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太多的人问我，为何在大部队撤离时选择留守《财经》？

　　

　　现在可以回答了：因为我想把高度敏感的《再问央视大火》发表出来，而《财经》是我反复考察后确定能发此稿的唯一渠道。事实上，我还想不断地完成类似的调查报道，并将它们合法地印刷出来。

　　

　　只要稿子能发出来，我愿意背负所有的骂名。因为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一名调查记者。

　　

　　

　　

　　

　　《财经》有关央视新址大火的报道，一共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中火灾当月发表的《追问央视新址大火》组稿，成为此次突发事件最详细的报道；2009年全国“两会”前夕发表的《央视新址大火余波未了》，则将追责矛头指向了中央电视台的数名高管，不久台长易人；大火一周年，《再问央视大火》一文则将阳光引向了央视新址工程的暗室，“一个权贵小集团的生意被终结了”（对方语）。

　　

　　在我看来，再三追问央视大火是源于其公共性：一是央视作为一家垄断机构的公共性，这在近年来发生在春晚、央视名嘴身上的系列事件已有反映；二是火灾本身导致大规模疏散，并涉及公共财政。

　　

　　三组报道，步步为营，逐次突破。我参与了每一个细节，逐字起草并敲定了最后的稿样。那种分享真相的愉悦，即使日后收到死亡威胁，也没有丝毫的惧怕与动摇。

　　

　　

　　

　　一问大火元凶

　　

　　

　　2009年元宵之夜，我与室友晚饭后一起在小区放“孔明灯”，红灯往东北飘移的方向正是不远的CBD。在红点消失后，有几个电话告诉我，央视新址的“大裤衩”着火了。我一惊，心想不会是自己的“孔明灯”惹祸了吧。

　　

　　“大裤衩”从一诞生就备受争议，两个变异的塔楼从一个共同平台升起，在上部汇合，形成三维体验，突破了摩天楼常规的特征，亦挑战着世界级高层建筑难题。

　　

　　几乎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一名记者由北混入京广中心，这里是中央与北京市主要领导指挥现场救火的总部；另一名记者由东逼近正在紧急疏散的居民楼；我在电话中把床上的欧阳洪亮拽起来，安排他由西突破。

　　

　　我回到电脑前，开始收集来自现场数千名公民记者的实时报道，并将它们略加梳理反馈给一线记者。

　　

　　北路记者通过他的iPhone不断更新了来自京广中心22层指挥部的信息，其中着火建筑修正为北配楼——即“大裤衩”的北侧楼，还有大楼火势蔓延的情况、消防车的局限、人员进楼的困境等，以及指挥者神色凝重的表情和他们随时发出的指令。

　　

　　到晚上10点多，我们的记者从京广中心23层看下去，北配楼的北面和西面仍可见熊熊大火。黑烟腾起，一度遮住了天上皎洁的满月。

　　

　　东路记者向我直播现场状况，邻近火场的居民楼全部被疏散转移至附近宾馆。由于撤离匆忙，有的居民身穿睡衣；一位中年妇女向警察要求回家拿孩子上学用的书包，未被准许。

　　

　　晚一步赶到现场的欧阳洪亮，被堵在警戒线之外。不过，他开始运用自己丰富的人脉关系，试图从央视内部找到另一个突破口。

　　

　　我将他们的采访内容合成稿子，已是零时20分。那时的着火大楼东侧，距楼顶1/4处仍有明火在燃烧，熊熊火光从窗口透出。合上电脑时，明月高照，仍有烟花爆竹声隐约传来。

　　

　　这个稿子发表在财经网，因为同城媒体相继收到禁令，反倒成了最全面的一篇文字报道。

　　

　　在2009年2月16日出版的《财经》杂志上，我们发表了长达15000余字的组合报道，7个记者参与报道。其中主稿是《追问央视新址大火》，解读中国最引人注目的高层建筑失火事件，为什么会发生在中央电视台新址。

　　

　　辅稿之一《央视新址经济账》，这篇不足2500字的报道，浓缩了一本辞海般厚的财务合订本，独家披露了新址工程的“钓鱼”过程——由50亿元到79亿元，再到着火时的120亿元。70亿元超额投资已使央视财务吃紧，火灾损失更将使其承受沉重的经济压力。

