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压力难消，股市可能再度下跌

                                董少鹏

    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既然蓝筹股估值已经趋于合理，而股指期货推出有助于机构配置蓝筹股，大盘可能向上突破。当4月19日股市大跌之后，所谓机构要配置蓝筹股的说法不攻自破。

    而4月20日出现十字星（沪指）、4月21日出现红盘收市，一些人又以为4月19日的下跌是虚惊一场。4月22日，大盘再次下跌，各种猜测又蜂拥而出。早在前几天，就有网站开列出了所谓的“七大利空”，其中包括金融海啸第二波、房地产被调控、QFII出逃、保险公司砸盘等等。现在，“七大利空”的版本不断翻新，二套房贷认定标准根本性颠覆、农行三季度上市也列入其中。

    我不否认前述这些利空因素的影响，但之所以大盘在股指期货上市之后出现方向性转折,根本的还是前期炒作过度（参见：股指期货近期以领跌A股为主）。

    尽管我是一个坚定的多头，但同时，我也是最重视基本面的深刻变化的。我依然认为，最大的基本面变化是资本利得税开始在局部征收（参见：股票利得税为何“向一部分人先征起来”？）。对于限售股期满的个人持股者征收20%所得税，这个举动其实违背了股改时的基本政策逻辑。其必然后果是限售股的持股者届时涨也抛、跌也抛，破坏股市的稳定性。对于股市投资者（股东）优惠政策或者扶持政策的淡出，必然体现在持股稳定性上。这是第一重压力。

    第二重压力来自于宏观经济政策。 对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积极的财政政策，早有人主张退出。我是最反对轻言政策退出的，为此做了很多呼吁（参见：严防2010年货币政策“被紧缩”）。但是，一是不少影响政策制定的人士惟美联储的马首是瞻，美联储唱什么，就跟着唱什么；二是中国经济由于结构性的原因，动辄出现“过热”，导致决策极其困难，逼得政策制定者采取刹车措施。

    所以，尽管央行也受到舆论压力，迟迟不敢对加息等事宜表态，但加息的压力确实存在。这也是压制股指向上的较大因素（参见：“周小川之问”不一定是股市定心丸 ）。根据以往经验，诸如加息这样的举措，并非“表态”就等于“操作”；其间的操作规程并非完全可以透明的。所以，我认为，既然有加息的预期，则越是早加息越有利于稳定公众预期。

    再如房地产调控政策，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对于二套房的界定，对于房地产商的约束，都增强了针对性，就是严打炒房。如果达不到目的，还有加重筹码的可能。有关这一问题，我会再另文阐述。

    第三重压力来自股市自身改革。我国股市制度建设亟待加强，推出创业板、股指期货等，既是制度建设，也是改革措施。而改革之初，往往是说好话多，说坏话少。由于股市文化上的缺陷以及监管上的不足，我国股市借改革恶炒的情形屡屡出现。这次推出股指期货也是如此（参见：股指期货倒计时，概念炒作要适度）。

    我认为，多数机构不需要为了股指期货而急匆匆配置指标股。因为它们手中本来就有配置。所谓“为了股指期货而配置指标股”的说法就是炒作烟幕。我在《让股指期货为中国股市进行“价格纠偏”》中强调，股指期货主要作用是充分反映信息，使估值更真实。但我国股市的信息传导机制本身就存在不足，所以股指期货可能不能较快地发挥这个作用，而更可能被炒作。长远看，股指期货可以使市场更健康，可以催生中国股市“伟大的博弈”，但这是长期的结果，而不是眼前。所以，当前股指期货可能是作为一个炒作品种而存在，积极效应难以显现。

    第四重压力来自国际上，一是人民币汇率之争，二是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对于汇率之争，我在《汇率之争还将升级，如何影响股市》、《中国不会与美达成“卖国”汇率协议》都有阐述。而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指的是美国金融危机并未完结，像高盛公司突发丑闻，并非偶然（参见：高盛案对中国股市“期指时代”的三点警示）；美国股市目前高涨，其实并不符合常理，所以一定会调整，这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压力。

    除了上述因素，一些偶发因素也对股市心态造成扰动，比如“李莉炒股事件”、个别拟上市公司涉嫌做假欺诈事件、监管部门前高官判刑事件，也不能完全看作是孤立的事件。

    前述四大压力不解决，股指向上走的空间就有限。鉴于前期股指已有相当大的涨幅，在众多期待兑现之时，则下跌的可能性更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