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揭一次痂

（我的新浪博客独家回应）

 

（上）

 

张放

 

 

有人将《山楂树之恋》作者在其博客里猛烈攻击我的话，粘贴给了我。作者会是这样一个骂街式的人,有些让人感到意外。但抛开其骂街的内容，从中看出，作者不是个有责任感的人，说得更直白些，可能更是个喜欢胡编滥造故事的写手。信手拈来，对文革不作深入的研究，只是道听途说，然后掺入很多自己想当然的情节，再经民营出版者的吹嘘，这部小说，就这样冠冕堂皇地诞生了，而且，就要在张艺谋的手里，拍成电影了。其实，开始时我并无意挑刺。只是因为看到有消息说，张艺谋准备拍摄一部以文革为题材的电影，才知道有这么一本已出版了好几年的书。于是，到新浪读书里，搜到此书。也就读了起来。我本意也是真心希望被好好地感动一把。谁会愿意看自己不喜欢的书，并且看着津津有味呢？

 

但看着看着，就感到真的不是那么回事了。尤其作为经历过部分文革的“60后”的我，对那个时代，尤其是1974年左右的年代，还有很深刻的记忆的。

 

显然，我头几篇批评文章，把作者给弄怒了，作者说我是个八卦式的人。其实，明眼人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那么，为了回应作者，我就只好继续硬着头皮，将这部小说再深入地揭个痂。但我不会无休止地揭下去，这也是我最后一篇批评此小说的文章。也算是一个回应。不过，我还是那句话，劝作者真正地坐下来，好好研究一下文革，然后再决定看自己能不能写文革类的小说。至少在写这类小说的时候，别太过瞎掰。其实张艺谋是个文革过来人，我认为，他不会同意你小说里对文革的很多地方的描写。因为那并不是事实。至少1951年出生的他，是有这个判断力的。至于他为什么要拍这类题材的电影，可能与他的“知青”情结有关吧。其他的，还得看他最后拍出一个什么样的电影来再做评论。

 

那么，我就最后再“揭点痂”，再八卦一下下，看我说的对还是不对。

 

静秋安慰说：“现在很多人都不穿做的鞋了，她们去了婆家买鞋穿就是了。”

“买的鞋哪有自己做的鞋穿着舒服？我就穿不惯球鞋，上汗，脱出来臭烘烘的。”大妈看看静秋的脚，又惊叹道，“好小的脚，这在过去就是大户人家小姐的脚了，种田人家的女孩哪有这样乖巧的脚？”

静秋听了，羞惭不已，这脚肯定是自己的“地主”爸爸传下来的，她爸爸的脚在男人中也算小的了，静秋妈妈的脚并不算小，可见妈妈那边还是劳动人民，爸爸那边才是靠剥削农民生活的，不用下田，连脚都变小了。

她很老实地坦白说：“可能这是我爸爸的遗传，我爸爸家……是地主，我思想上是跟他划清界限的，但是我的脚……”

大妈说：“地主有什么？人家命好，又会当家，才积下那些田。我们这些没田的，租人家田种，交租给人家，也是天经地义的。我就不待见那些眼红人家地主有钱，就找岔子斗人家的人。”

 

老张点评：任何一个贫农，在1974年时，都不会说出上面套红的话。即便有那个心，但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也绝对说不出口。假如说了，不成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不成为被批斗的对象都难。而为“地主”翻案的事情，轻则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入狱，重则很难想象会有什么样的结局。不用说别的，“地主有什么？人家命好，又会当家，才积下那些田。我们这些没田的，租人家田种，交租给人家，也是天经地义的”就这句话，在当时就够上“反革命言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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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他还是他们勘探总队树的标兵，因为他是自己主动要求到野外作业队来的，他本来是分在省城的总部工作的。人家放着大城市舒适的工作环境不要，到这山沟沟里来勘探，不也是个心灵美的人吗？

 

