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揭一次痂

（我的新浪博客独家回应）

 

（下）

 

张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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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出去做零工了吧，真的，很危险的，把自己弄伤了，累坏了，是一辈子的事。你需要钱，我这里有，我们搞野外的，工资比较高，还有野外津贴。我有存款，你先拿去还账，以后我每个月都可以给你30到50块钱，应该够了吧？”

 

老张评论：因此，再读接下来的文字，就更加滑稽可笑了。居然有趣的是，作者调动幼稚的想象力，将“老三”描述成有存款、而且每月还能拿出30元到50元多余钱，准备养地主女儿的大款了。真让人笑得忍不住喷饭。这样描写，只说明作者对文革的认识，肤浅到十分令人惊讶的地步。先不说“老三”到底有没有每个月多余的30到50元余钱，即便他真的没有分清“阶级路线”的头脑，但每个月（注意是1974年每个月）要给与自己还没建立恋爱关系，母亲是历史反革命，父亲是“地主”、“美蒋特务”、“叛徒”的女儿30到50元巨款接济她，就已经是在扭曲历史。它的直接坏作用就是，误导今天很多只读瞎编乱写的小说的“80后”和“什么什么后”们对文革的残酷一面的认识，尽管作者自己不一定认识到这一点。

 

此外，作者可能用今天的金钱价值观进行推论，以为一个月拿30到50元，已经足够寒酸。但这只能蒙蒙这部小说的很多小读者们。（据说，这本书的很多读者都是徐静蕾式的70后们。也有些是些对文革不甚了解的“80后”们。）我可以十分负责任地向这位天真的作者报告说，作者完全是在胡说八道。

 

“30元到50”元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呢？我可以给出一个“文革”结束后1977年时的数字，供参考：“30元”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可以支撑一个大学生在大学里的全部生活费用。当时大学生多数从家里得到或25元到35元的之间的汇款。有很多人用5元钱活上个把星期，根本不是什么稀奇事情。那时，大学生如果家境实在困难，国家给一点生活补贴。像二类城市大连这样的地方，很多高校里一般分3元5元10元到15元不等。也就是说，最困难的学生，国家也不过提供不到20元的补贴。但这已经可以算是“一笔钱”了。那时，一个学徒工的工资，一个月挣8元钱。关键问题是，那时的人们，不是以“十进位”来讨论钱，而是以“元”“角”“分”来消费的。那时最大面额是10元。从1977年，再回到文革没有结束的1974年，也就更没有理由相信人们在谈钱时，是按“十进位”来说的。从1974年出版的一些书籍价格，就能窥见一斑，最贵很少有超过1元钱的，一般都是几角钱一本。从当时结婚随礼情况看，也只是3、5元的事情。一般不给随礼。只大家齐钱，给买个水壶，或者脸盆什么的，就已经不错。达到10元随礼，已经属于最亲的亲人所做出来的事情。所以，30元甚至50元，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是个十分大的数额概念。

 

至于“存款”，那更是没有人使用的词汇。经过“文革洗礼”，全国人民都一样，都月月紧巴巴地过日子，几乎没有什么闲钱。那时地主富农资本家出身的人，也在经历几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运动之后，都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没有人有什么房产，也没有什么人有什么存款，更没有人开口就要拿30元到50元去接济什么。那时，惟一有这种能力的人，只有毛泽东一人，连一国总理周恩来也没有“存款”。毛泽东于文革后期，给福建一个胆敢给他进言的中学教师寄去了300元钱，让全中国都羡慕得不得了。因为人们知道，300元，这个数字太大了。也只有毛泽东才拿得起，拿得出啊。所以，全国人民都一样，除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经济来源。那时，也没有人不劳动。更没有什么女人，尤其是出身不好的女人，年纪轻轻的，就要靠前司令员儿子的工资活着了。至于作者让老三一张口就从30元起跳，一下跳到50元，而不理会可以支撑一个大学生一个月全部生活费用中大头的20元差价，我从中看到了作者对文革历史的无知，并为其感到十分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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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秋觉得他有点阶级阵线不清，那个姓朱的是叛徒，我的妈妈怎么能像她那样呢？她赶快解释说：“我妈妈不是历史反革命，她后来就被‘解放’出来了，她又可以教书了，是那些人搞错了，我外祖父曾经参加过共产党，后来搬去另一个地方，找不到组织了，就被当成自动脱党了。解放初期，把他抓起来关进监狱，还没等到事情弄清楚，他就病死在监狱里了。但那不是我妈妈的问题---”

