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过高是时下议论的焦点。有观点说：愿打愿挨，这是市场经济。反驳者说：住房乃必需品而非一般性商品，且市场有自身的盲点，政府的调节是必要的。我同意政府发挥适当的调节作用，但是这种调节绝不应该走计划经济的路子，而在高房价的问题上，政府的大政方针有计划经济之嫌。

    房地产开发商肯定有问题，但是拿到房地产第一桶金的是地方政府，手段是卖地皮。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不搞廉租房，不为中小学校的操场无偿提供地皮。何以如此？高价卖出地皮，地方政府日子好过，是原因之一。还有另一个绝非次要的原因，是上级的GDP指标，它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完成各自的GDP，完成或超额是政绩，政绩乃升迁的资本。如果所辖地没有完成GDP指标的条件，地方官就只好想绝招。各地官员不谋而合的绝招就是卖地皮。

    经济应该跟着市场走，辅以政府的调节。如果被上级的指标牵着鼻子，便是计划经济。过去的计划指标是要产多少钢，多少粮，现在是GDP。钢和粮的指标无疑比GDP更僵硬。因为GDP借着时尚遮眼，当它取代钢和粮之时，人们似乎没有疑惑它是计划经济的回归。一般人总以为，GDP的增长意味着繁荣经济和增加就业。但是请问，如果这GDP在很大程度上是卖地皮撑起的，它怎么拉动就业，如何反映繁荣？

    美国已故经济学家奥肯35年前在其《平等与效率》中说：“集中计划型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证明它们可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但是，这种增长的效率在两个不同方面打了折扣。第一，低效率并没有降低数字上的国民生产总值，但由于缺少价格体系，无法正确指挥工厂的经理和评定他们的成绩，低效率不可避免。一个经典性例子显示出，如果一个钉子工厂的水平评定是根据钉子数量的话，厂家就会不遗余力地去生产大量的小钉子；而如果以产品重量为准绳，生产就会转向大钉子。第二点更为重要，即在这种体制下，生产依照计划人的意志运行，而消费者的偏好并不重要。”本书问世不久中国迈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就开始了。可悲的是直到今天，中国的某些政策仍然笼罩在计划经济的阴影下——上级给了指标，下级依靠达标最有效、平等与效率上都极为可怜的手段去完成。地方政府的疯狂卖地便是这一指导思想所导致的扭曲。过去的计划经济中下级捞取的是政绩，今天的GDP型计划经济阴影下的官员捞取的是政绩加货币。因为货币的刺激，卖地的甜头一旦尝到，再难回头。

    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定出GDP的指标，为什么要将之视为官员的政绩？一个官员忠诚侍奉的应该是该地健康的经济生活，而非GDP。何为GDP？帮助我们度量效绩的多个指标中的一支而已。健康发展的经济活动，并非每每反映在GDP上。但因实践中，度量和比较经济的健康与发展绝非易事，而一项指标则是傻子都能看清高下的。我们的制度建立者放弃了复杂的度量方式和晋升机制，抬高了一项指标系统。指标系统一旦坐大，新的博弈和骇人的异化便开演了。官员们不再追求健康的经济生活，乃至不惜牺牲健康的经济生活去追逐GDP。良心何在呢？不卖地就没有眩目的GDP，就是政绩不佳。制度既定，竞争惨烈，不进则退，选择何来。问题中不能说没有良心的干系，但关键是政策的毛病。

    与简单指标钩连的政绩挂帅后果严重。就像我们没有能力建立二元、多元（比如分数加推荐信）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录取依据，便只好单纯依赖分数，我们的经济生活过于强调GDP了，我们的干部升迁过于倚重以GDP为支点的政绩了。应该结束这个后患无穷的游戏规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