老张评论：估计作者应该是70后，从小说内容里，在在都能看得出来作者对于文革历史的认识的模糊与糊涂。甚至居然会把上世纪80年代宣传的“五讲四美三热爱”里的“心灵美”，给安到“文革”时期。写文革类小说，我以为最重要的是，不要脱离那一特定时期的特定语言环境，否则，就会出现让人看上去感到十分滑稽可笑的败笔。实际上，从很多地方可以看出，该作者在写“文革”时期小说之前，对这一时期的功课准备得很差。因此，很多地方，就完全依靠自己有限的想象力，进行没有任何依据的编造。也正由于没金刚钻，还硬“揽瓷器活儿”，结果自然是硬伤累累，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十分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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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秋赶快声明：“这鞋是为了感谢长林帮我妈弄那些核桃才做的，没有别的意思。”

隔了两天，老三拿来一大袋冰糖交给静秋，说你拿给你妈妈治病。

静秋愣住了：“你怎么知道我妈妈需要冰糖？”

 

老张评论：在“70后”和“80后”的眼中，“冰糖”这东西算不得什么，构不成什么疑问。但对于无数经历过文革的“50后”和经历了文革尾巴的“60后”来说，“冰糖”这东西，则有种很奇特的感觉：它是无数人听说过，但从来没有机会尝到过的最奢侈的东西。

 

那年月，甭说吃到一块儿冰糖，就连一般的糖块，都不是很容易吃得到的。尤其在广大农村，更是如此。所以，“四人帮”倒台后不久，政府为了向全国人民示好，竟破天荒给全国每家每户，都发了点糖块，其中有些糖块都有点变黑了。按今天指标来说，它肯定是过期糖块。但即便这样，却让无数民众心中温暖了好久，对新上台的领导产生了很好的印象。

 

但该小说作者竟不知历史状况，随随便便写道“核桃和冰糖”，那个“老三”也没回北京，就忽然间从天上变了“一大袋”而不是一块儿“冰糖”，塞给了1974年时母亲是历史反革命父亲是地主的女儿，这种可能性究竟有多大，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心里自有分说。当然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今天的无数年轻人，可能会认为我这是吹毛求疵。但无论怎么样，“冰糖”在当时的农村，是一种不可能得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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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芬见大妈不在家，也把自己谈的男朋友带回家来吃饭。静秋听大妈说过，说那男的“光长了一张脸”，不踏实，不在村里好好务农，总想跑外面做小生意，大妈和村长都不喜欢他，不让长芬跟他来往。长芬平时都是偷偷跑出去跟他约会的，现在爹妈不在家了，长芬就大摇大摆地把那张“脸”带回来了。

 

老张评论：这故事如果发生在今天，我在这里说三道四，就是在吹毛求疵。但在1974年的农村，甭说爹妈不在家，就是任何亲人不在，只要有公社在，就有组织在，而只要有组织在，就绝对不会发生“大摇大摆地把那张‘脸’带回来”的暗示性极强的生活作风问题。在毛泽东时代，“生活作风问题”是所以女人极其关注与小心对待的事情，没有什么女人会公开挑战当时社会上的男女关系的“道德底线”。“村长”（那时也不叫村长，而是叫革委会主任）不同意，则更不会“大摇大摆”地炫耀此事。假如真有这种事情，不仅“村长”要干预，他代表的组织，也会马上干预。这么招摇过市“大摇大摆搞男女关系”的女人，极可能会在接下来的某次群众运动中，遭到围攻，甚至搭上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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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他把毛线拿过来了，装在一个大包里，看上去不少。静秋从包里拿出毛线，见是红色的，不是朱红，不是玫瑰红，也不是粉红，是像“映山红”花一样的颜色。在红色中，她最喜欢这一种红，她就叫它“映山红”。

 

老张评论：毛线颜色在今天，是很多女人织毛衣时要琢磨的事情。因为有太多种颜色可供选择。但在1974年，全国才从文革高潮退下来，正酝酿新的运动。毛泽东说过，过七八年，就要再来一次群众运动。那时，全国人民的衣服颜色，就两种：蓝色与黄色，没有什么过渡色存在的空间。只有袖标为红色。毛线的颜色也如此。尤其不会出现什么“朱红”“玫瑰红”“粉红”。

 