……

但是她也知道自己的身份，妈妈虽然是早就被“解放”出来了，又做回人民教师，但爸爸还是戴着“地主分子”的帽子的。而“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当中，“地主”是首当其冲的，是无产阶级最大的敌人。像她这样的地主子女，如果有了“作风不好”这么一个把柄，学校还不狠狠整她？整她还是小事，肯定连家里人都牵连进去了。

静秋觉得爸爸被打成“地主分子”真的是很冤枉。她爸爸很早就离开地主家庭，出去读书去了，像这样的地主子女，因为没在乡下收佃户的祖，是不应该被划成地主的。

她觉得她爸爸甚至还算得上一个进步青年，因为他在解放前一两年就从敌占区跑到解放区去了，用自己的音乐才能为解放区的人民服务，组织合唱团，宣传共产党、毛主席，在那里教大家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不知道怎么的，“*”一开始就把他揪出来了，说他跑到解放区是去替国民党当特务的，还说他教歌的时候，把“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教成“解放区的人民喝稀饭”，往解放区脸上抹黑。最后她爸爸被戴上“地主分子”帽子，赶回乡下去了。戴“地主分子”的帽子，主要是因为不能重复戴好几顶帽子，只好给他戴最重的帽子，不然的话，还要给他戴上“美蒋特务” “现行反革命”等好几顶帽子的。

 

 

老张评论：看到我给套红的文字了吧，这简直更让人哭笑不得。作者在工资上，已显幼稚也就算了，但在大问题上，也显露了可怕的无知一面，就真让人感到惶恐了。幼稚到将历史颠倒黑白的地步，居然还在博客里谩骂，真让人沮丧。

 

我且先按下她爸爸戴“地主分子”帽子，和“美蒋特务”和“现行反革命”这另两个大帽子的事情不议，先在这里给作者粘贴几段有关“文革”历史的文字，这是真人真事。故事来源，请相信，也是真实有效的。

 

 

1、  如果在文革里为别人（包括父母）“翻案”的话，会怎么样：

 

贺小秋，女，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1966 届学生，因为对父亲遭到迫害不服，自己也遭到攻击，1968 年 4 月自杀。当时年龄应为 25 岁左右。贺小秋的父亲是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应该听说过这人吧）作曲家。文革一开始， 1966 年 6 月 10 日，中共上海市委召开“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上海市长曹荻秋在动员报告中点名指控 8 名艺术家、作家、编辑和教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贺绿汀是其中之一。贺绿汀也在全国性报纸上受到点名批判攻击。教育界和艺术界都是文革规划好的重点打击对象，贺绿汀身为音乐家以及大学校长，身兼二罪，在劫难逃。

 

红卫兵运动兴起以后，贺绿汀进而遭到肉体攻击和折磨。1966 年 9 月16 日，贺绿汀及妻子姜瑞芝被该校红卫兵绑架到学校。贺绿汀被一块黑布蒙住头，被皮带抽打，直打得身上的衣服稀烂，与血水混合在一起……他们的家被抄，家里的东西都被砸碎。文革中，只有三百多人的上海音乐学院发生了17 起所谓“非正常死亡”。这些死亡就发生在这样的暴力虐待的基础上。1968 年 3 月 21 日，贺绿汀被上海当局关进正式监狱。他被关了5 年，1973 年才被释放。（注意年月，已经到了1973年，离你编的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只差一年）在这期间，他多次被押到“斗争大会”上遭到“斗争”，其中包括在电视上被“斗争”。“斗争会”开到了电视上，也算是上海对高科技的特别使用，尽管当时私人很少人有电视机，在上海之外的地方也没有电视节目播送。

 

贺绿汀被逮捕后，贺绿汀的女儿贺小秋被指控“为贺绿汀翻案”。她没有按照文革所要求的那样和父亲“划清界限”，这是当时所有父母遭到“斗争”的年轻人都必须作的。她为父亲所遭受的折磨和监禁表示了不同意的看法。那时候所谓“翻案”，仅仅就是不服判决，但是却可以被看作“现行反革命”行为。学校里准备“批斗”她，她开煤气自杀，死在厨房里面。

 

2、如果在文革里成为“反革命”的话，会怎么样：

 

