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攀

以往，当中央媒体就某一社会经济热点频频发言时，往往成为政策调整的先行信号。因此，当近日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媒体接连针对楼市发表时评报道之际，不少坊间人士暗自揣测，高层或许正在酝酿新一轮的调控政策。（4月7日《第一财经日报》）

老实说，新华社的房价“6连评”了无新意，其剑指的土地财政，房产交易中的投机、腐败现象等，原本就是房价时评老生常谈的问题。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是因为新华社中央级媒体的身份。有人揣测高层授意造势，酝酿新一轮的调控。在我看来，未必。

一、新华社及其他中央级媒体的声音，有国家总理温家宝对高房价多年来多场合多次的理性表达和感性斥责有力吗？二、民间对遏制高房价早已形成了浓厚的，甚至是火山欲喷的社会氛围，无需中央级媒体为房价调控造势。如果要说有什么深意，只能说明非中央级媒体长期以来关注热议的高房价问题，已经让中央级媒体也坐不住了。

舆论的情绪最终还要落在遏制房价的理性分析上。目前造成高房价的因素众多，从政府到市场，从体制到腐败，从购房者到开发商，林林总总，不是哪一篇时评可以囊括全部的，也不是哪一个政策可以药到病除的。

其实，在城市化初期，很多国家都出现过高房价，以及由此伴生的投机、暴利现象。比如，美国1900年城市化率是40%，当时也是土地价格暴涨，投机和暴利并存，地方政府被老板支配，成为“傀儡”，州立法机关中的政治分肥者“掠夺城市”。又比如，加拿大在城市化初期，城市地价随着大范围的土地投机而飙升，1913年，一位英国旅行者写到维多利亚的土地暴涨时说，地价半年时间里增长900%，等等。

有分析认为，在美国和加拿大，投机和暴利是土地价格飙升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唯一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城市化进程中人们对各类公共服务设施需求扩张，城市化要求对基础设施，诸如路桥、供水和污水处理设施、固体废物处理设施、学校、图书馆、社区服务中心、体育设施、医院和卫生设施等进行投资，从历史上看，这些公共财政支出一直困扰着地方政府。

与美国、加拿大城市化初期相比，我们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问题还要严重。因为，我们人口众多；我们的城市化率每年推进的速度更快。比如，美国1900年城市化率是40%，到2008年达到87%，期间平均每年提高0.43个百分点。而我们这些年几乎是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二十世纪，美国的人口不及一个亿。而更大的问题是，我们在实行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积累了强大的实力，而地方财政却相对弱小。由于事权和财权严重不匹配，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各种开源措施，而国家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创收中，因为缺乏制约，必然滋生腐败。

重提美国、加拿大城市化初期的高房价问题，并不是证明正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我们的高房价具有合理性。相反，他国城市化进程中曾经出现的问题，应当成为我们问诊高房价的借鉴。他们的经历，可以让我们在繁杂纷纭的高房价病症中，不至于迷失方向。如果我们只看到了高房价的表征，而没有触及高房价的制度性根源，那么无论多么感性的表达，多么理性的措施，都无助于解决高房价现实。因为，高房价最根本的原因，恰恰被我们忽视了。

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hgjj/20100407/0239769897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