如果作者太过缺乏基本认识，可观看去年过世的意大利著名电影人安东尼奥尼的电影《中国》。它对认识“文革”中人们穿衣（包括毛衣）的颜色的认识，会有直观的帮助作用。作者在这里大谈“过渡色”，说明文革功课没有做足，仍属于按自己主观臆断瞎编。此外，把毛衣颜色叫成“映山红”，作为一个父母都有着严重历史问题的女儿，是不敢的，也是不可思议的。当时，没人将革命故事影片《闪闪的红星》里的“映山红”用到颜色里去。那时，“映山红”一词已经专属于《闪闪的红星》，属于“盼望红军”的专有名词了。作者肯定听过刘欢演唱的《映山红》，要是没从中听到人们盼望红军早日归来的心声，只听出描写毛线颜色的声音的话，那最好有机会问一下刘欢大哥，“映山红”在文革时，能被用来形容毛线的一种颜色吗？最后还是那句话，历史反革命的女儿，不可能有胆子滥用“映山红”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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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分钱都没有，怎么会一下买这么多毛线回来？”她带点挑战性地把自家经济上的窘境说了一下，那神情仿佛在说：我家就是这么穷，怎么啦？你瞧不起？瞧不起趁早拉倒。

他站在那里，脸上是一种痛苦的表情，喃喃地说：“我没想到……我没想到……”

她觉得他在后悔上了当一样，于是嘲弄地说：“没想到吧？你没想到的事还多着呢，只怪你眼光不敏锐。不过你放心，我说话算数的，冰糖钱钢笔钱我都会还你的。我暑假出去做零工，如果一个月一天也不休息，每个月能挣36块钱，我一个月就把你的钱还清了。”

 

老张评论：这是赤裸裸的张冠李戴。（参见老张上几篇评论文章。）那时，人们只讲出身，讲“入党提干”。而不像今天这样，讲人的穷与不穷。那时全社会都一样，没有穷富之分。静秋真想跟老三有进一步发展的话，只会担心老三介意自己的出身问题，而不是穷与不穷。

 

此外，作者想当然地写道，那时候暑假打个零工，能挣36元。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哈哈哈。笑声过后，不禁悲从中来。作者幼稚到这样地步，真是先天不足。那时，全国都一样，学徒工8元，学徒工然后转正，挣38.6元。接着，就熬年头，按工龄，按国家标准，拿不同级别的工资。没有打零工，更没有一个暑假挣到36元的事情。文革之后，1977年和78年的大学生毕业，第一年挣46元工资，第二年开始挣56元，然后，就要有思想准备熬个十年二十年什么的，才能有机会再上一个工资台阶，多挣几元钱。

 

所以，“暑假出去做零活”，并且一个月靠干零活，就能挣到36元，是严重违背1974年时的历史环境的瞎编乱写。“文革”结束后，又过了近十年时间，即1984年时，这种一个月挣零工钱达到36元的事情，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农村，仍然属于“天方夜谭”。后来，这种打零工挣钱的事情，是在上世纪80年中后期，在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实践了好多年之后，首先在广东发生，并在全中国都引发震动之后，才在全国陆续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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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零工都不懂？就是在建筑工地做小工啊，在码头上拖煤啊，在教具厂刷油漆啊，在瓦楞厂糊纸盒啊，反正有什么做什么，不然怎么叫零工呢？”她有点吹嘘地说，“不是每个人都找得到零工做的，我找得到工，是因为我妈妈的一个学生家长是居委会主任，专门管这个的。”

 

老张评论：所以，紧接着的这小段文字，自然就是作者的主观臆想的结果。作者还编个“居委会主任”出来。首先不是“居委会”，这与“村长”一样，是历史名词上发生了错误。那时，都叫街道革委会主任。而且，在经历了严酷的文革群众运动之后，街道主任位置，几乎都由苦大仇深、贫雇农出身、而且自然都是“文革”积极分子所占据。这些人在准备着下一场群众运动，哪会去帮助一个父亲是“地主”、“美蒋特务”、“叛徒”，母亲有历史问题的女儿找零活！况且，那时的社会，哪有给人赚外快的零活存在的空间呢？这在当时由《青松岭》等电影已经说明：卖个山珍什么的，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干这一勾当的人，很可能就是阶级敌人。这在当时，本来就是阶级路线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甭说是找零活，还能挣到天价36元每月，就是学徒工每月8元钱的工作，也轮不到父亲是“地主”、“美蒋特务”、“叛徒”，母亲有历史问题的女儿的身上。

 

（文字字数原因，分两次发）第二部分见上一篇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