顾文选，男，浙江杭州人。1956 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1957 年被划成“右派份子”并被判刑五年。1970 年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作为“反革命犯”判处死刑，1970 年 3 月 5 日被枪毙。顾文选活了 36岁。

1957 年，顾文选在北京大学的一份学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的遭遇”的文章，因此成为“右派分子”并且开始了他一连串的厄运，直至被杀。但是回头看他的一生，他所经历的却并非仅是一个人的遭遇。顾文选被杀害时，正值所谓“打击反革命运动”的高潮。这是文革中由政权机构直接逮捕、判刑和枪杀人最多的“运动”。顾文选在 1970 年 3 月 5 日被枪毙（离作者小说时间只有3年多的时间）。笔者未能找到他的死刑判决书。实际上，据笔者的调查，在文革中判刑，被判刑的人以及家属都没有收到判决书。这里能知道顾文选被处死的日子，是因为和他一起被处决的人中有遇罗克。他们都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公审大会”后被杀害的。遇罗克有一个非常支持他的家庭。他的家人记得他在 1970 年 3 月 5 日被杀害。这样才知道顾文选被害的日子。（这里也顺便告诉你，我可能比你更了解遇罗克的情况，而不是你博客里所写的那样。）

 

 

3、  如果在“文革”里成为“特务”，会怎么样：

 

高景星，1914 年生，男，武汉协和医院院长。毕业于燕京大学和协和医学院，骨科医生。1968 年因所谓“历史问题”遭到“造反派组织”的毒打，肋骨和指骨被打断，1968 年 6 月 5 日从手术室五楼平台上跳楼自杀身亡。时年 54 岁。

高景星医生的所谓“历史问题”，是 1940 年前后曾经在国民政府的军队医院中服务。文革中他被指控为“国民党区党部委员”（如果是，按照当时的政策，会被定性成“历史反革命份子）以及“潜伏下来的特务”。武汉协和医院是武汉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医学院的学生抄了高景星的家，把所有能撬开的地方都撬开检查，说要找到蒋介石给他的委任状。与高景星同属一案而被迫自杀的还有：范乐成，男，武汉医学院副院长。高景星的同学。王祥林，男，医生，在南昌一医院工作。孙明，男，南昌妇幼保健医院院长，著名妇产科医生，高景星以前的同事，朋友，曾经为高景星的妻子接生。

 

4、  如果在文革里成为“叛徒”，会怎么样：（我粘两个真人故事）

 

高仰云，1905 年生，陕西米脂人，男，天津南开大学副校长及中共党委书记。遭到残酷“斗争”，被打得皮开肉绽，1968 年 7 月 27 日投河死亡。

除了因为作为大学领导人而在文革中全数被“斗争”以外，高仰云还被指控在历史上曾经是中共“叛徒”。在&……取得政权以前，在其被政府宣布为不合法的时候，一些共产党员被捕以后，写“自首书”、“悔过书”或者取保后获得释放。文革中，这样的人被称为“叛徒”。文革中，“揪叛徒”被列为进行“对敌斗争”的一个重要项目。在文革领导人的挑动下，红卫兵学生掀起了全国性的声势浩大的“揪叛徒”行动。南开大学红卫兵在此行动中最为活跃，他们清查档案资料，组织“斗争会”，在全国的“揪叛徒”中起了重要作用。

 

龚维泰，男，1931 年生，北京大学俄语系俄语语言教研室讲师。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指控为“叛徒”，遭到“隔离审查”以及野蛮“斗争”。1968 年 11 月 7 日夜间，他被关押在北京大学第一教室楼中时，用刮脸刀片割断股动脉，血流尽而死亡。当时 37 岁，妻子正在怀孕。龚维泰自杀的时候，躺在北京大学“第一教室楼”一个房间的地铺上。“监管”他的两个学生睡在床上。他在被子下面用刮脸刀片割断股动脉，血流尽而死。整个过程中，两个“监管”人没有听到一点声响。早晨他们喝斥龚维泰为什么不起来，看到地板上的血流，掀开被子才知道他已经死亡。龚维泰的赴死的意志如此坚决，竟然没有发出一点点呻吟。这是何等可怕的故事。

 