　　

　　辅稿之二《谁为灾难担责？》，由专业的法律记者撰写，对照大火发生的每一个环节，细解相关责任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而我们在主稿中已披露，几乎在大火燃起的同时，火灾问责已经开始。

　　

　　辅稿之三《烟花爆竹禁与限》，回顾整个监管政策由放任到禁止再到限制的变迁，阐述传统民俗与公共安全的矛盾始终难以调和。

　　

　　辅稿之四《消防：高楼之踵》，由专攻科技的记者主刀，痛批城市建筑高度的增加，如何顺利地将消防用水送到火点并采取系统措施控制火势，已成为最令人头痛的难题。这组报道相当于《财经》的封面级别，但它最终只作为“特别报道”呈现给读者。我们期待一个新的突破。

　　

　　

　　

　　二问央视财务

　　

　　

　　2009年3月2日，全国“两会”召开的前夕，新一期《财经》杂志又献上了一个特殊的礼物——《央视新址大火余波未了》。

　　

　　这是一条影响至深的新闻，重点是对《央视新址经济账》的延伸调查。它在一定程序上推动了中央电视台台长人选的变动。

　　

　　应当承认，此前发表的《追问央视新址大火》组稿，为《财经》赢得了很好的声誉，欧阳洪亮亦由此获得了一些内部人士的信任，由此打开了一扇外人难以企及的暗室旁门。

　　

　　元宵夜的烟花不仅是火灾元凶，也是经济问题调查的主要突破口。

　　

　　作为火灾罪魁的央视新址办主任徐威，喜好烟花，逢会必放。从2007年开始，央视连续三年安排在新址园区燃放烟花，其中2007年放了价值约30万元的烟花，2008年放了约50万元的烟花。而引火烧身的这次烟花号称100万元，实际价值约35万元。央视新址办多次燃放的烟花，均采购自浏阳三湘公司。进一步调查发现，央视新址办采购此批700余发烟花，全由大新恒太有限公司走账。火灾发生当晚，这个公司的董事长沙鹏被刑事拘留。而徐威是该公司的首任法定代表人。

　　

　　报道直指火灾调查牵涉至央视高层问题。其中指名提到，徐威被刑事拘留后交待了诸多问题，涉及了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央视新址法定代表人李晓明。而整个工程的运作，央视主要领导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央视新址大火余波未了》在财经网上出现不足5个小时，被令删除。此后有媒体陆续报道，当期部分未送达订户的《财经》杂志也被要求回收。

　　

　　这引起的轩然大波，在一定程序上超越了报道本身，引起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

　　

　　我们的主编打电话给有关部门，为何不能在《财经网》刊发《央视新址大火余波未了》？得到的答复是此事太敏感，兄弟单位应考虑社会影响；又问指令是谁发的？有没有文件？对方支吾；再问，答曰是临时工。

　　

　　经此一问，《央视新址大火余波未了》在十几小时后又出现在了《财经网》上。

　　

　　此后的5月16日上午，中央电视台召开处级以上人员会议，通报了关于台长的人事任免——61岁的原台长赵化勇离职。

　　

　　赵化勇本应在2008年10月按副部级到龄的规定按期退休，因央视新址工程未完成，他提出2009年10月新址竣工入驻后再退休。但一把火让他未能如愿。

　　

　　

　　

　　再问央视大火

　　

　　

　　今年春节后的一天，我从通州驾车入城，一路目睹烟花绽放。我想好了新一组报道开头：“又是农历元宵，又见烟花烂漫。”它能让人在每一个元宵或烟花燃起时，想起央视大火。

　　

　　我同时算定了新一篇报道发表的时间——新年元宵，那时正好也是全国“两会”召开的前夕。

　　

　　其实，有关央视大火的调查在2009年年底就已重启，那是在《财经》人事大动荡之后。我吸收了法治记者饶智与摄影记者刘军参与报道，他们都是刚刚加盟《财经》的新成员。分工很明确，饶智主攻司法系统，包括对徐威律师、公诉方、一审法院的采访，刘军则受命进失火大楼获得一手照片。

　　

