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改已死，政改必兴”！
——系列访谈之五
按语：
针对“经改已死，政改必兴”这个问题，在安先生回答了我提出的一系列疑问。我们选取了在安先生答“经改已死，政改必兴”系列访谈的第五部分，并以《怎样避免应当先富起来的劳动者陷于贫困》为题目在这里发表，供大家参阅。
子佑 2010-4-16
怎样避免应当先富起来的劳动者陷于贫困
——就“经改已死，政改必兴”问题答子佑先生问之五
（王在安 2010－3－31）
子佑：
马克思提出的工人阶级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规律，没有发生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却发生在了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中国，这的确是一种羞耻和悲剧！执政党提出改革开放就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人理应是包括农民工在内的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群众，但是与党政官员们相比，他们却处于相对贫困之中，甚至绝对贫困之中，你认为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
王在安：
对于邓小平当年提出来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经济改革政策，我的理解，就是要让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者首先富起来，先于党政官员富起来，至少不要陷入相对贫困的状态，更不能陷入绝对贫困的状态。而现在的情况相反，随着中国经济改革推动的社会财富的增长，应当先富起来的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者不仅没有先富起来，而且有相当多的人还陷入了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境地——买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死不起人！
“让创造财富的人先富起来”这个问题，在实行宪政民主政体的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一个经济问题，可以用经济政策手段去解决；在我们中国，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了，而是一个典型的政治问题。很多经济问题是可以用经济手段去解决的，而相当多的政治问题却无法用经济手段去解决，只能用政治手段去解决。
为什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问题在中国变成政治问题了呢？为什么不能通过经济改革，用经济改革和经济政策手段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因为在我们中国，“经济改革已经死亡”了。“经改已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经济改革已经被异化为官场普遍腐败、贫富恶性悬殊、社会严重不公正了，于是许多经济问题已经不可能通过经济改革去解决了，已经转变为政治问题了，必须通过政治改革才有可能解决这些问题。
子佑：
你强调“经改已死，政改必兴”，从理论角度来说，依据是什么呢？
王在安：
从经济改革的理论角度来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有两个动力源，一个是民，一个是官。这两个动力源的动力大小和方向是不一样的。官方的改革诉求是有限的，被动的；民众的改革诉求是彻底的，主动的；官方的改革诉求是畸形的，是在追求权贵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向民众归还释放有限的经济自由权利的改革；民众的改革诉求正好相反，追求的是限制和最终取消权贵们的经济垄断利益特权，争取完全的宪法赋予公民的经济自由平等权利。
况且，对于经济改革这件事情来说，中国的国情是：动力在民，权力在官。只有当民众有动力，官方也有动力时，改革才能前进；而当官方的改革动力释放完毕了的时候，民众的改革动力再大，改革也无法推进。因为这时相对于民众的改革动力来说，垄断改革决策权力的官方权贵集团已经成为继续深化经济改革的阻力了。最近几年的事实表明，官方权贵集团已经完全丧失了改革的动力，成为改革的阻力了，全国各地发生的“国进民退”的倒行逆施事件，就是官方完全丧失改革动力的一个典型表现。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的“经改已死”！要想继续深化中国的“经济改革”，只有靠“政治改革”开辟前进道路了。
子佑：
“应当先富起来的社会财富创造者却陷于贫困之中”，这个中国经济改革中发生的现实问题，说明了什么？它是不是说明“经改已死，政改必兴”的一个实例呢？
王在安：
从经济改革的实践角度来说，要想解决“应当先富起来的社会财富创造者却陷于贫困之中”这个问题，首要的经济改革方案和政策是改变现行的国民财富初次分配的结构，提升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者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什么是国民财富的初次分配呢？就是国民收入或GDP在直接创造财富的劳动者、政府和企业或资本家之间的分配。在初次分配中，创造财富的劳动者得到的是工资，企业或资本家得到的是利润，国家得到的税金和各种行政性收费。在进行初次分配时，国民财富的总量是一定的，要想提升劳动者的收入比重，就必须减少企业的利润或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或者同时减少企业利润和政府财政收入。于是，在这项经济改革中就出现了两个问题：
一是现在党和国家提出要增加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那么党和国家能不能通过降低企业的利润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来增加工人的收入呢？显然是不可能的。
