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禁欲之后的放纵

    近百年来，中国经历了持续的战争与动荡，内忧外患，国弱民贫。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性的内战虽然结束了，但是一场抗美援朝战争，又让这个年轻的国家不堪重负，外债累累。随后兴起的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直至文化大革命这一系列政治运动，更使全体中国人远离了财富。越穷越革命，越革命越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人所渴望的不是权力，也不是财富，而是怎么能吃饱肚子，怎么能平安地活下去。当口粮、肉类、白糖等日常食品，以及做衣服的布料都要凭票证购买，当温饱都成为问题的时候，没人敢奢望更多的财富。同时，“狠斗私字一闪念”，那异常严肃的革命氛围也不允许人们对财富存有一丝幻想。

    当下中国人对财富的认识与追求可以说是突然降临的。在刚刚过去的三十年间，中国由短缺经济迅速转向以市场为中心的消费社会，人们突然发现了财富的诱惑和它那张牙舞爪的威力。当年，人们以革命的名义与财富决裂，与精英文化决裂。现在，当人们再次面对财富的时候，既缺少心理准备，又失去了相应的文化积累。于是，财富给人带来的就不是“心灵中的宁静感”，而是过度压抑之后的宣泄，是惊喜、是慌张、是焦虑，是长期禁欲之后的放纵。

    前几年，一篇搞笑的网文《等咱有了钱》开始在许多论坛上流传，并被人们不断改写，经久不衰。据说，它的最初版本是这样的：

    虽然工作是枯燥的，

    赚钱是辛苦的，

    但理想却是远大的。

    等咱有了钱，

    喝豆浆吃油条，

    想蘸白糖蘸白糖，

    想蘸红糖蘸红糖。

    豆浆买两碗，喝一碗，倒一碗！

 

    虽然工作是枯燥的，

    赚钱是辛苦的，

    但理想却是远大的。

    等咱有了钱，

    吃包子喝白粥，

    想蘸醋蘸醋，

    想蘸酱油蘸酱油，

    包子买俩，吃一个，扔一个！

 

    虽然工作是枯燥的，

    赚钱是辛苦的，

    但理想却是远大的。

    等咱有了钱，

    喝老酒抽香烟，

    想喝红酒喝红酒，

    想喝白酒喝白酒。

    香烟点两根，抽一根，烧一根。

    ……

    “等咱有了钱”，不知表达了当下多少人的渴望和心声，于是在这个标题下，人们按照原来的句式不断改写，下面就是其中之一：

    虽然工作是枯燥的，

    赚钱是辛苦的，

    但理想却是远大的。

    等咱有了钱，

    车买两辆,一辆我取名公交车,一辆我取名出租车，咱想打的就打的，想挤公交就挤公交。

 

­    虽然工作是枯燥的，

    赚钱是辛苦的，

    但理想却是远大的。

    等咱有了钱，

    一年休两次假，想咋玩就咋玩,第一次休半年，第二次再休半年。

 

    虽然工作是枯燥的，

    赚钱是辛苦的，

    但理想却是远大的。

    等咱有了钱，

    想上欧洲上欧洲，想去美洲去美洲，一次包两架飞机，一架座机，一架护航。

    ……

    现在，通过谷歌网站搜索“等咱有了钱”，可以查到320万多条相关内容，有好事者甚至还给它谱了曲，录了歌。虽然语气是戏谑的，文字是夸张的。但它反映的情绪却是真实的：追求财富，已经成为后革命时代最普遍的“远大理想”。追求财富的目的也是明确的，那就是尽情挥霍。对于一个穷惯了、穷怕了的民族来说，似乎只有从挥霍中才能找到财富的价值。

    艺术家陈丹青在一篇访谈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阶级消灭了，生活方式也消灭了。从前士绅有士绅的生活方式，农民有农民的生活方式，戏子有戏子的生活方式，乱党有乱党的生活方式，政客有政客的生活方式。非常具体，从穿着到谈吐举止，交往中发生问题，怎么吵架，怎么劝解，怎么推脱，怎么对簿公堂，怎么办事，怎么不办事，都有一套规矩，有声有色。

    我在上海从小就看到过资产阶级的孩子，买办的孩子，虽然财产没了，势力没了，但他们还是有自己的姿态，自己的习惯。（《陈丹青　艾未未：非艺术访谈》7页，王宝菊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1月北京第1版）

    当下的中国人都在重新面对财富，都在已经遗失的传统中重新塑造自己的“姿态”和“习惯”。虽然其中出现的一些现象令人遗憾，但这终究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个重新学习与积累的过程。

    过去，我们很小的时候有了一点钱，问从哪里来的，都会说是从父母那儿要的。几块钱的纸币，我们会放在口袋里，攒出湿漉漉的手汗。等到我们的孩子长大了，问钱从哪儿来的，他会说从家中抽屉里拿的。如今问“富二代”，钱从哪儿来的，他们会说，从卡（信用卡）里来的。钱，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而是一组数字了。这些年，关于中国“富二代”挥霍钱财的负面新闻已经太多了，也是“富二代”的家长们最大的心腹之患。

    中国没有产生试图拯救人类的耶酥，也没有产生誓要渡人脱离苦海的佛祖，甚至没有产生带领自己的民族走出苦难之地的摩西。中国的圣人与先哲们所思索的大都不是怎样“救人”，而是如何“治人”以及如何在“治于人”的境况下苟活。中国人的思维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权与利——也就是权力与财富的思维。它们不可避免地影响，甚至决定着中国人的快乐观。只有等到中国人能从容面对权力与财富，并且从中找到“心灵的宁静感”，才能真正享受它们所带来的快乐。（未完待续）

 

下篇：杨黎光·《我们为什么不快乐？》之十七 中国“知识人”的困境

 

杨黎光网站：http://www.yangl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