定队伍成了当务之急。
为什么出现逃兵?为什么出现严重的逃兵?
困难。饥饿。超强度的劳动。这既是当时国之情,也有大庆石油会战这一特殊条件下所产生种种因素。一句话:是现实,一样都绕不过去。面对,是唯一出路。
然而面对谈何容易?
战场上出现逃兵是因为生与死的考验让一些意志簿弱、畏惧死亡的人感到了恐惧而作出了另一种与战斗要求相背道而驰的选择。现在,大庆会战虽然不是战争,但死亡和困苦并不比硝烟下的战争对生命的考验弱什么。而有些特殊因素甚至比战争更复杂和严酷。比如家属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一二再、再二三的拉后腿;比如不同职业之间的攀比而造成的心理差异;比如不合理不平等的待遇也会让一些人感到失落,等等。总之,在如此一场特殊的和平建设伟大战役中,步调一致、统一行动、冲锋陷阵、战无不胜的军事作风,毫无疑问是必需和重要的提前下,和风细雨的、体贴入微的思想工作和切实解开其心头疙瘩的政工艺术将是同等重要。
一句话:走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
这绝对不是空话。空话成不了经典的箴言,更成不为指导推动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的马克思主义。
如果说,余秋里与其他共和国开国将帅们有哪点区别的话,那么便是他对上面的这些道理精通又娴熟,并且有一套自己特色的被无数实践证明是非常管用的化险为、取之有道、用之有方的办法。
这不,他的这些十八般“看家本领”在会战面临生死存亡的节骨眼上现出威力和实效了:
“我听说还有个队上一群退伍兵围攻党委书记?”雷霆之后,余秋里叼着烟,两眼盯着张文彬问。
“有。但后来平息了。”张文彬说。
“噢?你说说怎么回事?”
于是张文彬从头道来:这几年新来的三万多名退伍兵,他们从部队下来之前都以为上石油战线来是到了现代化企业,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没想到一下火车看到的是一片荒凉的大草原,连房子都要自己搭。许多同志的思想就开始波动。有人对我反映过,说在离开部队时,首长们在动员时这么对他们说,你们去参加石油会战,到哈尔滨地区——我们为了保密需要对外也是一直这样说的。退伍兵们就觉得有种受欺骗的感觉。这不,来一年多日子里,干的活比打仗还累,有人说上甘岭战役苦,可也就苦几十天,这儿可好,没个尽头了。工程指挥部四中队183名职工中,大部分是退伍兵,也有转业军官。其中有83人思想不稳定,18人坚决申请退职,还有20人在犹豫观望。有个退伍3个月中,家里来了42封信和电报,催他回老家,说宁可种地当农民,也不当这石油工人了。有的退伍兵家属来信,说再不退职工,就离婚。对象吹的更多了。在这种情况下,退伍兵中跑的也就多了。刚才说的一群退伍兵围攻党委书记的事发生在油建指挥部供应中队。有几十个退伍兵前些日子围住党委书记,先让他看满屋子他们贴的大字报和打油诗,写得都是凄凄惨惨的。他们随后一连党委书记问了四五十个为什么?党委书记后来说话了,问你们是不是今天让我来回答问题的呀?退伍兵们便说是啊,你回答我们在这儿这么苦怎么办?那党委书记就说,我也是从部队里转业到石油战线来的,过去我们在西北地区工作也不比这儿强多少。党号召我们脱下军装到石油战线来,就是因为我们国家一穷二白,人民吃不饱饭,穿不暖衣服,帝国主义和北边的赫鲁晓夫还欺负我们,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一直梦想着反攻大陆。我们眼下不这么艰苦干不行呀!退伍兵中有人嚷着,说你说话当然轻松,因为你是首长,你哪晓得我们当工人的苦处?党委书记就说,我怎么不知道你们的苦处?我是首长,可我也整天跟大伙儿一样没日没夜的在工作。不信我们试试谁的手腕劲大。退伍兵中挑出一个力气最大的跟那党委书记比赛了,结果书记赢了,退伍兵们只好服输。但思想上仍有疙瘩。那党委书记就说,我过去跟你们一样当工人。而且是一当就是七八年,后来才当了干部。这书记开始跟退伍兵们讲自己的身世,讲在旧社会自己如何如何的被地主压迫,解放后在石油战线如何如何的被领导和队伍看重,如何如何的扬眉吐气。讲得退伍兵们感动得掉眼泪,当场就有几个原先想退职的人说一定要珍惜人民当家作主的好时代,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这个党委书记有觉悟。”这回余秋里的脸上露出了笑意——这是他此次松辽之行的第一真正的笑容。“老康,文彬同志,我看应该在我们的会战队伍里进行忆苦思甜教育,让职工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想明白了今天我们在这儿吃苦是为了什么?”