老张评论：通过粘贴上面这几段文字，我希望在普及作者“文革”常识方面，起到启发作用。也希望这样的文字，能帮助作者认识到其小说瞎编指数有多高。那么，回头我们来看小说里的问题：显然作者是在瞎编故事。首先，在“文革”时期，是不能也不允许有人“翻案”。“翻案”者有可能会被投进监狱。因为所谓“翻案”，就是不能“划清界限”，也有可能会被最后认定为否定文革。这就是天大的罪。看看上面贺绿汀的例子，作者就应该明白，尤其作为黑五类的子女，在不一定弄清父母历史中究竟做了些什么的前提下，要“翻案”而且是公开鸣不平，结局会很悲惨。况且，小说女主人公静秋的外祖父居然还“自动脱党”。正如上面真人故事里所述，在文革中，这样的人，最有可能被认定为“叛徒”，成为敌人，遭到严惩。

 

再看静秋父亲到底是什么人？首先，他已经是“地主分子”，接下来，作者这样写道，“最后她爸爸被戴上‘地主分子’帽子，赶回乡下去了。戴‘地主分子’的帽子，主要是因为不能重复戴好几顶帽子，只好给他戴最重的帽子，不然的话，还要给他戴上‘美蒋特务’‘现行反革命’等好几顶帽子的。”

 

这里，也正是整本书中前面部分中（因为后面的我没有看完）最致命的软肋之处。首先作者认为最重的帽子是“地主分子”，其他的都没有这顶帽子重。另外，不能重复戴好几顶帽子。给作者提个醒：刘少奇就有三顶帽子。都什么来着：“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谁告诉你不能重复戴帽？另外，这个连“地主分子”帽子还戴着的人，居然还是个“美蒋特务”和“现行反革命”，后两顶按当时历史情形看，够枪毙他几个来回了。这么一个大坏蛋，他的女儿竟然不肯跟他“划清界限”？经过了多少次运动了，她怎么会成为“漏网之鱼”？另外，这小说里支撑她来到农村的主要原因，是要为某公社撰写公社史。但其父亲又是美蒋特务，又是地主分子，同时还是现行反革命，“政审”无论怎样，都绝对不会合格的人，又怎么有机会被派到农村，并为当时最受关注的宣传部门选中，执笔写农村公社史呢？让有这么严重历史问题的家庭的孩子，承担起这么重要的任务，该作者，包括张艺谋们，你们都是怎么想的呢？

 

是不是瞎编乱写，自有公论了。

 

再来看作者的无知一面。作者凭自己的感觉，认为“地富反坏右”里的“地主分子”的帽子，一定比“美蒋特务”和“现行反革命”两顶都更严重。因为作者这样幼稚地写道，“‘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当中，‘地主’是首当其冲的，是无产阶级最大的敌人，只好给他戴最重的帽子，不然的话，还要给他戴上‘美蒋特务’‘现行反革命’等好几顶帽子的。”。作者居然把“美蒋特务”和“现行反革命”都排除在外。是作者受美国文化影响太多，无论怎样也看不出当时的中国人有多痛恨美国吗？还是作者太多玩“斗地主”游戏，所以也误以为，“地主”的帽子一扣，其他的就都可以免了？包括“美蒋特务”和“现行反革命”？

 

实际上，“美蒋特务”和“现行反革命”这两种指控，在文革中，是最严重的指控！会让人很快掉脑袋。

 

我倒是替作者想了一下这个叫静秋的人在“文革”中可能的遭遇：实际上，最有可能的是，她由于不与父母“划清界限”，而被人批判，并遭到“遣返原籍”。她可能会成为贫下中农严厉看管的斗争对象。公社领导都会认为，她比黑五类子女还顽固不化，因为她不服对其父母的指控，还一直试图给父母翻案。在各种大大小小的批判会上，她将被批判，被管制，而且事后，她还不许乱说乱动，以防止她要“变天”。听上去十分老套，但却很符合历史逻辑。

 

但现在是，对“文革”历史知识了解程度基本停留在口号层面的作者，不顾1974年文革还没有结束，主要领导者还没有逝世的基本事实，居然让静秋为其父母翻了案，而且还让当地贫下中农亲口为地主翻了案。并成功地逃脱了“美蒋特务”和“现行反革命”“地主分子”子弟的严重指控，以30元到50元的经济基础，成功跨越1974年时的“文革”时期，跨越改革开放初期，进入2010年的银幕上，将对未经历文革的“70后”和“80后”，讲述一段没有任何历史根基的子虚乌有的爱情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