首先，这是因为企业（或资本家）的利润并不是由党和政府决定的，而是由企业相互之间的竞争决定的。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强，利润就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弱，利润就低，甚至会发生亏损。企业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既无力降低或控制采购价格，也无力控制或提升销售价格；从法律上说，上缴国家的税费更是躲不掉的；企业唯一能够调控的就是劳动者的工资。让企业或资本家牺牲利润去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是不大可能的，只有劳动者能够给公司创造出更多的利润时，企业才会提高劳动者的工资；而当企业发生经营危机，利润下降时，通常企业采取的首要措施就是降薪和裁员。这是企业经营管理的铁的规律和不变的事实！
其次，这是因为在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中，劳动者工资水平的高低，不仅取决于企业之间的竞争，而且取决于劳动者与资本家的谈判地位的变化，唯独不会取决于党和政府。如果不考虑企业的外部市场竞争，仅从企业内部博弈的角度来观察，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劳资双方谈判地位的变化的，只有劳动者的工资谈判地位提升了，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才能提高。现在，我们的执政党和政府剥夺了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劳动者建立独立工会和独立农会的基本政治权利，而官办工会不仅不可能真正发挥工人利益组织的作用，而且往往成为资方的代言认和资方利益的代理人，这就导致中国工人和劳动阶层在企业工资谈判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只能被动和无奈地接受资方的工资条件。现在执政党和政府一方面继续剥夺劳动者建立独立工会的基本政治权利，一方面称要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这不是自欺欺人又是什么呢？
所以，执政党和政府企图通过让企业减少利润来增加劳动者在国民财富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说教，必定是自欺欺人宣传说辞！
二是现在党和国家提出要增加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那么党和国家能不能通过降低国家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来增加工人的收入呢？显然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的食税者是全世界最没有弹性的食税者，或者说是最贪婪的食税者，具有无限膨胀的本性。
举个例子来说吧——在一般市场经济国家，从工资级别的角度来说，纳税人只养一个总统，而在中国则要养六大班子；从中央到基层政权机构，每个班子都在拼命发官帽子，无限膨胀。如何发官帽子膨胀呢？每个班子有正职有若干，当然其中有些是带括号的正职，副职则更多；名义上领导职务职数有限制，实际上职数无限制，这是怎么回事呢？不是职数达到名义限制数量了吗？我们就设省长助理、市长助理、县长助理；我们就设厅局级巡视员、助理巡视员；我们就设县处级调研员、县处级乡镇长和书记；昨天刚看到媒体上发布的一个消息，广西灵山县近三年来任免科局级官员1705人次，其中发放了科局级以上官帽子1172顶，记者去采访，县里官员还说这是很正常的嘛！官多了，可不仅仅是多发几个人的工资啊，这些人还要花费工作费用。这些工作费用包括什么呢？吃喝玩乐的费用是少不了的。于是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费出国的费用迅速飙升到每年超过一万亿元的规模！在这种活生生的现实状况下，有谁还会相信党和政府能够以减少国家财政收入在国民财富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而去增加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呢？更何况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只能由企业发放，根本不可能由党和政府来行使发放权啊！
我们在网络上看到中国出现了一个叫做“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组织，他们散发传单，给中央领导人写信，反对资本主义复辟，要求把劳动者的地位提高到计划经济时期。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呢？我认为，一方面，这肯定是逆历史潮流的，是注定不能得逞的；另一方面，这肯定是对中国30余年改革开放的讽刺，说明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死亡，已经异化，正在走向其反面！证据就是与毛泽东时代相比，中国30余年经济改革的最终结果，是在许多方面不仅没有任何进步，反而还发生了重大的倒退！发生了人民群众无法容忍的大倒退！
比如，毛泽东时代官员比较清廉，邓江胡时代官员贪腐前无古人，举世无双，这难道是一种社会进步吗？不论理论家怎么说教，老百姓认定这是一种无法接受的倒退！
又比如，我们执政党主办的媒体上曾经披露过这样的信息：毛泽东时代中央政治局开会，包括四人帮在内的官员都要在茶杯下压两毛钱，以示向公家付了茶叶费，只有陈永贵这位农民出身的国务院副总理不压这两毛钱，因为他为了省下这两毛钱，说自己对茶叶不习惯，只喝白开水！而现在各级官员公款吃喝每年干掉纳税人几千亿元，而且完全是合法的！不管法律专家如何说教，老百姓认定这是一种无法容忍的腐败！