“我赞同。这比多打少打几口井要重要都多。”康世恩这两三年跟着余秋里,已经学到了很多政治工作的经验。
张文彬自然更不用说了,在石油师之前他便是军队的师政治委员,政工一套最熟悉。“好,过去部队越在最困难的时候,进行忆苦思甜教育就能激发大家的革命斗志和革命热情。我建议立即请会战指挥部政治部起草一份‘开展忆苦思甜教育的决定’。”
吴星峰马接过话:“明天我们就把文件写出来,余部长过目后马上发出去。”
余秋里点点头,说:“教育肯定是要搞的。眼下大家饥肚子是最根本的现实问题。所以我们作为领导会战的决策者,还要更多地从解决目前队伍的困境着手想出路。这是头等的政治思想工作,也可以说是头等的政治任务。”
康世恩和张文彬等将目光随余秋里走动的身体而移动着,并开动起脑子。
“现在不是天上飞的没了,地上跑的也少了,水中游的基本也差不多了。。。。。剩下的我看也就是唯一还能解决些问题的就是挖野菜了。这北大荒毕竟还是个大草原,我看我们靠谁现在都不行,只靠自己了,靠自己在自己的地盘上想法子了!挖野菜,像当年我们在长征过雪山草地时那样。我也不信会绝命我千军万马于这荒原之上!不是听说有单位的同志一天上草原挖了一百多斤野菜嘛?这能吃几天?我看这就是出路!”
康世恩说得更具体:“眼下最现实的度荒办法,就是大挖野菜。每人每天吃3斤野菜,当命令执行。同时,到外地去捕鱼,采松子。每天实行‘两稀一干’:早、晚吃稀饭、野菜汤,中午吃一顿野菜加粮食做的菜团子。”这话从一个石油专家和会战总指挥嘴里说出来的,听后你该感到大庆会战的艰苦程度了吧?捕鱼的人后来最远的到过最北端的黑龙江,采松子的到过大兴安岭。至于挖野菜的嘛,那么大的松辽草原上如果再挖不到,其它地方肯定也不会有了。
张文彬落实得更细致:“各个施工单位,要包片包地出去挖野菜,尽量多挖。如果本单位吃不完,必须把数量汇报上来,我们再进行统一调配。每个机关干部除工作外,必须每天挖三斤以上野菜。野菜主要挖车前子、野韭菜、黄花菜等。各食堂在进行野菜和食品做作上,应采取将野菜掺入小米和其他杂粮里,做成糊糊或菜饼子,平均每人一天吃1。1斤。这样每天每人可以节省2两粮食。。。。。”
余秋里后来回忆说:“当时听了他们说这些话时,我心里沉甸甸的,可除了这,我还能说什么呢?”
张文彬则另有回忆:在最困难的时候,青海石油局参加会战的一名负责人,因为工作忙,挖野菜的任务没完成,便只好吃“观音土”。那“观音土”样子挺清爽,但绝对不能多吃,弄不好会要了人的命。我知道后赶紧找这位干部,劝他千万别再吃了。另一个队的指导员反映,说他见一名青工上班时钻到了机台旁的野地半天才回来,问他干什么去了,那青工说是拉屎去了。指导员感到蹊饶,拉屎要那么长时间嘛!便到野地里转达了圈,也找到了屎堆。可令他震惊的是,那青工拉的屎跟牛粪毫无区别——尽是没有消化完的草料。
“那会儿,我们的粪便都是这个样。当地有的农民专捡我们石油人的粪便回去晒干后柴火烧。。。。。。”有位“老会战”对我说。
正如康世恩的所言:无论吃野菜怎么结果,而当时大挖野菜是唯一能帮助几万会战将士们度过困难的最佳出路。有趣的是,在“大挖野菜”的群众性抗饥饿斗争中,还出了不少现在的人觉得很可笑的事,其中之一有则“野菜司令”的任命。
当时在会战前线的党委书记、副书记们都担起了抓生活的重任,什么“打猎队队长”、“打鱼队队长”,有名份有任免,规章得很。采油指挥部党委副书记李光明因为有一天从泰康镇返回萨尔图的路上,经银浪以西的草原时突然发现了一片黄花地,其面积之大,简直能用“一望无边”来形容。“好消息嘛!老李,我跟余、康部长招呼了,就任命你为‘野菜司令’,你带上三百个人,好好干它一仗!”正在为上哪儿“大挖野菜”的张文彬拍拍李光明的肩膀,一纸口头任命就落到了这位采油指挥部党委副书记身上。李光明接受任务后立即着手组建“野菜部队”,并且按每二三十个人为一个中队及一人一天一百斤的任务,自带粮食和行李,雄纠纠气昂昂地整队出发。驻扎在大草原上的“野菜部队”完全是军事化的正规行动,他们采取的也是非常专业的“阵地战”法则——几百人排成一线,目标是生长茂盛的野菜腹地。只是武器显得低劣和简单,或麻袋,或干脆是身上脱下的衣服,不过这对收拾野菜之类这样的敌人,此类武器足矣。“战况”煞是好看:长长的队伍,在辽宽而平展的草滩上不停地向前蠕动,如蚕食桑,所经之处,原为一片金黄色花地,转眼变青变绿。。。。。
月里来好风光,
遍地黄花分外香;
摘来黄花保会战,
吃饱肚子打井忙。。。。。。
歌声、笑声荡漾在大草原上,这是那个困难岁月少有的一景。李光明的“野菜司令”虽然仅当了一个星期,他的“野菜部队”也在完成那片十万斤的黄花采摘任务后解散了,但李光明的“野菜司令”被人叫了一辈子——这也是他一生中引以为自豪的唯一一次有过“司令”头衔的正式称谓。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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