　　我一直有个疑问，事情发生近一年，居然没有一名摄影记者想过去进楼拍照，他们的新闻冲动究竟去了哪里？

　　

　　据说刘军是最能接受新闻现场的摄影记者之一。比如矿难，他所企及的现场要强过优秀的文字调查记者。

　　

　　短暂离开《财经》的欧阳洪亮也回来了，他对这次“冒险”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根据欧阳与刘军的计划，他们将在后半夜进入央视新址，上楼渡过一个晚上与一个白天，再摸黑出来。

　　

　　第一次失败了。因为在临街的围墙背后，有一队队巡逻保安组成的人墙；突破这两道防线之后，还要爬过5层楼的护栏，方能进入大楼内侧。

　　

　　刘军认为两人一起行动不便，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他躲过欧阳独自一人进去了。在四面透风的大楼留守一夜，刘军第二天电话我们时，已冻得哆嗦不已。他颤抖的双手居然端不稳一台傻瓜相机。等到晚上出来，我们看到他拍下的照片，虽然触目惊心，却质量不佳。

　　    第三次进楼，已是春节之后的事情。刘军按同样的方式进楼，却选择在下午出来。结果被巡逻的保安现场逮住。盘问他是干嘛的，他回答是“来方便的”。但这个“来方便的”陌生人背包里，翻出了两根专业登山绳，一顶安全帽，两台相机，两只手电筒，一个睡袋……随后在派出所的几个小时里，刘军顶着压力未交代自己的工作单位。我们此后的通话甚至主要依靠固定电话，以防在杂志印刷前出现任何不测。

　　

　　欧阳洪亮与饶智的突破，也触及到核心权贵，尤其是对影子富豪关鑫的调查，这正是《再问央视大火》两大独家之处，一是大楼现场的独家照片，二是揭开一个神秘的与央视长期存在利益关联的青年富豪关鑫。

　　

　　关鑫人称“关少”，是一个神秘的、刚过而立之年的眼镜青年，他名下的首都置地有限公司与共和控股有限公司，光工商注册就足见能耐，何况能轻而易举地在北京CBD拿地，并在央视新址建设、摄像材料、广告、电视剧等多方涉足。

　　

　　有博客评论，“《财经》虽然没有明说，却把关少、一个应与权力体系高层人物有深刻关系的京城少爷的形象与特征，基本刻画了出来。我更好奇的是，关少到底是哪个家族之后？关少是谁家的关少？”

　　

　　我显然清楚关少是谁，而且也知道这个报道出来的意味。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缺乏制衡的权力与缺乏规则的市场联姻，生产出形形色色的怪胎。这正如《财经网》的读者所言，不过大多数怪胎都藏身于胡同之中，一般不引人注目。有的怪胎却置身于闹市的橱窗之中尽情展示，逢年过节还要来个花车游行。

　　

　　若非元宵那把火，谁会洞悉那个怪胎的可憎面貌？

　　

　　实际上，在2009年4月，编辑部已与关少有过一次长谈，他在自圆其说的过程中，不断暗示自己庞杂高深的人脉关系。编辑部最终拿下了相关报道。

　　

　　对我们四名主创人员而言，或许无知，所以无畏。但于《再问央视大火》的技术层面上，我们的认真与细致已坚不可摧。它的真实性与得悉真相的公众，是我们的护身符。

　　

　　《财经》这个封面的最终定稿与出版日期，只有4个副主编以上的人员知道，当时还准备了另一个封面以掩耳目。直到蹲在印刷厂的同事电话通知我，稿子印出来了。那一刻，我的心才真正放下来。

　　

　　当然，我从不指望某个报道能挑落一名高官或革新一个制度。事实上，在央视大火的漫长问责中，那个卸任的台长事后每月仅减少70多块退休工资，他仍然以副部级的身份谈笑全国“两会”。如此低代价的问责，何以阻止怪胎的丛生？

　　

　　

　　此文原载2010年4月27日《南方传媒研究》，此报道主创团队做客中国人民大学演讲实录如下：

　　http://multimedia.caijing.com.cn/2010-04-30/110428420.html

　　

　　http://multimedia.caijing.com.cn/2010-04-30/110428419.html

　　

　　http://multimedia.caijing.com.cn/2010-04-12/110415123.html