我们还可以举出几十个诸如此类的“比如”。所有这些事实说明了什么呢？说明30余年来，邓江胡主导的中国经济改革虽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在许多方面不仅没有丝毫进步，反而发生了严重的极大的倒退，由此导致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甚至远远超过给人民带来过巨大灾难的毛泽东时代！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这种现象的话，那么这句话就是：“经济改革成就愈辉煌，党政官员腐败愈猖狂，社会不公矛盾愈严重，社会政治危机愈加剧”！对于邓江胡主导的中国改革来说，这究竟算是一种金牌奖章呢？还是一个死亡判决书呢？这当然不是什么奖章，而是一份对“跛脚经济改革”的死亡判决书！为什么说它是一份死亡判决书呢？因为今天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意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给曾经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毛泽东时代！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吧！中国为什么会发生否定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改革呢？难道不正是由于毛泽东时代执政党的一系列错误引起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极大不满意，才导致中国改革开放得以发生吗？那么，既然今天由邓江胡主导的经济改革开放，所造成腐败和社会不公正引发的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意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毛泽东时代，难道就不会引发中国再次发生否定邓江胡时代的新一轮的改革吗？
回答是肯定的！有所不同的是：
人民群众对毛泽东时代的不满意，所引发的是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导向的中国经济改革，邓小平们可以通过这种经济改革去化解人民群众对毛泽东时代的不满意。
而人民群众对邓江胡时代的不满意，所引发的只能是以建立宪政民主政体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因为邓江胡们已经无法利用经济改革去化解人民群众对自己的不满意了，只有通过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才有可能化解在邓江胡时代积累起来的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意。
子佑：
从你的谈话中，我理解“经改已死，政改必兴”的涵义有两个：一是在坚持“官员决定公民命运，执政党决定官员命运，领袖决定执政党的命运”政治体制60余年不变的条件下，一是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平和不公正，已经导致权贵垄断集团与广大劳动人民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二是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中断了，无法进行下去了。所以，无论是要继续深化经济改革，还是要解决邓江胡主导的经济改革所造成的官场腐败遍地，严重社会不公正等问题，都将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启动以建立宪政民主政体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那么，你认为影响新一轮中国改革的因素或力量有哪些呢？
王在安：
我认为，事实上现在有两股势力在影响着中国新一轮的大变革。
一股势力就是所谓毛泽东主义共产党为代表的社会力量。他们在社会最底层拥有相当的号召力。他们希望用有限地退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办法来解决邓江胡主导的经济改革所造成的腐败遍地，德道沦丧，严重的社会不公正问题。他们不乏有美好的主观愿望和初衷，但是客观上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所以，是注定成不了大气候的。
另一股势力就是以“林八县章”派为代表的社会力量。他们主张坚决废除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双轨制，坚持在经济上实施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在政治上实施以建立宪政民主政体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只有这样才能在中国建立起与市场化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民主政治上层建筑，从而真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谐、安定。他们坚信，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双轨制条件下，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死亡，并且日益走向其反面！只有立即启动实质性的以建立宪政民主政体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挽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的成果，才能继续深化并实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完成的任务，才能从根本上消除邓江胡“跛脚改革”所造成的腐败遍地，德道沦丧，严重的社会不公正问题，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诸如本应首先富起来的劳动者却陷于贫困之中的许多重大社会问题。
“林八县章”派的改革理念和思路，真正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和潮流，真正代表了全体中国公民的根本利益，其中不仅包括广大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群众和企业家的根本利益，而且也包括邓江胡们的根本利益，也包括在中国经济改革中形成的权贵垄断特权集团的根本利益！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无论你是谁，如果你企图阻挡这新一轮的中国重大改革潮流，必将被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必将被钉在中华民族历史的耻辱柱上！如果你顺应这新一轮的中国重大改革潮流，必将成为永垂不朽的中华民族功臣！
经改已死，政改必兴！让我们为这一天的到来而欢呼吧！
子佑：
别说了，再说我就要激动得流泪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